1959年入夏的一個午后，北京東四牌樓里的中國作協(xié)小會議室悶熱異常。來自各地的創(chuàng)作者交換著筆記，談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四個字。年近四十的古建滋舉著茶缸說：“報紙上那個‘窮棒子社’，我要親自去看看。”這一句話，注定把他和河北遵化的王國藩拉到了一起。

火車駛進唐山站時已近黃昏。古建滋拎著一個舊藤箱，轉(zhuǎn)乘卡車顛簸四十多里，才在西鋪村的土路盡頭看到一群赤腳少年追著牛車起哄——這里正是曾被寫進《人民日報》的“窮棒子社”大本營。村口的杏樹下，王國藩迎了出來，腰桿挺得筆直，半舊中山裝洗得發(fā)白，語速急，嗓門大，“歡迎首都來的同志！”這一幕讓作家想到蘇聯(lián)小說中的達維多夫：農(nóng)民出身，卻帶著改革田野的雄心。

王國藩的人生不是一帆風順。1919年，他出生在早已家道中落的縉紳后人之家。七歲喪父，母親靠紡線度日，他則四處販糧。1941年，日軍鐵蹄踏入燕山腳下的西鋪，他被迫做了“村公所辦事員”。表面上聽命于侵略者，暗地里給八路軍傳送情報，因而在二十二歲那年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墒旰?，土改風暴把他劃作“沒落地主”，批判、游斗，口袋比兒時還空。

1952年春天，老戰(zhàn)友趙涌興以區(qū)委副書記的身份回鄉(xiāng)調(diào)查，對昔日難兄難弟的處境大為不忍，四處說情，終于讓縣里撤銷錯劃。身分洗清后，王國藩跑去河北饒陽縣，聽耿長鎖講合作化經(jīng)驗。那趟學習，讓他信了“窮人抱團，能闖出一條生路”?；卮寰桶ぜ野糇龉ぷ鳎瑴惲硕龖糌氜r(nóng)，外人搖頭譏笑：“窮棒子湊一塊兒，還能翻天？”

春耕在即，卻不見牛馬。王國藩盯上了北嶺那片荒山。風沙里，他帶人砍荊條、扛柴棍，拉到鎮(zhèn)上換錢，兩萬多斤木料賣出三百多元。有社員提議立刻分紅，他揮手否掉：“錢撒了，明年還是光棍。先買牲口、買種子。”想法簡單，卻擊中了貧困的要害。隨后一整年，推車挑糞、修堤筑渠、翻地治堿，社員們把勞力與希望一起投進去。1954年糧食總產(chǎn)翻番，秋后分紅時，許多農(nóng)家頭一回用上白面。

名聲就此傳開。1955年全國農(nóng)代會上，王國藩戴上大紅花，北京廣播電臺連報三次，毛主席在人大會議間隙談及他那句“這就是中國的形象”。對一個從小窮怕的人來說，掌聲像甘霖，又像烈酒。從生產(chǎn)隊長到公社副主任，再到全國勞模，他一口氣跨過原本想都不敢想的臺階。

然而，1961年春荒最緊的時節(jié)，矛盾冒頭了。西鋪村招待所淘汰了幾根木梁，賬面估價極低。王國藩與三名駐村軍政干部湊錢購下，加工成四副棺材板轉(zhuǎn)手賣給鎮(zhèn)上殯葬鋪，凈得二百一十元，“四個人平分，每人五十一塊多”。在那個月配糧驟減、白薯葉都成主食的年月，這點錢已夠一家人吃大半年。王國藩收了補助也沒聲張，村民暗地里嘀咕起來。

古建滋恰在這時完成了前期采訪。幾個月的同吃同住，讓他既佩服王的魄力，又留意到“私底下的小心思”。1962年初，他返回北京，心里琢磨：寫還是不寫？咖啡館里，他對同事低聲說：“我若裝作沒看到，良心過不去。”隨后，他寫了份情況反映，遞到了文化部一位朋友手里。

材料一路北上，先到唐山地委，再送華北局。王國藩被叫去談話。“你說我貪污？就那五十塊？”他先是辯解，后又垂頭，“我糊涂，給組織抹黑了?！闭{(diào)查組認定：此事屬多吃多占，金額未超百元定額，性質(zhì)未及貪污?？扇珖鴦谀Ｒ馕吨痉缎胚^也不行。時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拍板：“同志式幫助，他得寫檢查，退錢，降級，脫產(chǎn)參加勞動?！蔽募S即下發(fā)，王國藩從光環(huán)走向田埂。

有人惋惜，說五十元毀了一個明星。也有人拍手稱快，覺得把勞模捧上天又放下來，能警醒后來者。更為人稱道的，是那份“和風細雨”：王國藩沒被剝奪政治生命，只降為普通干部，繼續(xù)在地里拉著老黃牛。他在后來一次縣里匯報會上坦言：“勞動最踏實，鐮刀割草，不像掌聲聽著虛。”現(xiàn)場靜極了，只有風吹麥浪的聲音透進會場。

古建滋再回西鋪，已是1964年。王國藩曬得更黑，開口第一句：“寫我失敗的地方吧，讓年輕人少走彎路?！蹦峭恚蜔魮u曳，作家掏出速寫本記錄。稿子發(fā)出后，不再只是頌歌，也有波折與警示。有人讀到王國藩退還那五十元的情節(jié)，搖頭笑他吝嗇；還有人說，跌一跤不算完，能站起來再走才算硬漢。

王國藩后來一直在西鋪，直到1988年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老屋墻上，那張褪色的勞模獎狀依舊掛著，旁邊釘著他當年寫給社員的檢討：“我等是窮人出身，更該珍惜集體一分一厘。” 行走到今天的西鋪村，很多舊宅已翻修成平頂小樓，新一代社員或務工或經(jīng)商，談起王國藩，眼里仍帶幾分敬意，也不諱言他“有時候能糊涂”。傳奇與瑕疵，被一起寫進了鄉(xiāng)梓的口碑里。

人性的光與影從未隔絕。那張五十多元的收據(jù)，如今躺在縣檔案館的牛皮紙袋中，墨跡已淡，卻提醒后人：勞模不是圣人，制度也需常拂塵埃；而當年的一紙檢討，也許更能證明那個年代對“榜樣”二字的執(zhí)著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