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個讀書人的大家庭里，父叔常年謀食四方，家中事無巨細都由祖父主持。祖父來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從師于晚清國學大師俞樾。20世紀初留學日本弘文書院學習教育。在日本期間，曾在同盟會主辦的橫濱中華學校任教務長。回國后經(jīng)蔡元培介紹加盟光復會，在家鄉(xiāng)從事新式教育的勸學工作。辛亥以后，他敝屣榮華，依然在教育部門和各類學校任職。他一生潛研學術(shù)，寄情詩詞，筆耕不輟。所著有《漢文典》(有清光緒商務印書館刊印本、1993年有南開大學出版社注釋本)、《匏園詩集》、《蕭山縣志稿》(以上二書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學史》和《易經(jīng)通論》等多種。我七歲以前，一直隨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備受寵愛。但祖父對我的教育卻很認真，非常嚴格地對我進行傳統(tǒng)文化的蒙學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順序去讀，去背誦，還為我講解《幼學瓊林》和《龍文鞭影》等蒙學書，為我一生從事學術(shù)活動奠定了入門基礎。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我七歲那年，因父親供職天津，即隨母北上。我依依不舍地離開了祖父，以后雖然再未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仍然不時寫信來，指導我讀書和修改我的習作，直到他高年辭世為止。

我從小學到大學遇到過不少良師，他們都從各個方面給我日后的學術(shù)道路以重要的影響。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我先在南京新菜市小學讀高小時，級任老師張引才是一位刻苦自學、博覽史籍的好老師，他常和學生一起，講述有益于學生的歷史故事。這些知識的灌輸，無形中奠定我日后攻讀歷史的根基。后來我到天津一所中學讀書，有一位年輕的國文老師謝國捷，曾在輔仁大學專攻哲學，是史學家謝國楨的六弟。安陽謝氏，家富藏書。謝老師又很慷慨倜儻，師生間十分契洽，因此我得以借讀謝氏藏書。謝老師還常和我談些治學方法和經(jīng)驗，鼓勵我寫文章。我的第一篇史學論文《漢唐改元釋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時。此文后來在陳垣老師的直接指導下，經(jīng)過多次修改，終于成為我的大學畢業(yè)論文。

40年代初，我就讀于北平輔仁大學，有幸親受業(yè)于陳垣、俞嘉錫、張星烺、朱師轍、柴德賡和啟功、趙光賢諸先生之門，他們都為我日后走上學術(shù)道路耗費心血，特別是他們謹嚴縝密、求實求真的學風，成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上屹Y質(zhì)駑鈍，雖全力以赴，至今未能達到師輩的標準，而深感有負師教。當時正處于日寇侵華的淪陷區(qū)，老師們堅貞自守的愛國情操，更是一種無言的身教。

我大學畢業(yè)時，正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人們的心情都很興奮，以為可以報效國家，有所作為。孰知事與愿違，政府的腐敗令人大失所望，我無可逃避地像許多人一樣，走上一條畢業(yè)即失業(yè)的道路，雖然經(jīng)過親友的幫助，曾在一家公司謀得一個小職員的工作，但為時不久，公司倒閉。又賦閑了一段時間，才經(jīng)讀中學時一位老師的介紹，到一所教會中學去教書。當時，解放戰(zhàn)爭已臨近全面勝利的邊緣，天津的解放指日可待，我也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一些革命理論和思想的灌輸，熱切地期望著新生活的來臨。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給我?guī)砹藦奈从羞^的欣悅。在革命洪流的沖擊下，我積極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不久，經(jīng)民青駐校領(lǐng)導人的動員，我和另一位同事張公骕被保送到華北大學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訓。于是，脫去長袍，穿上用紫花(據(jù)說是一種植物)煮染過的粗布所縫制的灰制服；不惜拋去優(yōu)厚的工薪制，而去吃小米，享受大灶供給制。一股唐吉訶德的革命熱情產(chǎn)生著革命的沖動。為了和舊思想、舊習俗等等舊的一切割斷，做個新人，我們又學習那些先行者改名換姓的革命行動，偷偷地商量改名問題。張兄想今后要在革命大道上奔騰，就利用名字中骕字的馬旁，改名馬奔。我則用名字的最后一字“夏”與“禹”相連而改姓禹，又大膽地以列寧自期，取名一寧，暗含著彼一寧也，我一寧也，也許有一股將相寧有種乎的傲氣。張兄一直沿用馬奔這個革命名字，我則幸虧以后又恢復了原姓名，否則文化大革命中這將是一條大罪狀——居然敢以列寧自期。政治培訓期滿后，張兄南下到河南，我則被留在華北大學的歷史研究室，師從范文瀾教授，做中國近代史研究生。從此我就從古代史方向轉(zhuǎn)到近代史方向，并在范老和榮孟源先生指導下寫出第一篇學習新觀點的文章——“太平天國底商業(yè)政策”，作為太平軍起義百年的紀念。

當時歷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從整理北洋軍閥檔案入手。這批檔案是入城后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和某些單位移送過來的藏檔，沒有做過任何清理和分類。這批檔案有百余麻袋，雜亂無章，幾乎無從下手，每次從庫房運來幾袋就往地下一倒，塵土飛揚，嗆人幾近窒息。當時條件很差，每人只發(fā)一身舊紫花布制服。每天工作時就帶著口罩，蹲在地上，按檔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電報電稿、密報、圖片和雜類等分別打捆檢放到書架上。因為每件檔案都有臟污之物，要抖干凈就會揚起塵土，整天都在爆土揚塵中過日子，所以每天下班，不僅渾身上下都是土，就連眼鏡片上都厚厚地積了一層灰塵。同事們看著對方鼻孔下面一條黑杠，往往彼此相視而笑，但從沒有什么抱怨。在整理過程中，因為急于想闖過這個塵土飛揚的階段，工作速度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檔案和記住一些軍閥的名字外，幾乎很難停下來看看內(nèi)容，只能說這是接觸北洋軍閥檔案的開始而已，還談不上什么研究。

大約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清理麻袋中檔案的工作告一段落，為了進入正規(guī)的整理工作，研究室集中十來天讓我們讀一些有關(guān)北洋軍閥的著作。我雖是歷史專業(yè)出身，但在大學時除了讀過一本丁文江的《民國軍事近紀》外，所知甚少，就乘此閱讀了一部分有關(guān)著述。下一階段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將初步整理成捆的檔案，按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四大類分開。每個人把一捆捆檔案放在面前，認真閱讀后，在特制卡片上寫上文件名、成件時間、編號及內(nèi)容摘要，最末簽上整理者的名字，然后分類歸架。因為看得仔細，常常會發(fā)現(xiàn)一些珍貴或有趣的材料，我便隨手札錄下來。同事們在休息時和在宿舍里，彼此都能毫無保留地交談心得，既增長學識，也能引起追索的興趣，有時便在第二天去追蹤原檔，了解具體內(nèi)容。前后歷經(jīng)半年多的整檔工作，雖然比較艱苦，但卻不知不覺地把我?guī)нM了一個從未完全涉足過的學科領(lǐng)域，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成為我一生在歷史學領(lǐng)域中的中心研究課題。

1951年春，范文瀾老師應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廷璆教授之請，同意我到南開大學任教。從那時至今已整整越過半個世紀。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獻給了南開大學。我在南開大學從助教做起，歷階晉升至教授。在新的崗位上，我除了堅持科研工作外，又開始新的教學生活。我到校不久，由于吳先生奉命赴朝慰問，他承擔的中國近代史教學任務便落在我的肩上，我夜以繼日地突擊備課，居然在吳先生離校時披掛上陣，未曾想到竟然一舉成功，受到學生的歡迎。吳先生凱旋后，看我已能勝任，也就讓我教下去。從此，中國近代史就是我教學工作中的主要項目。此外我還教過中國歷史文選、中國通史、古典目錄學、歷史檔案學、鴉片戰(zhàn)爭史專題和北洋軍閥史專題等，同時我仍然堅持北洋軍閥史方面的研究，繼續(xù)搜集整理有關(guān)資料。到南開大學的第二年——1952年，我在《歷史教學》雜志上連續(xù)發(fā)表了題為“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的講課記錄，雖然還不太成熟，但從此正式進入了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程序。不久，我在榮孟源和謝國楨二先生的指派下，受命籌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的編撰工作，搜集了較多的資料，可惜由于人事變遷而中斷，雖有微憾，但卻意外地接觸了不少有關(guān)北洋軍閥的資料，為日后撰寫《北洋軍閥史略》作了必需的準備。1957年，我在榮孟源先生的推薦下，應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寫了新中國第一部力圖用新的觀點和方法系統(tǒng)論述北洋軍閥史的專著——《北洋軍閥史略》，引起了海內(nèi)外學者的注意。日本學者巖崎富久男教授曾譯此書，并增加隨文插圖，易名為《中國の軍閥》，先后由日本兩個出版社出版，成為日本學者案頭用書。六七十年代我因接受政治審查和下放農(nóng)村勞動四年，雖然正常的研究工作中輟，但我仍然悄悄地搜集資料，閱讀有關(guān)書籍。直到70年代末，我的政治歷史問題才解決，落實了政策，重新開始正常的研究工作。1983年，由于社會穩(wěn)定，文化需求與日俱增，湖北人民出版社又邀約增訂《北洋軍閥史略》，我也以能重理舊業(yè)，興奮不已。于是，出其積累，補充史料，增訂內(nèi)容，與人合作撰成《北洋軍閥史稿》。90年代前后，有關(guān)資料較多出現(xiàn)，于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請下，與我的學生們共同編纂了有300余萬字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從而接觸了大量資料，開拓了視野，豐富了知識，終于和幾位多年合作的學生，在世紀末完成了百余萬字的《北洋軍閥史》。這部著作不僅得到學術(shù)界同行們的認同和肯定，還榮獲教育部頒發(fā)的“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我自認為在這一領(lǐng)域中已完成自己應盡的職責。我也樂觀地自信在這一領(lǐng)域內(nèi)，至少在一段時間內(nèi)不會重出同一題材的著述。此外，我還在中國近代史領(lǐng)域中的其他方面進行學術(shù)研究工作，撰寫了一定數(shù)量的論文，后來大部分編入《中國近代史述叢》和《結(jié)網(wǎng)錄》兩本書中。

60年代前后，編修新方志的推動者梁寒冰先生，多次動員我參與其事，我一則被寒冰先生的盛情所感，再則我的祖父曾在極困難的條件下獨立修成一部70余萬字的《蕭山縣志稿》，我理應克承祖業(yè)，為新編地方志盡一份力。于是在寒冰先生領(lǐng)導下，開始全國修志的籌備工作，并以河北省豐潤、霸縣等地為試點，開展修志工作。正在順利推進之際，“文化大革命”的風波陡起，我和寒冰先生在不同單位都因發(fā)起修志而被扣上“舉逸民”的罪狀，并從我家中抄走有關(guān)修志的文件和資料，作為罪證。但我們的修志志向并未因此而稍減，我還在被批斗之余和被監(jiān)管的日子里，讀了一些方志學的著作。70年代末，災難的十年終于過去，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撥亂反正，百業(yè)俱興。我和寒冰先生亦以極大的熱情重新發(fā)動全國性的修志工作，我承擔了初期培訓和組織修志隊伍的工作。1983年春，在華北、西北、中南、東南四個大區(qū)同時舉辦了四個培訓班，講授修志基本知識，并在講課的基礎上，由我主持編寫了第一本修志教材——《方志學概論》。與此同時，我也對方志學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寫出了一些論文，并應邀到一些地方去演講。1991年9月，我應日本獨協(xié)大學之邀赴日，與該校齊藤博教授合作進行日本文部省科研項目《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1993年夏，我承曾供職過的南開大學出版社的盛情，出版了《志域探步》，作為我七十歲的紀念。不久，我又應臺灣商務印書館之約，對《志域探步》作了全面增補和修訂，撰成《中國地方志》一書，成為我在方志學領(lǐng)域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命運往往撥弄人，十年動亂終于走到了盡頭，一切又歸于平靜、正常。我也從60年代以來那種百無是處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問題結(jié)論了，政策落實了，我的聰明才智似乎又被重新發(fā)現(xiàn)，有了新的價值。80年代前后，當我臨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已在準備退休，而我卻方被起用，迎來了一生中唯一的“輝煌”瞬間。我在一兩年內(nèi)先后榮獲了校務委員、校圖書館館長、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系系主任、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等諸多頭銜，校墻外面的虛銜，也如落英繽紛般地灑落到頭上來。但歷盡坎坷的我始終保持清醒狀態(tài)，視這些“榮華”如過眼煙云。一方面，兢兢業(yè)業(yè)做好各項本職工作，力求改進，以無負委托；另一方面，堅持不懈地立足于學術(shù)研究工作的基本點上。于是，我結(jié)合新的事業(yè)，又轉(zhuǎn)向于圖書文獻學領(lǐng)域的研究。在這公務十分繁忙的十多年中，我主持和參與編寫了《中國古代圖書事業(yè)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yè)史》、《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簡明辭典》和撰著了若干專門性論文，開辟了我學術(shù)研究工作的第三個領(lǐng)域。1993年10月，我應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李華偉博士之邀擔任該館顧問，負責該館海外華人文獻研究中心資料征集工作。2002年春，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xié)會根據(jù)該會每年從世界華人圖書館從業(yè)人員中，經(jīng)考察其工作業(yè)績與學術(shù)成就而提名評選一人授予“杰出貢獻獎”的規(guī)定。我以對中國高校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和國際交流工作中的成績以及優(yōu)異的學術(shù)成果而被授予2002年度“杰出貢獻獎”，為我國獲此殊榮的第二人(十年前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莊守經(jīng)教授首次獲此獎項)。

綜觀自己的大半生，都是在筆耕舌耘的生活中度過。我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撰寫文章，并在報刊上發(fā)表。最近從舊報上發(fā)現(xiàn)好幾篇中學時代寫的文章，如《詩經(jīng)的刪詩問題》、《桐城派的義法》、《清末的譴責小說》和《邃古樓讀書筆記》等，還寫過一些隨筆散文。這種筆墨生涯一直延續(xù)六十年而不輟，撰寫了多種學術(shù)著作，代表了我致力學術(shù)研究的三個方向。歷史學方面主要有：《林則徐年譜新編》、《北洋軍閥史》、《中國近代史述叢》和《結(jié)網(wǎng)錄》等，方志學方面有：《志域探步》、《中國地方志》和《中國地方志綜覽》等，圖書文獻學方面有：《中國古代圖書事業(yè)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yè)史》、《古典目錄學》、《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和《古籍整理散論》等。這些著述中有些曾遭遇過不幸的厄運。如我因為要使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內(nèi)容有點新意，就努力開發(fā)新史源。曾集中精力，歷時十年，本著專攻一經(jīng)的精神，讀了八百多種近三百年的人物年譜，每讀一書，輒寫一提要，積稿達五十余萬字，又經(jīng)修改成定稿十冊，不幸于“文革”時被抄走，發(fā)還時僅余二冊，幸草稿和部分資料尚在，乃于70年代下放務農(nóng)之暇，重加整理，再一次寫成定稿，題名為《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共56萬字，于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以十年時間讀一種史料，終于對近三百年的人物、史事輪廓獲得了大體了解，這或許也是一種不幸中的大幸，因為在頗為惡劣的氛圍中，只有專攻一經(jīng)才能修復不平的心境，并完整地掌握某一學術(shù)領(lǐng)域的基本內(nèi)容。也許這是我在無奈中摸索到的一條治學門徑。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前一世紀的最后十幾年里，我漸漸感到我自己的社會職責尚有所虧欠。我雖然在教學與科研工作上盡了一份力，但那個圈子很狹窄，忽略了更廣大的民眾對文化的需求。我沒有盡到把知識回歸民眾的責任，于心有愧。于是不顧圈子里朋友們的“不要不務正業(yè)”的勸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隨筆形式把知識化艱深為平易，還給民眾，向民眾談論與之所共有的人生體驗來融入民眾，同時我也想用另一種文字風貌隨手寫點遣興抒情之作，給新知舊雨一種求新的感覺。寫來寫去，積稿日多，在90年代竟然連續(xù)出版了《冷眼熱心》、《路與書》、《依然集》、《邃谷談往》、《楓林唱晚》、《一葦爭流》和《來新夏書話》等七種小集。而在新世紀之初我又結(jié)集出版了《且去填詞》、《出櫪集》、《只眼看人》和《學不厭集》等四種，我的一位早期學生戲稱我是“衰年變法”，我亦甘愿受之而不辭。

當我日益靠近八十歲的時候，我的早期學生們倡議編撰我的全集，作為八十歲的紀念。我感謝他們的不忘師生舊情，但亦有兩點個人想法。一是只能出選集不能出全集，因為世上沒有絕對的“全”，“全集”只能說大致已全，否則就無所謂“佚文”、“補編”等等。如果說“全”，那就必然細大不捐，良窳并存，一個人一生所作得意成功之作應是小部分，而更多的是敗筆或尚欠完善，以往已損耗了他人的精力，那么在重新審視編訂時，就應盡力選取自己的代表作和有用于人的作品來補過。再則，“全集”意味著到此為止，而我則筆意尚濃，無意封筆，所以以出選集為好。二是選集不能假手于他人，而必須自選。因為陳垣老師早年間曾說過：“要出個人集子，最好自選。”他老人家認為自己對自己的文字最有數(shù)，自己對自己的學術(shù)思路和脈絡最清楚，自選易于去取，可以減少各篇間的重復處。于是我就在2001年初開始搜集選編，并自定了幾條選編標準，即：(1)所選必須自己認為“尚可”者；(2)所選必須是親手寫作者，主編著述不收，合作著作選入自己親手撰寫的章節(jié)；(3)盡量避免重復內(nèi)容；(4)盡量保持原發(fā)表時的文章原貌，僅改正語詞錯訛和表達不清處。于是我搜集了自1940年至2000年的六十年間所寫的近700萬字的文字，包括論文和專著，并根據(jù)我的編寫原則，從中選出了160余萬字，分編為四卷，前三卷是我所致力的學術(shù)方向，卷一是歷史學，卷二是方志學，卷三是圖書文獻學，卷四則是我晚年所寫的隨筆。編成之后，即命名曰《邃谷文錄》，由南開大學出版社于2002年6月正式出版，作為我八十初度的紀念。雖然在仔細檢讀中，仍然發(fā)現(xiàn)有個別錯訛和小有重復處，但《邃谷文錄》終究是我一生學術(shù)工作的正式記錄，也是對我的學術(shù)工作做出評價的基本依據(jù)。2002年，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得校友范曾之助，有刊印《南開史學論叢》之議，第一輯收資深教授八人，我幸登簽簿，乃就歷史學、方志學、文獻學三方面，選錄論文三十余篇，成《三學集》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40余萬字，或可備識者知我學術(shù)之簡要焉。

目前我雖然已年逾八旬，但依然在舌耕筆耘的漫長道路上走著。最近我又完成了五十余萬字的《清人筆記隨錄》一書。這是對清人所撰二百余種筆記所寫的書錄，體例一依《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清人筆記隨錄》書稿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粗具規(guī)模，不幸痛遭“文革”劫火，直至90年代，我以書稿雖亡，手腦猶在的立志，重新纂寫，終以十年之功完成定稿，使之與《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并成為我致力“為人”之學的證明，也為清史研究工作做出應有的貢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以其書有一定學術(shù)價值并可供編纂新清史的參考而列入《清史研究叢刊》，交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如果天假我年，尚有余力，我將在無怨無悔的恬靜心態(tài)下，回顧自己的一生，實話實說，寫一部圖文并茂，有二十余萬字的自述——《煙雨平生》，以明本志。

2004年4月中旬修訂于南開大學邃谷寄廬，時年八十二歲。

文章及作者信息

本文選自《南開學人自述》第一卷，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來新夏（1923年-2014年3月31日），浙江蕭山人，1946年畢業(yè)于北平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歷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校務委員、圖書館館長、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情報學系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