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唱會翻唱授權、詞作者與版權公司的權責、版權轉讓后的維權邊界這些話題之外，事件引發(fā)的輿論漣漪，更像是以單依純為錨點的，代際審美差異積蓄已久的一次爆發(fā)。

作者 | 安 濟（北京）

監(jiān)制 | 張一童（上海）

3月29日，歌手李榮浩在社交平臺發(fā)文，稱自己曾拒絕單依純的版權邀約，但單依純仍在28日深圳演唱會上「強行侵權」演唱其曲作《李白》，并四連質問單依純：「請問你用什么立場、什么權利、什么角度、什么心態(tài)演唱？」

隨后，單依純發(fā)長文道歉，解釋稱此次巡演的曲目版權審核、授權申請等工作均由主辦公司全權負責，自己演出前未進一步核實授權文件細節(jié)，之后才得知主辦方實際并未簽署《李白》的表演授權?！傅胰孕铻樽陨怼何从H自核查授權文件』的監(jiān)督疏忽負責?！?/p>

她表示將停止《李白》所有演出，刪除相關宣傳物料，并「個人承擔全額版權使用費及相應賠償」，強調「錯誤全在我，與任何人無關」。對此，李榮浩的態(tài)度是：「我不需要，我要是想要錢，我從開始就會授權給你」。

一場以道歉和諒解收尾的公開維權風波，看似結束了，但輿論場上的討論遠未平息，而翻涌出更多漣漪。有網友曬出單依純演唱會歌單，指出其中包含多首包含歌曲，其翻唱范曉萱《好想談戀愛》的舞臺被發(fā)布在社交媒體，曲風和演出呈現引發(fā)爭議。

在《歌手2025》一戰(zhàn)成名，唱功之外，「領先」的精神狀態(tài)，和與之匹配的音樂表達引發(fā)年輕聽眾的追逐，單依純展現出新一代流行音樂偶像的潛力。

基于音綜和短視頻的造星之路快速，但也有著天然隱患，單依純展現出了特質，卻還沒有足夠多的積累，當她的音樂表達基于經典歌曲改編傳達，本可以在圈層的溫床里安然成長的年輕偶像，很難不被大眾所審視。

一場多方參與的版權「混戰(zhàn)」

從當事人李榮浩和單依純的公開發(fā)言來看，事件脈絡非常清晰：單依純團隊確實在演出前向版權方申請了授權，被明確拒絕，但主辦方操作失誤導致授權未簽署，單依純本人未親自核查，最終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演唱了《李白》，構成侵權事實。

但在事件發(fā)酵的輿論場上，還出現了另外一些「維權」聲音。

歌手吳向飛連發(fā)兩條微博質問李榮浩：「李榮浩曾公開演唱我寫的《路一直都在》，沒向我取得授權，也沒有向我支付任何使用費。李榮浩是不是也應該向我道個歉？」龐麥郎則轉發(fā)李榮浩維權微博并艾特華晨宇，重提《我的滑板鞋》版權糾紛舊事。

這些「趁熱打鐵」的維權聲音，看似都是「版權」，實則界定并不相同。厘清這些事件，需要拆解音樂版權運作中三個不同的主體：著作權協會、版權公司、以及演唱會主辦方。

先說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以音著協為代表，主要受托管理詞曲作品的公開表演權、廣播權等，提供集中授權、收費轉付與維權服務，但其自身不擁有版權，最終能否授權，取決于詞曲權利人（版權方）的意愿。在單依純事件中，她的團隊確實向音著協發(fā)函申請了《李白》的授權，但李榮浩作為著作權人有權拒絕——根據著作權法第24條、第40條，商業(yè)性演出不屬于法定許可情形，必須獲得著作權人個別授權。李榮浩方通過郵件明確拒絕后，音著協自然無法發(fā)放授權。

再說版權公司，除了詞曲作者的著作權，音樂還涉及錄音版權和商業(yè)使用權，這部分通常由版權公司持有。像環(huán)球音樂這樣的版權巨頭，擁有大量音樂的商業(yè)使用權。演唱會翻唱一首歌，既需要獲得詞曲作者的授權（通過音著協），也需要獲得版權公司的授權。

最后是主辦方，在行業(yè)慣例中，不管是演唱會、音樂節(jié)還是音綜節(jié)目，具體的授權申請工作是由主辦方來完成的，藝人團隊通常不直接操作。不同演出場景的授權邏輯截然不同，這也是輿論容易混淆的關鍵。個人演唱會屬于高票房商業(yè)演出，權利管控更嚴格，需權利人單獨許可；音樂節(jié)多為批量打包授權，流程更簡化；綜藝節(jié)目的版權則由平臺方統一對接處理。

這也是為什么單依純在《歌手》節(jié)目里可以翻唱《李白》，是因為當時節(jié)目組申請并獲得了授權，而演唱會再翻唱這首歌，如單依純在道歉中強調的「曲目版權審核、授權申請等工作均由主辦公司全權負責」，只不過，這次未獲得授權的結果，她本人也對「未親自核查授權文件」負有監(jiān)督責任。

明確不同的主體后，就不難理解吳向飛的維權爭議了。

作為《路一直都在》的作詞人，聲稱李榮浩曾公開演唱這首歌未獲授權，但網友也扒出兩個信息：第一是，李榮浩演唱這首歌是在是在?2013年陳坤「行走的力量」公益音樂分享會上?，該演出被描述為?純公益性質，無門票收入、無商業(yè)贊助、表演者無報酬?，認為??此類符合《著作權法》中「免費表演」定義的演出可能適用合理使用條款；

第二，即使需要不符合「免費表演」定義，當年李榮浩演唱這首歌的時候，版權在環(huán)球音樂，在音樂行業(yè)的授權鏈條中，當一首歌的詞曲作者將版權交由版權公司代理后，使用方只需向版權公司申請授權即可，無需再單獨聯系詞曲作者個人。也就是說，如果吳向飛當時果已將版權委托給版權公司管理，那李榮浩需要獲得的是環(huán)球的授權，而非他個人。

龐麥郎與華晨宇的糾紛則更為典型。2019年，龐麥郎曾質疑華晨宇改編演唱《我的滑板鞋》未獲商業(yè)演出授權。但華晨宇工作室隨即發(fā)布聲明，指出龐麥郎早在2013-2014年已將歌曲全部著作權獨家轉讓給北京華數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華晨宇的改編及商演行為均獲得了版權方（華數傳媒）的合法有效授權。

這里涉及的是「改編權」的授權問題。當一首歌的版權已經獨家轉讓給某家版權公司后，詞曲作者本人就不再擁有授權權限。任何第三方想要改編這首歌，只需要向持有版權的公司申請即可。龐麥郎的「維權」，實質上是忽略了自己已經將版權轉讓的事實——這與李榮浩作為版權方有權拒絕授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形。

所以，大家聊的看似都是「版權」，實則在各說各的：有人討論的是演唱會翻唱的授權流程（李榮浩與單依純），有人討論的是詞作者個人與版權公司的權責劃分（吳向飛與李榮浩），還有人討論的是版權轉讓后原作者的維權邊界（龐麥郎與華晨宇）。

各方所處的位置完全不同，只是在李榮浩與單依純的事件里，被籠統地打包進一個「版權」話題里，制造了一場混亂的輿論戰(zhàn)。

年輕的流行偶像與代際審美的正面碰撞

圍繞《李白》的版權糾紛以單依純一方承認侵權并道歉結束，但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次版權糾紛，輿論場并沒有因為事情的階段性結果結束，反而展現出華語音樂聽眾在審美代際上的更多張力。

與同代，以至于很多前輩歌手相比，單依純的獨特性在于她音樂人格和真實性格的高度統一，這種統一性讓她展現出新一代流行音樂偶像的可能性。她身上的先鋒性與時代感毋庸置疑，也的確為華語樂壇注入了新的活力。

《歌手2025》舞臺上，她將《李白》改成「游戲戰(zhàn)歌」，唱出「區(qū)區(qū)三萬天，如何呢，又能怎」的個性宣言，歌詞中「如何呢，又能怎」成為風靡全網的流行語，這是單依純特質，是這一代年輕人集體心態(tài)的投射——不拘泥傳統框架，強調自我感受優(yōu)先。

與唱功上受到的普遍認可形成鮮明對比，單依純的音樂表達有著極強的圈層屬性，吸引核心受眾追隨的同時，也伴隨爭議。

她翻唱范曉萱《好想談戀愛》時，舞臺表現像情緒失控般「瘋癲」，被粉絲稱為「內娛活人感」，卻被另一部分聽眾批評為難聽；她的個人專輯《純妹妹》在旋律、編曲、視覺上高度完整，精準貼合當下年輕人審美，但也被一些人吐槽歌詞沒營養(yǎng)，MV畫風抽象。

但作為新人，單依純還處在流行音樂偶像成長的初級階段：更像一個「專業(yè)表演者」，依靠翻唱與團隊制作完成藝術輸出。無論是走紅的《永不失聯的愛》，還是演唱會歌單中近四分之一的翻唱曲目（蔡依林的《舞娘》、林憶蓮的《纖維》、王菲的《天空》等），都印證了她對成熟作品的高度依賴。此次版權事件后，單依純著作權注冊為零也登上熱搜話題。

經典歌曲翻唱打破了圈層壁壘，為審美論戰(zhàn)提供了舞臺。而爭議的爆發(fā)場景，個人商業(yè)演唱會本身就具有特殊意義。音樂綜藝的舞臺容錯率更高，改編空間更大，節(jié)目方統一完成版權授權，歌手只需專注表演；而個人售票演唱會是商業(yè)化程度最高、對藝術完整性要求最嚴格的場景，既是歌手實力的試金石，也是其整體演唱風格與舞臺駕馭能力最主要的考驗場。在這種情境下，單依純處境的微妙之處便暴露在公眾視野里：擁有強烈的個人風格與舞臺表達欲，卻尚未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原創(chuàng)作品體系。

這也并非單依純個人導致的問題，當下的音樂市場幾乎完全依靠綜藝和短視頻。兩者都建立在流量語境下，「老歌新唱」往往比原創(chuàng)作品更易破圈、更受歡迎——熟悉旋律自帶情感共鳴，新編版本又具新鮮感；對歌手而言，翻唱成熟作品既能快速建立大眾連接，也能降低舞臺風險。單依純選擇翻唱大量經典曲目，本質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從傳播效果來看，也確實好過她自己的原創(chuàng)曲目。

支持李榮浩與維護單依純的聲音涇渭分明，在對侵權行為的評判之外，也有著不同審美群體的立場站隊。侵權風波終會平息，但年輕流行音樂偶像的自我建設之路，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