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重溫經典劇目《貞觀之治》時，有一個片段是這樣的：李世民問群臣，漢武帝花了幾十年時間，花光了祖輩們留下的遺產，最終也沒能滅了匈奴。而自己僅僅花幾年時間，就能滅亡東突厥和高昌，那功勞應該比漢武帝還要高。

作為強漢和盛唐的典型代表，漢武帝劉徹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可以稱得上是千古一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占據著濃墨重彩的分量。今天我們就從軍事這一點出發(fā)，談談到底誰的功勞更高。

漢武帝面對的是匈奴——一個讓漢朝忍辱負重七十年的對手。從高祖白登之圍到呂后受辱，漢朝歷代皇帝只能和親納貢；李世民面對的是突厥——趁著中原皇權更迭，突厥鐵騎曾兵臨渭水，逼得李世民殺馬盟誓，傾府庫以求退兵。

兩人都經歷過“忍辱負重”。但他們的選擇，卻也讓帝國走上了不同的路。 漢武帝的選擇是：打到底，打服，打殘，打到匈奴再也不能構成威脅，從根本上解決外患問題。

從元光二年（前133年）馬邑之謀開始，漢武帝對匈奴連續(xù)用兵四十四年。河南之戰(zhàn)收復河套，河西之戰(zhàn)奪取河西走廊，漠北之戰(zhàn)搗毀王庭。更重要的是——每打下一地，他就設郡縣、置官吏、屯田戍守。

河西走廊上，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拔地而起；河套平原上，朔方郡成了鎮(zhèn)守北境的強有力據點，在東北、南方和西南開拓出來的疆土全部設置郡縣管理。漢朝的法律、文字、度量衡隨之扎根，以上這些從此成為中華文明的版圖。

李世民的選擇則是：打完就算。李靖神兵天降滅東突厥后，作為皇帝的李世民面臨一個選擇：是把突厥故地納入直接管轄，還是維持現(xiàn)狀？他選擇了后者。

他將十余萬突厥降戶安置在長城沿線，保留其部落結構，任命突厥貴族為都督、刺史，設置都護府進行管理。這一招省錢省力，突厥人感恩戴德，和周邊各部族共同尊李世民為“天可汗”。當時看起來，這簡直是神來之筆。

從圖上的疆域來看，唐太宗時期的領土面積已經超過漢武帝，在軍事行動上的代價也是遠遠小于漢武帝。漢武帝連年征戰(zhàn)，導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關東流民達二百萬，各地小規(guī)模起義不斷。晚年他下《輪臺詔》，深刻反省自己的窮兵黷武，也主導了帝國的政策轉變。

李世民在貞觀四年滅突厥，貞觀八年平吐谷渾，貞觀十四年取高昌，貞觀二十年破薛延陀……他領導的對外戰(zhàn)爭，幾乎都是速戰(zhàn)速決，成本極低，對民生的影響也很小，周邊部族紛紛歸附，長安城里使節(jié)如云，這也是造就貞觀之治的軍事和外交基礎。

但最大的問題是，李世民的成績只屬于他個人，對于大唐王朝來講，他的福澤并沒有庇佑后人很久。到了他兒子唐高宗時期，原先歸附的東突厥就倒戈反叛，建立了后突厥政權，北方這片土地從此不再屬于大唐。

而被李世民一向縱容的吐蕃則成了大唐中后期的心腹之患，唐吐之間的戰(zhàn)爭持續(xù)百年，除了西域和河西走廊丟了，連大唐的都城長安都被吐蕃攻破過，實在是恥辱尤甚。

反觀漢武帝，打殘的匈奴，再也沒有恢復元氣。最終南匈奴內附、北匈奴遠遁去了歐洲。他的軍事政策帶來的紅利一直到東漢末年甚至西晉時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西域都是王朝的基本盤。

李世民“馴服”的突厥，三十年后復國。他“和親”的吐蕃，百年后攻陷長安。誰的功業(yè)更經得起時間考驗？

這里面也涉及到一個問題，對于兩位杰出帝王來講：后人的智慧，是否值得相信？

李世民把突厥降戶安置在邊境，是相信后人有能力控制局面。他支持文成公主入藏，是相信后人能維持好兩國關系。

把麻煩往后推，相信后人會更聰明、更有辦法解決。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唐高宗時期，后突厥復國、吐蕃開始擴張。武則天時期，兩線作戰(zhàn)就沒撈到任何好處。唐玄宗時期，雖然穩(wěn)住了局勢，重新打出了大唐天威，但也養(yǎng)出了節(jié)度使這樣的隱患，直接導致安史之亂。

后人不但沒有更聰明，反而因為前代留下的隱患而焦頭爛額。

漢武帝恰恰相反。他不相信后人能比他做得更好?；蛘哒f，他根本不愿意把麻煩留給后人，匈奴猖獗的問題必須在他手里解決，哪怕代價是“戶口減半”。哪怕要打幾十年仗。他要做的是“絕患”，而不是“養(yǎng)患”。

這種“不相信”，看似是對后人的不信任，實則是擔當。漢武帝很明白，后人面對的局勢不一定簡單，要解決的問題也許會更多。與其把最難的題留給他們，不如就在自己手里做完。哪怕自己被罵窮兵黷武，哪怕自己晚年悔過。

唐太宗的“貞觀之治”，當然值得贊美。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他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讓百姓過上了好日子。但他更像一個高明的管理者，而不是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者。

他把該花的錢省下來，把該打的仗留到以后，用最小成本換取最大收益。在當時，這無疑是明智的選擇。但問題是：收益屬于他，成本屬于后人。

漢武帝正好相反。他把該打的仗打完了，把該花的錢花光了，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在當下。在他手里，漢朝確實元氣大傷，在他身后，漢朝卻迎來了真正的長治久安。漢宣帝時期，西域正式歸屬中央政府管轄，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稱臣納貢，當時的漢朝用最小的代價完成了治世的功業(yè)。

即使到了元帝時期，陳湯率領西域的屯田兵再加上西域各國的仆從軍就可以斬殺北匈奴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打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最強音。這種雄心和底氣，來自漢武帝。

所以論功勞，他們兩個到底誰大呢？從“開創(chuàng)性”和“解決核心矛盾”來看，漢武帝的功勞更顯“硬核”。他面對的是匈奴這個讓漢朝頭疼了近百年的致命威脅，他解決的，是生存和安全問題。

從“治理水平”來看，唐太宗是完美的“模范生”。他不僅打仗厲害，更難得的是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讓百姓安居樂業(yè)。他開創(chuàng)的“貞觀之治”成為了后世治國理政的標桿。他解決的，是發(fā)展和民心問題。

漢武帝立下了“規(guī)矩”和“疆土”，唐太宗則展示了“盛世”應該有的樣子。說誰功勞大這其實很難有一個定論，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認為的評判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