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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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古、今，鑄就國家的地名事業(yè)，關聯(lián)自然、人文諸多學科，而直接關系地名的形成與使用、堪稱地名工作“左膀右臂”的有兩門：一是語言文字，一是歷史地理。其中，語言文字的作用更大些，因為地名只有口頭、書面兩種表達方式，不是用語言把地名說出來（口頭方式），就是用文字把地名寫出來（書面方式）。試想，離開語言文字，還會有地名的產(chǎn)生、應用與延續(xù)嗎？投身國家地名事業(yè)40余年的經(jīng)歷，讓我逐漸懂得并深信這一點。

走進持續(xù)推動全球“地名標準化”的聯(lián)合國總部

上世紀的1973年2月，聯(lián)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來函，邀請已恢復在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lián)合國地名專家組會議。由于我國正處于非常時期，對于尚無專業(yè)機構的地名業(yè)務準備不及，周恩來總理主持的中央政府決定：“盡快著手組織一個專門班子，負責搜集有關資料，進行研究工作，并盡速出版漢語拼音版的中國地圖，以便為今后參加地名專家會議及第三屆聯(lián)合國地名會議做好準備?！彪S之，恢復已被撤銷的國家測繪總局，承擔國務院原內(nèi)務部的地名管理職能（1988年劃歸民政部）。1977年8月，在希臘雅典舉行的第三屆聯(lián)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聽取中國地名工作的進展報告，決議“采用漢語拼音系統(tǒng)作為漢語地名羅馬化國際標準”，使之成為率先在語言文字領域取得的中國地名工作重大成就。日后，我將當代中國地名事業(yè)的興起歸結為“外促內(nèi)”。

作為聯(lián)合國地名組織創(chuàng)立的初心與使命，實現(xiàn)全球“地名標準化”的理念隨之傳入我國，成為國家地名事業(yè)的主導思想與奮斗目標。我以為，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地名標準化”可分作兩個層次：1.對內(nèi)的“國家標準化”，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基準，規(guī)范漢語地名的字形、字音并正確表達字義，規(guī)范民族語地名的漢字譯寫或音譯轉寫。2.對外的“國際標準化”，以國家通行的《漢語拼音方案》（即漢語拼音系統(tǒng)）為基本遵循，規(guī)范中國地名的羅馬化拼寫形式；以漢語普通話和規(guī)范漢字，進行外國語地名的漢字譯寫。于是，地名的書寫、讀音、含義、拼寫、譯寫，就成為地名標準化的五項內(nèi)容，也是地名領域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的五項任務。

語言界為中國“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而不懈努力著

其實，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的當代中國，已就漢語、漢字的規(guī)范化付出了多方努力，也為隨后的地名標準化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依據(jù)。例如：1955年整理第一批異體字，以統(tǒng)一字形、減少字數(shù)；1956年推行第一次簡化字，以精煉結構、減少筆畫；1957-1962年三次審定普通話異讀詞，前后兩次包括常用地名的異讀音；1958年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也用于標注全國地名的普通話讀音；1988年制定《現(xiàn)代漢語通用字表》，也便于劃定地名生僻字及今后命名用字選取范圍；2000年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其核心“推廣普通話，推行規(guī)范漢字”成為中國地名標準化的根本準則。

我對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給予特別關注，并籌劃開展全國規(guī)模的地名用字讀音審定，始于上世紀末期參與的重大專業(yè)項目——國家民政部、解放軍總參測繪局聯(lián)合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區(qū)標準地名圖集》，它創(chuàng)造了中國地圖史上“四個第一”：第一次完全以標準全稱表示省、地、縣、鄉(xiāng)四級政區(qū)；第一次收齊全國4.8萬個鄉(xiāng)鎮(zhèn)及城市街道（辦事處）；第一次在國家地圖集分色標繪縣級政區(qū)界線；第一次將國家地圖集承載的地名數(shù)量增加到7萬條。同時，我國地名中的生僻字、異體字、自造字以及多音字問題集中凸顯，一時來不及組織專業(yè)審定，只能采取臨時造字、籠統(tǒng)按普通話讀音的權宜之計，勉強彌補計算機字庫的不足。

新時期國內(nèi)地名用字讀音規(guī)范化的“推手”

本世紀伊始，國家民政部、教育部、語委聯(lián)合開展全國地名用字讀音審定工作，我負責具體業(yè)務的籌劃與推進，主要為：1.第一期工程，確定為使用頻率高、影響較大的四級政區(qū)名稱。2.重點是地名中的生僻字、異體字、自造字和異讀音。3.程序為縣級申報、地級匯總、省級初審、國家終審。待2004年進入國家層面的專家終審階段，卻被行政主管機關出于慎重而要求“等一等”：地名方面需要等一等策劃中的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豈料它遲至2019年6月才告結束；語言文字方面需要等一等研制中的《通用規(guī)范漢字表》，好在它理解本次地名審音定字的價值，吸收了能夠認可的若干地名專用字。

原計劃在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后期進行的“審音定字”未能實現(xiàn)，我已適齡退休并淡出地名的語言文字研究，不料又被偶然機緣拉回這個充滿遺憾的戰(zhàn)壕——2015年8月26日，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系主任周文德教授，借來京出席語言界學術會議之機，托與我熟識的北京語言大學陳雙新教授牽線，如約在幽靜的紫竹院公園相見，盛情邀我?guī)椭_展該校的地名研究······我意識到：“地名學”作為大眾科學，可以附屬于各個相關學科，社會的最佳合作者就是高等院校：相關專業(yè)的基礎、豐富的圖書資料、前赴后繼的師生，經(jīng)費、用房也不難解決，只要有遠見卓識的帶頭人，我愿意為其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盡一己之力。

自發(fā)、自立、自強的“川外”地名研究新風

這年11月18日，我初次登上四川外國語大學的講壇，講座題目是《中國地名的文化真諦》，開場白為自撰的“三個想不到”：想不到，四川外國語大學不在成都而在重慶，簡稱“川外”在今天名副其實，在重慶市歸屬四川省時分明是“川內(nèi)”嘛；想不到，“外國語大學”還設有中文系，在座的女學生黑壓壓一大片，男同學反倒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想不到，中文系主任周文德老師熱衷地名研究20多年，據(jù)說他的研究生連畢業(yè)論文都在寫“地名”。2019年6月，依托中文系的“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周文德老師兼主任，我被聘為名譽主任，隨即開展一系列地名研究活動，特別是兩次組織“地名用字”專題研討會。

——第一次在2019年6月22日，與“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地名用字搜集整理、形音義研究與基礎信息平臺建設》開題一并舉行，當代語言與地名學界名人李宇明、華林甫、李藍、李運富、孟蓬生、王建富等踴躍發(fā)言；第二次在2022年6月22日即“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三周年之際，結合修訂后的《地名管理條例》學習與國家地名治理體系建設，邀西北師范大學甘肅省地名研究中心協(xié)辦，并因疫情改為線上、線下同步進行，“川外”王寅、周文德老師作主旨發(fā)言。兩次研討會得到國家與地方相關學者的熱烈響應，提交的論文各具特色、琳瑯滿目，隨之由主辦者結集出版，形成本世紀以來地名領域難得一見的“集團式”研究成果。

地名界為中國“地名標準化”而不懈努力著

顯然，越來越多的各方學者明白了這個道理：千百年文化積淀形成的地名，神奇地保留了古漢語漢字的“形、音、義”精華，是中國語言文字發(fā)展史的“活化石”與古今參照物。所以，大家或早或晚、或淺或深地關注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問題，進而在此獲得靈感以更加自由地探索廣闊、深邃的未知領域。我是由地理學“半路出家”的地名學者，現(xiàn)有的語言文字學識大多來自多年的地名工作實踐，且為“用到什么學什么”“摔倒了爬起來繼續(xù)前行”，學術素養(yǎng)既不系統(tǒng)也不豐厚，僅對“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特殊性”有些獨到見解，每遇機緣都愿與同道者分享，以求拋磚引玉并推動專業(yè)研究健康發(fā)展。

毋庸諱言，由于“地名學”尚未成為高等院校的常設學科，參與地名研究者絕大部分來自相關領域。其中的語言文字研究，當然以中文、漢語專業(yè)為主力，無論入門、深造都比其他專業(yè)來得快也容易得多。但是，就像我曾經(jīng)走過的彎路一樣，如果僅以各自專業(yè)理念的“一般性”應對地名的“特殊性”，結果往往是走偏、迷惘并且勞而無功。實踐證明，能否發(fā)現(xiàn)、掌握地名在各個方面的特殊性，是地名領域語言文字研究成敗的關鍵。這其中的道理，我國古代寓言《盲人摸象》告誡世人：看待事物要“全面”不要“片面”；又如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務必將其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拒絕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而奉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地名與語言文字部門攜手完成的地名定音案例

據(jù)我看，地名的書寫、讀音、含義、拼寫、譯寫等五個方面，與國家與社會面臨的語言文字問題如出一轍，因而前進的方向、路線、措施也應協(xié)調(diào)一致，并且隨著形勢需要、認識深化而有所創(chuàng)新。例如，地名考證需要由“詞”精準到“字”，以闡明字形、字音、字義“所以然”為最佳境界。應當認識到：半個多世紀過后，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研究與規(guī)范，依然是國家地名事業(yè)肩負的根本任務，依然是幾代人不斷探索、不斷深耕、不斷創(chuàng)新的主戰(zhàn)場，而聯(lián)合國倡導、中國跨世紀實踐的“地名標準化”也依然是我們繼續(xù)奮斗的遠大目標。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孫中山遺言）。

凝聚中國“地名標準化”初期成就的大型工具書

作者：商偉凡

來源：“地名筆談”公眾號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耿 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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