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鄭永年：中國需要2.0版“不干預主義”

當前，伊朗、加沙、俄烏三大戰(zhàn)事持續(xù)升級、相互交織，二戰(zhàn)后建立在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與和平解決爭端基礎上的國際秩序不斷動搖。

鄭永年教授在分析當前國際局勢時深刻指出，在一個規(guī)則失靈、弱肉強食的世界，中國迫切需要2.0版“不干預主義”來守護自身海外利益。

美以伊沖突已對全球能源格局、貿易航線及戰(zhàn)略伙伴關系產生深遠影響。圖源：彭博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全球舊秩序正在解體，而新秩序的確立仍遙遙無期。此刻的世界，正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tài)”，呈現出一種弱肉強食的“大魚吃小魚”格局。

從歷史經驗來看，新秩序的確立往往需要數十年時間。在“事實上G2”的格局下，中美兩國的互動對于推動新秩序的構建至關重要。

過去，中國始終堅持“不結盟”“不干預”的原則，保持戰(zhàn)略定力，避免了世界輕易滑向大國對抗，甚至世界大戰(zhàn)。如今，中國擁有廣泛的海外利益，因此，在堅持“不結盟”這一正確立場的同時，也必須反思并調整傳統(tǒng)的“不干預”主義，探索“不干預主義2.0版”。他明確指出了三種需要采取正面、積極干預的情況：

一是海外利益遭到所在國侵犯。例如，一些國家經常因政權更迭等原因，無法履行與我國簽訂的合約。

二是海外利益遭到第三國侵犯。例如，美國強硬推動收回巴拿馬運河、施壓相關條約等。

三是海外因素深刻影響中國內部利益。例如，某些國家在海外支持針對中國的分離主義勢力或恐怖主義活動。

我們必須明確，美國那種“霸權式”“強盜式”的干預方式是絕對錯誤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解放思想，不能總是刻板地強調“絕對不干預”。

所謂“積極干預”或者“不干預主義2.0版本”，中國實際上已經在一些方面付諸實踐。例如，在打擊電信犯罪方面，通過雙邊合作加快干預進程，這就是積極干預的體現。又如，我們在中亞推動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開展公開、透明的多邊合作，圍繞各國共同面臨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問題協(xié)同應對。這些做法都表明，積極干預是可行的。

鄭永年：不回到“和平邏輯”，霍爾木茲海峽“武器化”難解決

日前，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周四發(fā)表就任后的首份公開聲明，明確表示伊朗將繼續(xù)把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繼續(xù)作為“向敵人施壓的工具”。國際能源署（IEA）警告稱，當前石油供應中斷是全球石油市場有史以來遭遇的最大沖擊。國際社會亦有第四次石油危機的景象將要出現的擔憂。

鄭永年教授認為，當前霍爾木茲海峽被武器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戰(zhàn)爭邏輯占據主導地位。當伊朗面臨險惡的外部環(huán)境時，要求其保障敵方通道暢通，本就不合邏輯。

3月14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臺稱，許多受到海峽封鎖影響的國家將同美國協(xié)同行動，派遣軍艦進入該海域，維護航道安全。圖源：Getty Images

從全球能源結構來看，世界并不缺石油，中東、拉美、俄羅斯都在產油。美國本身也已成為一個能源大國?，F在的經濟結構與70年代不同，不見得會重演當年的危機場景。但霍爾木茲海峽被“武器化”的短期影響將是巨大的，其持續(xù)時間取決于戰(zhàn)爭的進程。

關于霍爾木茲海峽被“武器化”，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戰(zhàn)爭邏輯占據主導地位。就如同美國將芯片、貿易“武器化”一樣，當伊朗面臨外部險惡環(huán)境，國家遭受攻擊、領袖被斬首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下，要求其保障敵方通道暢通是說不通的。因此首要任務是停止戰(zhàn)爭，否則一切和平邏輯都無從談起。

下一步，伊朗可能會一步步、有選擇性地封鎖。在很大程度上，伊朗已經在這樣做了。伊朗目前所需要的外交策略，讓人想起近代中國的李鴻章。李鴻章曾利用列強間的矛盾互相牽制，避免中國完全淪為殖民地。伊朗應對西方，也可能利用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之間的矛盾進行周旋。

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9日在莫斯科表示，已責成俄政府評估停止向歐洲市場供應能源的可行性，并考慮將這些能源轉向更具吸引力的方向。鄭永年教授認為，俄羅斯深陷俄烏戰(zhàn)爭，此時考慮對歐洲斷供，是看到了自身的機會，某種程度上也是以這種方式支持伊朗。

從目前情況來看，可能出現幾種場景：一種是歐洲轉向依賴美國能源；另一種是歐洲國家“狗急跳墻”，加入美國一起打伊朗。因此，普京這步棋如果走不好，本意是想幫伊朗，但其背后的風險也不容低估。

鄭永年：4.5%到5%的增長目標，必須依靠高質量發(fā)展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經濟增長4.5%—5%，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此次公布的預期目標釋放明確信號：“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就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條件，以及以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fā)展等問題作出深入闡釋。

鄭永年教授指出，實現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4.5%到5%的增長目標，必須依靠高質量發(fā)展。

從國際來看，外部環(huán)境復雜交織，國際經貿格局深度調整，世界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從國內來看，轉型調整震蕩釋放，結構性矛盾凸顯，保持經濟平穩(wěn)運行的難度加大。當前，我國正處于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并進一步邁向中等發(fā)達國家的關鍵階段。國際上，對于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尤為關注。事實上，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技術進步停滯導致產業(yè)升級乏力。

他指出，二戰(zhàn)后，全球僅有極少數經濟體成功跨越，絕大多數長期陷入其中。一個經濟體要實現可持續(xù)技術進步，必須具備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強大的應用技術轉化能力和充足的金融支持。基礎科研由大學承擔，應用轉化必須由企業(yè)主導，金融資本貫穿全過程，分別對應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與金融強國戰(zhàn)略?？偨Y工業(yè)革命以來的發(fā)展經驗，關鍵在于找準問題所在，明確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服務各自存在的堵點。

理論上，這些問題已被明確，但落地仍面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逐一突破。例如，建設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現階段內部開放更為重要。以珠三角為例，9個城市之間應加強行政協(xié)同，通過行政體制改革促進要素自由流動。

在對外開放層面，鄭永年教授認為，目前宏觀層面越來越開放，但微觀層面執(zhí)行不到位。接下來，需要以“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的決心和毅力，穩(wěn)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拓展國際循環(huán)，以開放促改革、促發(fā)展。

鄭永年：AI時代，亟需“新啟蒙運動”

OpenClaw開源AI智能體近期在國內迅速走紅。與傳統(tǒng)“聊天型AI”不同，這類“AI智能體”可以直接執(zhí)行操作，如調用工具、處理文件和完成流程性任務。然而，隨著關注度不斷上升，關于AI愈發(fā)可能替代部分人類工作、進一步加劇數字鴻溝的擔憂，也在行業(yè)和日常生活中被放大，形成了普遍的“AI焦慮”。在鄭永年教授看來，面對指數級發(fā)展的技術時，人類價值的坐標亟需重新錨定。

鄭永年教授認為，對于最近引發(fā)討論的“小龍蝦”現象，我們應當保持必要的懷疑與警惕。這本身就是人類理性的重要體現。因為我們的任務，是充分利用其有利于人類福祉的一面，同時防范其可能對人類造成損害甚至毀滅性后果的一面。

首先，過去幾次工業(yè)革命與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第四次產業(yè)革命，在性質上存在根本區(qū)別。以往工業(yè)革命主要是解放勞動生產力，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機器始終是服務于人的工具。而人工智能觸及的是人的智力領域，甚至可能生成另一種形式的理性。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保持審慎態(tài)度，格外小心其發(fā)展方向及潛在影響。

因此，對“小龍蝦”等現象保持懷疑和恐懼，并追問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都是必要且正當的。這種警惕，本就是面對新技術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更關系到人類自身能力與主體性。我們不能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就放棄思考能力，甚至走向退化。

智能時代，未來的人文精神應當從何而來？在鄭永年教授看來，目前面對技術，大家往往是一哄而上。當前的熱點仍集中在AI的應用上——AI for science、AI for social science、AI for medicine、AI for everything——應用似乎無處不在，但我們常常忽視這些技術應用對我們的深層含義及其潛在影響。

因此，我們一直強調人文精神的重要性。鄭教授指出，或許我們需要一次新的啟蒙運動——類似于歐洲的第一次啟蒙運動，那次啟蒙以宗教與技術為背景，而如今，我們需要針對技術本身，重新進行深度思考。

鄭永年：相較于對外開放，內部開放尤為關鍵

3月8日，《經濟的躍遷：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新書首發(fā)式在廣州圖書館舉行。在主題演講環(huán)節(jié)，鄭永年教授系統(tǒng)闡釋了“中等技術陷阱”的核心概念、理論內涵與跨越路徑。

鄭永年教授作主題演講。

回顧工業(yè)革命以來的發(fā)展史，鄭永年教授發(fā)現，每一次重大的經濟躍遷都是一次技術革命的結果。而一個經濟體要實現可持續(xù)的技術突破，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第二，強大的應用轉化能力；第三，充足的金融支持。也就是說，科技進步“三駕馬車”理論由基礎科研、應用轉化與金融支持三方面構成。

他表示，當前正在編制的“十五五”規(guī)劃綱要草案已提出建設“教育強國”“科創(chuàng)強國”“人才強國”“金融強國”；而廣東在“十五五”規(guī)劃建議中，也已明確提出探索設立“科創(chuàng)特區(qū)”，旨在為技術突破和產業(yè)升級掃清體制機制障礙。鄭永年認為，這些都體現出“三駕馬車”理論與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契合。

關于建設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鄭永年教授強調，與對外開放相比，內部開放尤為關鍵。他指出，當前中國在區(qū)域、行業(yè)及不同所有制主體之間，仍存在行政與觀念上的雙重壁壘，例如省份、城市之間的市場分割，以及高校、國企與民企之間的資源阻隔。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要素自由流動和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的形成。

鄭永年：十副“良方”再造一個“新廣東”

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將粵港澳大灣區(qū)打造成為世界級科技創(chuàng)新策源地和世界級城市群。當前，大灣區(qū)已具備優(yōu)越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一流的營商環(huán)境、完善的產業(yè)體系和廣闊的市場空間，低空經濟、具身智能等新興產業(yè)和未來產業(yè)也在加快發(fā)展。今年又恰逢APEC“中國年”。隨著APEC系列活動在大灣區(qū)舉辦，粵港澳三地將迎來進一步匯聚國際資源的新機遇。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廣東要引領大灣區(qū)的建設。圍繞人才、科研、金融、監(jiān)管和開放等關鍵環(huán)節(jié)實現系統(tǒng)性突破。

《粵港澳大灣區(qū)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發(fā)布5年多來，大灣區(qū)經濟總量從超10萬億元上升至超14萬億元，以不到全國0.6%的國土面積，創(chuàng)造了全國1/9的經濟總量。圖源：新華社

就世界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建設而言，鄭永年教授認為，廣東的下一步改革至少可以從以下十個方面入手：

第一是重新定義“人才”。像馬斯克、黃仁勛、任正非、馬化騰、王傳福這樣能夠推動技術落地和產業(yè)升級的人，同樣應被視為重要人才。

第二，要改變科研經費投向，實行“放老抓青”。要實現真正有突破性的科技創(chuàng)新，就必須把更多資源投向青年群體。

第三，要重新定義“科研”。教育和科研評價體系必須改革，讓研究真正面向產業(yè)、面向實踐、面向國家發(fā)展需要。

第四，要提升科研工具和實驗室體系的開放性。他認為，現在很多實驗室像互不關聯的“土豆”，使用權高度“私有化”“個人化”。應推動實驗室開放共享、分工協(xié)作，實現從“多而不強”到“又多又強”的轉變。

第五，要科學理解產學研的關系?；A科研人員不應被同時要求去做轉化、做產業(yè)、籌資，否則不僅難以成功，還會導致基礎研究“應用化”，反而損害基礎科研本身的發(fā)展。

第六，要真正重視應用技術人才和職業(yè)教育體系。他指出，現在雖然口頭上強調重視技能人才，但在制度和資源配置上并未真正落實。

第七，要加快建設中國特色風投體系。近年來，國家整頓投機性金融、堅持實體經濟和制造業(yè)導向，這一方向是正確的；下一步關鍵是發(fā)展服務實體經濟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金融體系，也就是培育真正的“耐心資本”。

第八，金融資源要向中小企業(yè)和專精特新企業(yè)傾斜，也就是“抓小放大”。政府應更多支持那些可能成長為“未來企業(yè)”的中小企業(yè)。

第九，要適度放松監(jiān)管，加快技術落地。

第十，要大力推進單邊開放，提高廣東國際化水平。無論是人才開放、教育開放，還是企業(yè)制度開放、供應鏈開放，廣東都應走在前列。

在鄭教授看來，廣東要“再造一個新廣東”，必須通過十個方面的硬核改革，打通從基礎科研到應用轉化、從人才培養(yǎng)到金融支撐、從技術落地到制度開放的整套鏈條。這不僅關系到廣東能否引領大灣區(qū)建設，也關系到中國式現代化能否獲得更強勁的新動能。

鄭永年：中國對外開放戰(zhàn)略的“三個層面”

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讀懂中國”國際會議《智庫看兩會》采訪時，深度解讀了中國對外開放戰(zhàn)略的“三個層面”——包容性多邊主義、制度型開放與單邊開放，探討中國如何以更高標準的開放構建互利共贏的新格局，并以自身的新發(fā)展為世界注入確定性與新機遇。

鄭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規(guī)劃對中國至關重要，對世界同樣意義重大，因為中國將進一步推動高水平開放。從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來看，其政策框架包含三個方面，

第一個層面是我們高度重視并一再強調的“包容性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堅持開放包容。著眼應對各成員國的問題。這與美國所奉行的多邊主義不同。后者本質是排他性的，往往針對第三方。我們倡導的是包容性多邊主義，致力于解決問題，而非制造問題。

第二個層面，我們稱之為制度型開放。這意味在國際事務中，相關規(guī)則、標準，管理模式方面仍有借鑒、提升和完善的空間。

第三個層面，就是“單邊開放”。即便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對中國采取封閉態(tài)度，中國依然保持開放。當然，這種單邊開放政策總體上有利于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商品進入中國敞開大門。中國的零關稅已經惠及多國。

在鄭教授看來，未來五年的發(fā)展至關重要。不僅關系到中國現代化的推進，也關系到中國對外政策的優(yōu)化。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劉昕冉

審閱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chuàng)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chuàng)新和政策咨詢協(xié)調發(fā)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chuàng)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