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再審程序中的路徑選擇——提審與指令再審的實務分野

在民事審判監(jiān)督程序中，當生效裁判被認為可能存在錯誤時，上級法院啟動再審的兩種主要方式——提審與指令再審，構成了再審糾錯機制的核心路徑。對于再審申請人而言，理解這兩者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絕非純粹的理論辨析，而是直接關系到案件由哪一級法院審理、糾錯的可能性大小以及整個民事再審申請進程的效率與結(jié)果。實踐中，由于對二者適用標準模糊、司法政策變遷缺乏跟蹤，不少當事人乃至代理律師在策略選擇上陷入被動。本文將深入剖析再審提審與指令再審在法律規(guī)定、司法政策、實務操作及策略影響上的多維差異，旨在為律師同行及潛在客戶提供清晰的實務指引。

一、法律淵源與宏觀定位：兩種再審啟動方式的根本區(qū)別

從法律定義上看，再審提審與指令再審是上級法院行使審判監(jiān)督權的兩種不同行權方式。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其根本區(qū)別在于審理主體的不同。

（一）法律依據(jù)與基本概念

• 再審提審：是指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jīng)發(fā)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確有錯誤并有必要由本院審理時，裁定由本院自行進行再審審理。其核心是“上級審”，即審理法院的層級提升。

• 指令再審：是指上級人民法院審查后，指令原審人民法院或其他同級人民法院對生效裁判重新進行審理。其核心是“發(fā)回審”，即案件仍由下級法院審理。

這一區(qū)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中得到一貫堅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審判監(jiān)督程序嚴格依法適用指令再審和發(fā)回重審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15〕7號，下稱《2015年規(guī)定》）的出臺，正是為了嚴格規(guī)范這兩種方式，解決實踐中存在的隨意性問題。

（二）司法政策的演進：從“原則提審”到“強化提審”
司法政策對兩種方式的偏好經(jīng)歷了清晰演變。早年，指令再審比例一度較高，但因其糾錯率相對較低、易引發(fā)程序空轉(zhuǎn)而受到詬病。因此，《2015年規(guī)定》確立了“以提審為原則”的指導思想，旨在提高再審糾錯的有效性。

近年來，這一原則得到進一步強化。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關于加強和規(guī)范案件提級管轄和再審提審工作的指導意見》（法發(fā)〔2023〕13號，下稱《2023年意見》），明確要求“加大再審提審適用力度”，并特別強調(diào)最高人民法院應聚焦提審具有普遍法律適用指導意義、存在重大法律適用分歧的典型案件。這標志著司法政策更加傾向于通過提審，發(fā)揮較高層級法院統(tǒng)一法律適用、強化審級監(jiān)督的職能。

二、微觀剖析：適用情形、審查標準與程序效果的實務對比

在具體案件中，案件最終走向提審還是指令再審，取決于一系列法定和酌定因素。民事再審律師必須精準把握這些標準，才能在再審申請書中有的放矢，引導案件走向更有利的審理路徑。

（一）適用情形的法定分野
《2015年規(guī)定》為指令再審的適用劃定了清晰且狹窄的通道，實質(zhì)上反襯出提審的廣泛適用空間。

1. 可以指令再審的有限情形：對于因當事人申請裁定再審的案件，僅在下述四種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可以”（而非“應當”）指令原審法院再審：

   • 依據(jù)《民事訴訟法》第200條第（四）項（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jù)未經(jīng)質(zhì)證）、第（五）項（審判組織不合法或依法應回避未回避）或第（九）項（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等）裁定再審的。這類事由多涉及程序性瑕疵。

   • 生效裁判是由第一審法院作出的（即未經(jīng)上訴而生效的一審裁判）。

   • 當事人一方人數(shù)眾多或雙方均為公民的。

   • 經(jīng)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其他情形（此為嚴格限制的兜底條款）。

2. 應當提審的剛性情形：即便符合上述指令再審條件，但出現(xiàn)下列情形之一時，上級法院則“應當”提審，指令再審的路徑被阻斷：

   • 原裁判系經(jīng)原審法院再審或?qū)徟形瘑T會討論作出的。

   • 原審審判人員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 需要統(tǒng)一法律適用或裁量權行使標準的。

   • 其他不宜指令原審法院再審的情形。
     此外，對于人民法院依職權（依《民事訴訟法》第198條）裁定再審的案件，法律規(guī)定一律應當提審。

3. 《2023年意見》的進一步明確：該意見細化了最高人民法院應當提審的案件類型，包括：在法律適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存在重大法律適用分歧的；原審裁判經(jīng)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涉及重大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等。這為律師論證提審必要性提供了更具體的依據(jù)。

（二）審查標準與裁判傾向的差異
雖然法律要求啟動再審的標準應當統(tǒng)一，但實踐中，提審與指令再審所對應的案件“錯誤”性質(zhì)，常存在隱形傾向。

• 提審案件：往往更側(cè)重于實體法律適用錯誤、事實認定存在根本性爭議或具有重大法律指導意義的案件。上級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提審直接糾正錯誤并形成裁判規(guī)則。例如，對于“需要統(tǒng)一法律適用標準”的案件，提審是首選。

• 指令再審案件：則可能更多地適用于程序性瑕疵較為明顯、事實問題需進一步查明但未超出原審范圍，或基于訴訟便利性考慮（如當事人雙方為公民）的案件。其邏輯是，由更熟悉案情或更方便當事人訴訟的原審法院糾正自身程序錯誤或重新查明事實。

（三）程序效果與策略影響
選擇不同路徑，對案件審理產(chǎn)生直接影響：

1. 審理法院與法官層級的差異：提審意味著由更高層級的法院（通常是上一級，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審理。這通常意味著法官具有更豐富的經(jīng)驗、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強的抗干預能力，對于處理復雜、疑難或具有標桿意義的案件更為有利。

2. 審理程序與最終效力的差異：上級法院提審，按照第二審程序?qū)徖恚ㄈ绻瓕徥且粚徤В┗虬凑赵賹彸绦驅(qū)徖?，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生效裁判。而指令再審后，原審法院作出的再審裁判，當事人通常仍可上訴（除非原生效裁判是二審裁判）。這意味著，指令再審可能使案件重新回到一審或二審程序，拉長訴訟周期，存在“程序空轉(zhuǎn)”風險。

3. 對律師工作的要求：面對提審，再審律師的準備工作需更側(cè)重于法律論證的深度、類案檢索的廣度以及對司法政策的宏觀把握。而應對指令再審，則可能需更關注原審程序細節(jié)的梳理和本地化訴訟策略。

三、策略總結(jié)與風險防范：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的雙重視角

基于以上分析，無論是再審申請人還是被申請人，都應在案件策略中充分考慮提審與指令再審的區(qū)別。

（一）對再審申請人的策略建議

1. 在申請階段明確傾向：在撰寫再審申請書時，應有意識地構建論證，引導法院作出提審裁定。重點突出案件涉及“法律適用標準不統(tǒng)一”、“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原審存在審判委員會討論或再審后仍錯”等符合“應當提審”或“更宜提審”的情形。

2. 證據(jù)組織側(cè)重法律性：提交的新證據(jù)或?qū)υ瓕徸C據(jù)的重新論證，應服務于揭示法律適用錯誤，而不僅僅是事實爭議。強調(diào)案件的法律爭議價值。

3. 關注司法政策動向：及時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提審案件類型的最新指導意見（如《2023年意見》），用政策精神支撐己方請求。

（二）對被申請人（原審勝訴方）的應對策略

1. 抗辯焦點在于“無需再審”或“應指令再審”：核心是論證原判無誤，不符合再審條件。若無法阻止再審，則可策略性主張案件僅存在輕微程序瑕疵或?qū)儆谑聦嵅槊鲉栴}，更適宜由原審法院通過指令再審糾正，以降低案件被上級法院直接改判的風險。

2. 質(zhì)疑“提審必要性”：針對申請人提出的提審理由，從案件不涉及重大法律分歧、事實清楚、程序瑕疵已補救或無實質(zhì)影響等角度進行反駁，主張本案不具備需要上級法院提審的特殊性。

3. 準備應對不同審級：無論最終是提審還是指令再審，都應做好相應準備。指令再審意味著可能面臨本地法院的重新審理，需鞏固原審中的優(yōu)勢；提審則需準備應對更高級別法院的深度質(zhì)詢。

結(jié)語
再審提審與指令再審，絕非簡單的程序選擇，其背后是司法糾錯效率、審級監(jiān)督功能與個案公正實現(xiàn)的復雜平衡。對于身處其中的當事人而言，這更是一個關乎訴訟走向和實體權益的關鍵節(jié)點。專業(yè)的民事再審律師的價值，正是在于能夠精準識別案件特質(zhì)，在法律框架與司法政策之間，為客戶設計最優(yōu)的再審路徑策略，并在相應的程序舞臺上進行最有效的攻防。

（注：以上分析僅為基于現(xiàn)行法律法規(guī)及司法政策的實務探討，不構成針對任何具體案件的法律意見。民事訴訟程序復雜，個案情況千差萬別，在啟動再審程序前，務必咨詢專業(yè)律師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和策略規(guī)劃。）

您在代理或申請民事再審案件中，是否曾因提審或指令再審的選擇而面臨策略困惑？歡迎在評論區(qū)分享您的實務觀察與思考。

律師資質(zhì)信息
俞強律師｜上海商事訴訟律師｜專注再審爭議解決
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大學法律碩士，擁有15年執(zhí)業(yè)經(jīng)驗，累計代理案件600余件。
專業(yè)領域：專注于公司股權、合同、金融資管、商事犯罪等復雜商事糾紛的訴訟與仲裁，尤其在疑難案件的再審與抗訴程序方面具有豐富經(jīng)驗。
代表案例：曾代理江蘇某惟不銹鋼制品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上海某健康發(fā)展集團等民間借貸糾紛再審案（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等多起重大、復雜的民事再審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