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作為一個龐大而厚重的國際路網(wǎng)，從古至今，自東至西，不僅覆蓋了幾乎整個歐亞大陸，還延伸到了海上航線。這條路上走過的人、發(fā)生過的事，浩如煙海，包羅萬象。

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這條路有著多達20多個時空和歷史維度：它既是宗教之路、變革之路，也是皮毛之路和小麥之路，是黃金之路、白銀之路，也是危機之路和戰(zhàn)爭之路……

為何是最柔軟的絲綢，命名了這條橫貫古今的全球化路網(wǎng)？

日前，在成都博物館“金線”特展的學術(shù)講座上，浙江理工大學教授、中國文物保護技術(shù)協(xié)會副理事長周旸，從“絲路之綢”的角度出發(fā)，回溯了有關(guān)這一神奇織物的傳說與傳播。

周旸

賽里斯國

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目前普遍公認是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馮·李?；舴?。

從1868年到1872年，李?；舴覍χ袊M行了7次考察。回到德國后，他撰寫了五卷本巨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jù)此所做研究的成果》，在第一卷中提出了“絲綢之路”。他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則直接以《絲綢之路》為名寫了一本書。

從此人們愛上了這個名字。

當然，在“絲綢之路”這個名字出現(xiàn)之前幾千年，這條路就已經(jīng)存在很久了。

上世紀60年代，埃及開始興建阿斯旺大壩，為此除了將著名的阿布辛波神廟整體搬遷到高處之外，考古學家們還在淹沒區(qū)內(nèi)提前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

底比斯的王室工人墓地出土了許多木乃伊和人工制品。其中，在一具距今約3000多年的女性木乃伊頭發(fā)上，發(fā)現(xiàn)了成縷的絲束。通過顯微鏡觀察、紅外線測試與化學分析，科研人員確認它是來自中國的絲綢。

距今3000多年的中國，正處于商末周初之際。與之同時代的埃及新王國（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也已是一個勢力遠達敘利亞北部的帝國。因此埃及很可能是從西亞一帶獲得的絲綢。

這一點，在古希臘史學家的記載中也有側(cè)面印證：在希羅多德和色諾芬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帕提亞人穿著華麗、昂貴的米底式衣裳——也就是絲綢衣服。

著名中外交流史專家黃時鑒繪制的絲綢之路全圖（據(jù)中國絲綢博物館官網(wǎng)）

米底人是兩河流域的古老居民，約公元前兩千紀后期從中亞進入伊朗一帶，先臣服于亞述帝國，后來建立了獨立的米底王國。由于伊朗扼中西交通要沖，無論自中亞西來還是越過高加索山南下，都要經(jīng)過伊朗，因此米底人可以最先獲得西運的中國絲綢。

很多人都知道羅馬貴族們對絲綢的迷戀，但希臘人和羅馬人對蠶和絲綢的想象并不準確。他們認為生絲是一種樹上長出來的白色絨毛，蠶是一種類似于蜘蛛的昆蟲，中國則是“賽里斯國”——絲國。

在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的《自然史》中，作者這樣描述賽里斯人和他們的織物：“他們向樹木噴水而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后再由他們的妻子來完成紡線和織造這兩道工序……”

德國博物學家瑪麗亞·西比拉·梅里安繪制的蟲與蛾

當然，蜘蛛的絲也不是沒有被用于人類的服飾，在成博“金線”展上就有馬達加斯加蜘蛛吐出的淡金色絲線，纖細美麗。但蜘蛛從未被人類馴化，也無法投入大規(guī)模養(yǎng)殖利用。

楚有神龜

穿越歐亞大陸北方草原的絲綢之路，是一條較早開通并有過輝煌歷史的商貿(mào)和文化通道。這一通道東起蒙古高原，翻越阿爾泰山，再經(jīng)準噶爾盆地到哈薩克丘陵，橫貫東西。

馬背上的游牧民族是這條路的重要開辟者。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巨著《歷史》中就已提及：當時居住在黑海周圍的斯基泰商人曾沿著此道東來。

20世紀中期，考古學家在位于阿爾泰山麓凍土層中的巴澤雷克古墓里發(fā)現(xiàn)了精美的中國絲綢。墓葬所處時期約為公元前5世紀前后，正是中國的戰(zhàn)國時代，而那些絲綢上的鳳鳥紋，則是典型的楚國風格。

巴澤雷克墓出土的楚國風格絲綢紋樣

此類絲織物和楚式銅鏡在新疆多處也有發(fā)現(xiàn)，可知新疆也是草原絲路上的重要樞紐之一。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的《穆天子傳》中，提及周穆王曾西行遇西王母，所循路線正是由中原出發(fā)，經(jīng)新疆、越蔥嶺而止于吉爾吉斯曠野的草原絲綢之路。

面對這位西方的女神，周穆王不僅恭敬地“執(zhí)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毋”，還向她獻上了“錦組百純，铻組三百純”——都是上等的絲織物。

眾所周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絲織技術(shù)已達到相當水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襌衣就是大眾所熟知的“輕薄極品”之典型。

周旸在講座現(xiàn)場還提到了一個充滿遐思的發(fā)現(xiàn)，與三星堆那件最為奇特的龜背形網(wǎng)格狀青銅器有關(guān)。

首先，三星堆出土的許多器物都曾包裹絲綢，這是已經(jīng)被科技手段確認的事實。雖然絲綢是柔軟脆弱的有機質(zhì)，但它同時也是天然的高分子材料，是由18種氨基酸構(gòu)成的蛋白質(zhì)，有著特定的序列和超強的保守性，在分子層面完全可以辨認。

三星堆出土的龜背形網(wǎng)格狀器（據(jù)視覺中國）

經(jīng)辨認發(fā)現(xiàn)：這塊青銅網(wǎng)格里的玉板，在3000多年前曾被絲綢包裹著放入網(wǎng)格中，然后網(wǎng)格狀器本身再用絲綢包裹，并且人們將這塊絲綢染成了紅色。

周旸說，在研究這塊玉板和網(wǎng)格狀器的時候，莊子《秋水》中的一句話在她腦海中反復回響，揮之不去：“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p>

這句話的意思是：我聽說楚國有只神龜，已經(jīng)死去三千年了，楚王用絲巾包裹著它，用竹箱盛裝著它，珍藏于宗廟里。

顯然，這只來自上古時期的神龜是楚國的圣物。與它相關(guān)的傳說，則大概率在更早的時候便已為那個時代的人們所熟知。生活在商晚期的三星堆先民們，很有可能也聽說過這只神龜和與它相關(guān)的神秘故事，并對其充滿向往和崇敬。

細看青銅網(wǎng)格的造型，有著明顯的竹編感——以玉板模擬龜背，以銅網(wǎng)格模擬竹籠，大約便是那個年代流行于長江流域的“神龜禮器”。

千面至柔

得益于現(xiàn)代科學手段的先進，在肉眼可見層面早已湮滅無痕的絲綢，通過小小的試劑盒，在三星堆出土的多件器物表面、甚至坑內(nèi)的泥土中，都發(fā)現(xiàn)了它們存在過的證據(jù)，有些還能辨認出品種——絹、綺等。

周旸認為，三星堆著名的青銅大立人像所著的華麗祭服，材質(zhì)應該也是絲綢。

使用這些絲綢，無疑是為了增加祭祀的分量，進一步加強祭司和法器通達天地的目的?！抖Y記》中記載：“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p>

早期絲綢除了用于制作日常穿著的衣物之外，還有祭服和尸服這兩種重要用途。古人不僅用絲綢包裹遺體，甚至會用絲綢包裹棺材，以示隆重與虔誠。

絲綢之所以被賦予如此重要的宗教和文化意義，與蠶的特性不可分割——蠶是一種完全變態(tài)發(fā)育的昆蟲，其發(fā)育過程包括卵、幼蟲、蛹和成蟲四個階段。尤其是最后破繭而出、羽化成蛾的階段，在古人眼里就是重生的一種寫照。

成都博物館展出的蜘蛛金絲

除了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絲綢之外，仰韶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繭殼，鄭州雙槐樹遺址出土的牙雕家蠶，山西夏縣師村遺址發(fā)現(xiàn)的石雕蠶蛹等文物，不僅充分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yǎng)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并且將蠶的一生與華夏文明的信仰緊密關(guān)聯(lián)。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絲綢也激發(fā)不同的想象。在熱愛絲綢的羅馬人眼中，身著絲綢服裝就代表了“頂奢時尚”。因為擔心沉迷絲綢令人墮落，羅馬皇帝提比略還曾幾度下令禁止男子穿綢衣。

羅馬人不僅大量輸入中國絲織品，還把從中國輸入的縑、素重新拆散成絲，加以染色，然后織成半透明的輕紗，或者另外加工成絲麻、絲毛混紡織物。埃及艷后克莉奧佩特拉和羅馬執(zhí)政官愷撒，都喜歡穿輕軟透明的紫色輕絲——那是最昂貴的極品，價格與黃金相仿。

甚至，為了打破波斯人對絲綢貿(mào)易的壟斷，東羅馬帝國還與薩珊王朝進行過歷時數(shù)年的戰(zhàn)爭。

在意大利作家亞歷山德羅·巴里科的小說《絲綢》中，這種柔軟的織物托起的，則是西方人對東方與異國的欲望和想象：火紅的絲綢袍服，少女的細膩肌膚，柔弱無骨的雙手，黑暗中滑過肌膚的水流……走完絲綢之路，走到世界的盡頭，只為再看一眼她的臉。

阿拉伯人對黃巢起義印象深刻，很大原因是因為起義軍占領廣州時砍光了那里的桑樹，導致阿拉伯商人們最重要的貨物在很長時間里失去了供應；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專門寫過于闐“傳絲公主”的故事——為了獲得蠶種，國王特意求娶“東國君女”，并悄悄懇請她隨身藏一些蠶種帶來于闐國……

丹丹烏里克出土的傳絲公主畫版

在一千種想象中，絲綢有一千種形象；在一千種回憶中，絲綢有一千種命運。但即使是在今天，在全世界都見慣了絲綢的今天，回看歷史，竟然是這樣一種美麗的織物命名了那段跨越漫長時空的復雜路網(wǎng)，依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的東方精神完美表達呢？

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編輯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