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中國新聞周刊》發(fā)布了《這位敢言的法學家，隱居了》，里面提到的法學家就是我們法學人所熟悉的與王利明齊名的“梁慧星”。

文章說到：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梁慧星若未投身民法學研究，或許會成為純粹文人，如今他隱居昆明城郊，將熱情傾注于瓷器收藏與研究，81歲的他饒有興致地向記者介紹了自己幾乎花光積蓄的藏品。

但時代曾將他推到聚光燈下，作為民法學界“梁合同”，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牽頭人、社科院民法典編纂項目組首席專家，他以敢言著稱，在理論、立法、實務方面犀利發(fā)聲，留下諸多經(jīng)典案例，還曾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積極建言。

1978年，恢復高考后首屆民法學碩士研究生招生，北大是經(jīng)濟法專業(yè)，社科院是民法專業(yè)，梁慧星成為兩名民法研究生之一，導師是王家福，實際由三位老師集體指導。1981年，梁慧星研究生畢業(yè)留社科院法學所工作，發(fā)表《論企業(yè)法人與法人所有權》，首次系統(tǒng)提出企業(yè)法人所有權概念，主張以此深化國企改革，該觀點引發(fā)持久爭論，直到1993年公司法出臺后企業(yè)法人制度才逐步確立。1988年，民法經(jīng)濟法研究室一分為二，梁慧星任民法室主任，他要求學者深耕細分領域，培養(yǎng)出一批各有專長的學者，為立法活動預作安排。

20世紀90年代初，梁慧星主持編輯出版《民商法論叢》和“中國民商法專題研究叢書”，提升了中國民商法學研究水平，培養(yǎng)了新人，縮小了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梁慧星將中國民法學者群體劃為四代，他認為自己處于改革開放時期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承上啟下。

改革開放后形成經(jīng)濟合同法、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法鼎立”局面，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統(tǒng)一合同法成為首要任務。梁慧星是國內最早研究合同法律制度的學者之一，被同學們稱為“梁合同”。1993年，他參與統(tǒng)一合同法專家研討會并提出立法方案，1994年統(tǒng)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建議草案）》。草案在合同自由、違約歸責原則等方面引發(fā)爭議，梁慧星堅持打破行政干預舊體制，主張“三法合一”，將技術合同納入合同法；在違約歸責原則上，他參考國際規(guī)則支持“嚴格責任”，雖遭不同意見，但最終合同法采納了嚴格責任原則，并在民法典合同編完整延續(xù)。

合同法制定過程中，梁慧星組織成立“中國物權法研究課題組”，研究物權法立法方案。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組，委托梁慧星和王利明分別起草物權法草案。物權法草案制定過程中，有人提出“違憲”質疑，梁慧星發(fā)表文章反駁，最終“公私財產平等保護”被寫入物權法總則。

2000年，梁慧星成立“中國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2002年完成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但因物權法未制定等原因被擱置。他持續(xù)完善建議稿并呼吁制定民法典。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編纂民法典的決定，梁慧星擔任社科院民法典編纂工作項目組首席專家。在人格權是否單獨成編問題上，梁慧星反對，認為違反邏輯關系，應繼承民法通則做法；王利明等人則認為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發(fā)展趨勢，最終人格權獨立成編。民法典頒布前爭論激烈，梁慧星帶病堅持寫建議稿。他認為任何國家民法典制定都艱難，中國民法典雖不完美但無大缺憾，自己盡到了職責。

民法典頒布后，梁慧星定居昆明，平日與妻子游覽山水、買花，家中擺滿瓷器，他和妻子有工作室“聽風閣”，幾乎集齊各朝各類全套瓷器，他還在微博發(fā)布近百篇文章介紹瓷器研究，希望未來捐建瓷器專題博物館。

如今他深居簡出，很少回京，但并不孤單，昆明年輕法律從業(yè)者建微信群“梁慧星民法研習組”，弟子們逢年過節(jié)也會來看他。在朱廣新看來，梁慧星是純粹學者、學術方向引領者，在學術研究、人才培養(yǎng)、國家立法司法工作方面貢獻巨大。梁慧星希望接棒者繼續(xù)推進《民商法論叢》和“中國民商法專題研究叢書”，他表示自己已盡到使命，要用余生為中國文化傳承做些事情。

來源：華辯網(wǎng)、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