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姚文元（右）與張春橋在一起

來源：新三屆 作者：王東升

1976年10月北京，歡慶粉碎“四人幫”自發(fā)游行的群眾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提出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及改革開放的重要方針，引領國家走上繁榮富強的發(fā)展道路。

“四人幫”成員包括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該團伙受到歷史的公正審判，后被關押于秦城監(jiān)獄。隨著歲月流轉，“四人幫”相關信息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此后，媒體偶有披露“四人幫”成員的結局：王洪文因肝癌在勞改期間病逝；江青于獄中自殺身亡；姚文元因糖尿病離世，骨灰安葬于上海。而關于張春橋，報刊僅刊發(fā)簡短消息提及其病逝，未說明具體病因與死亡地點，其死因及離世地點遂成謎團。

1998年5月，時年81歲的張春橋因身患重病，獲準保外就醫(yī)。公安部將此項特殊保障任務下達至江蘇省公安廳，江蘇省公安廳隨即轉交無錫市公安局，最終由無錫市公安局部署江陰市公安局具體執(zhí)行。

江陰市委、市政府及市公安局對此高度重視，鑒于系首次承接此類特殊人物的保障工作，專門組建“護衛(wèi)及醫(yī)療”專項小組，由原公安局長吳崇翟（dí）具體負責統(tǒng)籌，保衛(wèi)人員均由無錫市局派遣。本人（注：本文作者）作為醫(yī)療小組成員，承擔張春橋的醫(yī)療保健工作。

張春橋及其夫人被安置于濱江路鄰近黃山區(qū)域的一幢別墅內(nèi)。該建筑為二層結構，一樓設大廳與廚房；二樓包含一間大臥室、一間小臥室及一間書房。大臥室內(nèi)擺放雙人床，并配備松下品牌彩電與空調(diào)，供張春橋居?。恍∨P室由其夫人居??；

書房內(nèi)設有寫字臺與書櫥，供張春橋閱讀與書寫使用。書房外側附有小陽臺，遍植花草，其中一株紫竹葉草格外醒目，系張春橋夫人特意從外地攜至江陰。日常二人主要活動于二樓，每日上、下午各有兩小時室外活動時間，活動范圍限定于房前小花園內(nèi)，不得外出。此外，張春橋抵達江陰后改用化名“李春”，其夫人化名“李靜”。

1998年12月19日，江陰市公安局相關工作人員通知本人，稱“李春”突發(fā)疾病，需前往診斷。這是本人首次與張春橋面見，此前僅通過電視及報刊影像了解其人。

初見時，發(fā)現(xiàn)其體型較“文革”時期明顯發(fā)胖，情緒相對平穩(wěn)，思維清晰，能夠準確主訴病情。本人為其測量血壓、完成心電圖檢查及全身體格檢查，確診其患有冠心病、阻塞性肺氣腫、帕金森病、腦供血不足等病癥，隨后開具處方，由保衛(wèi)人員前往江陰市人民醫(yī)院取藥。

此后，本人每月對其進行一次常規(guī)巡診，若出現(xiàn)病情變化，則隨叫隨到。

2000年11月，張春橋在下樓活動時不慎跌倒，出現(xiàn)左腰疼痛伴血尿癥狀，隨即入住本人分管的江陰市人民醫(yī)院病區(qū)。經(jīng)CT、超聲等檢查，確診為腎挫傷，此為其抵達江陰后首次住院治療。

2004年6月，張春橋因受涼引發(fā)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fā)作，并發(fā)嚴重肺部感染，出現(xiàn)哮喘、呼吸困難等癥狀，再次入院。江陰市人民醫(yī)院院長王生泉、市公安局及無錫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專程前往醫(yī)院召開會商會議，研判病情并制定治療方案。

期間，公安部一位副部長蒞臨醫(yī)院探望，明確指示需全力搶救。經(jīng)醫(yī)院全力救治與精心護理，張春橋轉危為安，住院三個多月后康復出院。此次重病使其元氣大傷，體質(zhì)顯著下降，體型亦明顯消瘦。

2004年11月10日，市公安局再次通知本人為張春橋診療。其主訴乏力、上腹部不適、食欲減退，并向本人表示“此次發(fā)病與以往不同，請務必仔細檢查”。本人觀察到其精神萎靡、身形消瘦明顯，經(jīng)初步檢查后，提出住院進一步檢查的建議，并同步向市公安局領導匯報。

11月12日，張春橋入住江陰市人民醫(yī)院心內(nèi)科病區(qū)的兩間專用病房，其中一號病房由張春橋及保衛(wèi)人員居住，二號病房作為工作人員與保衛(wèi)人員的辦公及住宿場所。病房周邊由公安保衛(wèi)人員專人值守，除本人及劉洪珍護士長外，其他人員出入均受到嚴格管控。

經(jīng)CT檢查確診，張春橋胰腺頭部存在腫瘤，且已發(fā)生腸系膜廣泛轉移，病情已屬晚期。相關病情逐級上報至公安部，公安部指示：全力開展搶救工作，可組織專家會診。在張春橋大女婿（時任上海中山醫(yī)院泌尿外科主任）的協(xié)助下，醫(yī)院先后組織兩次專家會診。

第一次會診邀請華東醫(yī)院胰腺外科專家參與，專家結合患者病情及CT影像資料，判定病情已至晚期，且患者體質(zhì)虛弱、身形消瘦，不具備手術條件，建議加強營養(yǎng)支持，通過靜脈輸注高營養(yǎng)液，并肌肉注射“善龍”藥物以增強體質(zhì)、抑制癌細胞進展。

遵照醫(yī)囑，醫(yī)院每日為張春橋靜脈輸注白蛋白、氨基酸、脂肪乳劑等營養(yǎng)液，并每月為其肌肉注射一次單價1.3萬元的“善龍”。

2004年12月，經(jīng)營養(yǎng)支持與對癥治療后，張春橋精神狀態(tài)有所改善，體重亦略有回升。醫(yī)院隨即組織第二次會診，邀請上海中山醫(yī)院介入科、江蘇省人民醫(yī)院化療科、無錫市人民醫(yī)院超聲理療科等領域專家參與研討，最終一致認為放療、化療、介入治療、理療等方案均不適用，僅能采取營養(yǎng)支持與對癥治療維持病情。

2005年春節(jié)過后，張春橋精神狀態(tài)稍有好轉，其兒子及三個女兒開始輪流前來探視，其中大女兒探望最為頻繁。其大女兒已退休，與父親感情深厚，熟知其飲食偏好。一次，她特意從上海攜帶食材來醫(yī)院，為張春橋制作“羅宋湯”，并向本人提及“父親最喜歡喝羅宋湯”。

彼時，張春橋仍受病痛折磨，每日需依靠止痛貼緩解疼痛，且進食量極少，但見到羅宋湯，可喝上半小碗。

2005年清明過后，張春橋病情急劇惡化，身體極度虛弱，僅能依靠靜脈輸液維持生命。4月21日，其出現(xiàn)神志恍惚、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血壓下降等癥狀，病情已不可逆。本人立即向江陰市、無錫市公安局領導匯報，領導指示：全力搶救，準備后事。當日午夜12時，張春橋血壓降至零，隨后心跳、呼吸停止，經(jīng)搶救無效離世。

張春橋離世后，其家屬提出兩項訴求：

一是恢復“張春橋”原名（其在江陰期間使用化名“李春”）；二是將骨灰?guī)Щ厣虾０苍?。?jīng)逐級請示，公安部批準了家屬的上述訴求。

2005年4月28日上午，江陰市公安局在花山殯儀館大廳為張春橋舉行簡單的告別儀式，廳內(nèi)擺放著其親屬敬獻的二十余個花圈，花圈挽聯(lián)上首次出現(xiàn)久違的“張春橋”之名。

本人受指派參與此次儀式，主要職責是擔任張春橋兩位兄弟的臨時保健醫(yī)師。其兩位兄弟均已年逾古稀，一位系裝甲兵部隊退休人員，另一位為技術專家。

張春橋遺體火化后，江陰市公安局在江陰進修學校招待所安排午餐，菜單包含河豚魚、刀魚等江陰特色菜品。

其家屬對江陰市公安局的各項安排表示滿意，并再三致謝。當日下午，家屬攜帶張春橋的骨灰返回上海，張春橋自此與江陰徹底告別。

外一篇：張春橋其人

作者：李海文

《張春橋獄中家書》在香港面世以后，有人被張對女兒、后代的愛而感動，認為他是一個有人性的人，充滿了愛心。

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當看到社會中的不公，誤以為再發(fā)動一次文革就可以解決問題，稱贊張春橋以文革思想邏輯對時政的評說，甚至集會紀念張，為他招魂。如何認識張春橋，再度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

一篇文章，不可能說盡張春橋的方方面面。本文只想選取與其家庭和經(jīng)歷相關的視角，來透視張春橋到底是一個高蹈理想的殉道者，還是一個充滿心機的實用主義者？是一個充滿愛心的諄諄長者，還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弄權政客？

01

上海1967年1月，1968年4月兩次發(fā)生“炮打張春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張春橋妻子文靜有嚴重的歷史問題。文靜生于1916年，原名李淑芳、筆名李若文，比張春橋大一歲。1933年加入共青團，后失去組織關系。

1942年進入晉察冀邊區(qū)，在黨校學習后于1943年春分配至北岳區(qū)黨委宣傳部任干事。當時張春橋也在此任干事。兩人相識、相戀。

當年12月8日在日軍掃蕩中文靜被俘，經(jīng)不起酷刑，半年后投敵、叛變，編入日軍“宣傳班”任班長，編寫《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棄暗投明》《玩火自焚》等文章和節(jié)目，鼓吹“中日親善”，并親自講演、演出。

還參加日軍的“反共同盟”，與日軍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發(fā)反共傳單，策反勸降其他被俘的共產(chǎn)黨干部。

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無處可藏，來到晉察冀投奔張春橋。此時張春橋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他收留了李淑芳，給她改名為文靜。

1945年8月15日抗戰(zhàn)勝利，9月初，張春橋隨報社一起進入張家口，此時編輯部恢復部長制，張任部長，將文靜安排在編輯部資料科任編輯。因為李淑芳被俘、叛變在晉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干部都知道。

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靜的人相對少一些。1945年12月15日他在填寫《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組織部制履歷表》時，對愛人文靜加了一個小注：

已否結婚：未。愛人姓名：文靜。是否黨員：是（注一）

他（她）過去負何職務：北岳區(qū)黨委宣傳部干事

現(xiàn)在何處負何職務：日報社資料科編輯

[注一：是1943年在北岳區(qū)黨委認識的，但1943年反掃蕩中文靜受傷被俘，直到今年始回邊區(qū)。她的組織問題，據(jù)稱已經(jīng)天津市委解決，但未經(jīng)正式轉來，現(xiàn)正解決中（目前是個別關系）。]

他有意不寫文靜何時、何地參加共產(chǎn)黨，因為到黨校學習的人并不都是黨員。更不寫文靜叛變的事實，卻含糊地寫“她的組織問題”，“據(jù)稱”“現(xiàn)正解決中（目前是個別關系）”。

1947年9月21日，他填寫《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組織部干部調(diào)查表》時，仍然寫道：

愛人的家庭情況：文靜本人則是學生，17歲開始參加C.Y（共青團的代稱），中間失掉過關系。1942年來解放區(qū)，在分局黨校學習，后到北岳區(qū)黨委宣傳部任干事。1943年反掃蕩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復關系。

關于文靜的歷史問題，已由“被俘”增加了“逃出”。文靜的歷史污點仍是張春橋的心病，在張的努力下，夫妻倆終于離開了晉察冀干部集中的華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張春橋剛到上海立足未穩(wěn)，填寫《華東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歷表》時寫道：

“文靜（李若文）現(xiàn)在石家莊日報任編輯，是黨員，曾被俘，尚未恢復關系。”

張春橋到上海之前任石家莊日報社長，安排文靜任石家莊日報任編輯并不困難。此時文靜由“李淑芳”改為“李若文”，政治身份已經(jīng)被他明確為“是黨員”了。1959年張春橋填寫《干部履歷表》時寫道：文靜：黨員，上海新華社記者。

1950年6月起，張春橋任新華通訊社華東分社社長、上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副部長。

上海分社曾經(jīng)向上海市委宣傳部打報告提升文靜為副社長，宣傳部部長楊西光將報告轉到上海市委，但是沒有被批準。因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曾在晉察冀工作，擔任過石家莊市長，是張春橋的老領導。文靜的歷史問題讓上海市委、華東局更多的干部知道了。

1959年1月張春橋進入上海市委常委，不久將文靜從新華社分社調(diào)到市委辦公廳，避免出頭露面，又通過做調(diào)研、編簡報掌握全局情況。

文革中捉叛徒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文靜坐臥不安。身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要長住北京，臨走前對文靜說：“你還（是）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寫信給我?！苯o文靜吃了一顆定心丸。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張春橋任革委會主任。1971年上海市委成立，張春橋任第一書記。一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張在上海當了10年的第一把手。文靜先后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lián)絡站材料組（后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lián)絡組（后改為調(diào)查研究組）工作，管過專案，抓過全市動態(tài)。

她雖然沒有職務，卻是實際負責人，享受著相當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甚至連有的不發(fā)給市革委會副主任的文件，由徐景賢提出，張春橋同意，也發(fā)給她。文靜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盛氣凌人，馬天水、徐景賢有事都要同她商量。

九大以后開展整黨運動，其中一項內(nèi)容是把有確鑿證據(jù)的叛徒、特務清除出黨。文靜惴惴不安。張春橋要她請假休息，不參加運動。
表面上文靜不再擔任任何工作，稱病在家。實際上秉承張的旨意，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照舊將文件由專人送到家里。文靜仍然過問聯(lián)絡組的工作，經(jīng)常把專案辦公室的負責人找到家里出謀劃策。

王洪文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時期，也常常到文靜家里去，商量事宜。黃濤、朱永嘉、何秀文等人為了討好張春橋，常常把自己起草、經(jīng)張春橋批示的發(fā)言稿送給文靜，請她“審閱”、“指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76年10月14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來將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精神傳達后，才停發(fā)文靜的文件。

文靜干部履歷表

1970年8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張春橋成為林彪等人的主要攻擊對象。由于毛澤東的表態(tài)，雖然張春橋過關了，但他知道今后還有風險。9月28日，他給文靜寫信說了些一語雙關的話：

如果發(fā)生問題，一切從簡，不要驚動什么人。弟弟們可以通知一聲，但是，要他們不要到上海來，此事，應由佩英（注：張的妹妹）通知。

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團垮臺。1972年底，張回上海在興國飯店和文靜生活在一起，做了安排，1973年十大張春橋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再次出手。在九大前后，周恩來曾三次寫報告要求審查張春橋的歷史問題。

這在當時是唯一能打擊或停止張工作的正當理由。但是他的報告石沉大海。所以張春橋敢明白地告訴文靜：“也不會為這個問題（文靜的歷史問題）打倒我。”周恩來另辟蹊徑，1973年9月陪法國總統(tǒng)訪問上海，鄧穎超同行。晚上到康平路市委領導的家串門，但是獨獨不進文靜的家門。

這個動作嚇得文靜心臟病發(fā)作，住了醫(yī)院。消息迅速傳到北京，張春橋決定與文靜離婚，托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的機會轉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離婚的決定。

王洪文說：“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里是她和孩子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布。要考慮到影響?！睆拇藦埓簶蛟僖矝]有回過上海，文靜也從未到過北京。

但是，孩子們可以來往于北京上海之間，張春橋通過孩子們和文靜保持來往。1976年10月當王秀珍電話找不到張春橋時，10月8日一大早向文靜打聽消息。可見，文靜與張春橋的聯(lián)系之密切。

文靜不搬出康平路，明著說是對孩子們好。其實，張春橋是怕文靜搬出去，落到別人手中對他不利。1969年2月，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去世。姚蓬子是叛徒，又當過國民黨特務，如何安置姚文元的母親成了難題。

張春橋親自找姚文元妻子金英談話，說：“還是把母親接來，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睆埓簶驅ξ撵o的愛護姚文元心知肚明。1975年6月，姚文元回上海，王秀珍又問起“離婚”這件事，姚說：“文靜的歷史不成問題了?！蓖?、9月間，王洪文在中央受到批評回到上海，還單獨宴請文靜。

1976年5月將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鎮(zhèn)壓下去后，張春橋給徐景賢寫信要徐為他在上海找個“伴”。經(jīng)過尋找、物色，10月6日徐景賢將一位女士的資料發(fā)到北京。人算不如天算，這天晚上張春橋被隔離審查。

02

張春橋的另一個心病是自己的黨籍問題。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學的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師陳美痕、徐嘉然、陳效宗、嚴中、熊自強等6名共產(chǎn)黨員，在外調(diào)“七二一”大學黨委書記時發(fā)現(xiàn)張春橋參加過“中國共產(chǎn)黨預備黨員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的組織者之一宋振鼎親自介紹張春橋參加。宋振鼎（化名吳成志）與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4、5月間成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發(fā)展了張春橋。

后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同宋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立即解散。當然也就不承認這個組織任何成員的黨籍，也包括吳仲超沒有見過的張春橋。

這個組織是哪年成立的？張春橋認為是1936年成立的。1950年10月，他在填寫《華東軍政委人事局制職員簡歷表》時寫道：

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入黨，候補及轉黨年月：

1936年4月在上海經(jīng)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

1938年8月在延安經(jīng)顧光斗、雄飛介紹重新入黨。1939（年）2月轉正。

1955年審干時，宋說此組織是1937年4、5月間成立。組織又去找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吳仲超。吳仲超回憶：“我于1936年2月出獄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時任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林業(yè)廳廳長）認識，當時都在找黨的關系，我到1936年下半年經(jīng)張執(zhí)一才與黨取得聯(lián)系……”

張春橋看到吳仲超的證明不得不改口承認是1937年的4、5月間。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1937年7月7日之前入黨的是內(nèi)戰(zhàn)時期干部，之后入黨的是抗戰(zhàn)時期干部。1937年張春橋只有20歲，為了追求進步，參加了一個上級共產(chǎn)黨不承認的黨組織，并不是嚴重問題。

但建國后審干認定張是1938年8月加入共產(chǎn)黨。對此他一直耿耿于懷。早在1938年1月，張春橋從濟南到延安進陜北公學學習，就四處奔走，找到原來在上海工作過的同志，找到原上海黨組織的負責人，時任陜北公學專職教師周揚。

然而，他們因在上海不認識張春橋而無法做證。所以張春橋一直沒有解決組織問題。他弟弟張秋橋在當年3月入黨，到了山東分局。這樣張春橋才不得不于1938年8月入黨。

建國后張仍然堅持自己是內(nèi)戰(zhàn)的干部，把入黨時間定在1937年4、5月間。他一方面主張批判資產(chǎn)階級法權，一方面為延伸自己的革命資歷頗費心思。晚年給女兒寫信，仍然要在自己的資歷上添油加醋。

張春橋晚年和女兒張維維

在1992年12月29日的信中回憶他與毛主席第一次談話說：“1939年初，我在陜北公學當宣傳科長，他到學校做報告，事先向我調(diào)查學生的思想情況。談了些什么，一點也不記得。當時他寫了一些字，這張題詞，我?guī)У綌澈螅谝淮螔呤幹斜蝗毡救藫屪吡恕！?/p>

當時陜北公學的校長是成仿吾，1928年入黨，從德文直譯《共產(chǎn)黨宣言》，1934年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委員，是黨內(nèi)有名的翻譯家、理論家。副校長、黨委書記是李維漢，1922年入黨，1925年在中共四大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1930年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維漢回憶：陜北公學于1937年9月1日開始上課，到10月學員已經(jīng)有五個隊，共約600人。學員不僅有小學生、也有像張春橋這樣的初中畢業(yè)生，還有大學生、留學生。學期一般是3個月。張春橋只是一般學員，留校也只是干事而已。

查閱李維漢的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一書，1938年4月中央決定在陜西旬邑縣看花宮成立陜北公學分校，由李維漢任分校校長率大部學員于5月30日離開延安遷到旬邑縣看花宮。成仿吾留總校主持工作。政治部宣傳科長是申光。

李維漢回憶是從1979年開始，由他口述史實，并提供調(diào)查線索，然后由協(xié)助整理的同志根據(jù)他談話的基本內(nèi)容和搜集到的有關資料，并向知情人采訪整理成文，再由李維漢親自審閱，反復修改。

1986年1月出版。幫助整理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有王淇、吳良珂、宋金壽等8人。王淇曾是解放戰(zhàn)爭參加共產(chǎn)黨，人民大學黨史系的教師，后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室委。

陜公辦了不到4年時間，培養(yǎng)了11000多名學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陜公學習過的學員大都是六七十歲，活躍在全國各地、各行業(yè)。所以李維漢回憶申光是宣傳科長，不僅是他個人回憶的孤證，也是王淇等同志調(diào)查的結果。

文革前張春橋在干部登記表中填的是：校刊編委會宣傳部長。這是一個群眾自治組織職務，不是行政職務。1939年12月，張春橋擔任的是華北聯(lián)合大學宣傳科長。這年7月陜公和魯藝、安吳堡青訓班、延安工人學校合并為華北聯(lián)合大學，離開陜北到了敵后晉察冀邊區(qū)。

毛澤東很關心陜北公學的工作，多次到學校做報告，并題詞。張春橋在延安時也聽過毛澤東的報告。他和毛澤東沒有單獨交談的機會，更不會得到題詞。所以他在信中說“談了些什么，一點也不記得”。

至于那張題詞，他說：“我?guī)У綌澈?，在一次掃蕩中被日本人搶走了?！睆埓簶驗榱司S護自己在女兒心中的形象，不惜編造歷史。

“四人幫”倒臺前最后一張集體照

03

按照共產(chǎn)黨的審干標準，文靜有嚴重的歷史問題。張春橋的入黨時間有疑點，但并不是假黨員。文革是一個斗爭哲學大行其道的年代，這些都成了張春橋格外忌諱的政治軟肋。為了回護這些軟肋，張春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張春橋”，4月12日，市革委會組織組有兩個人看了文靜的檔案，同時說了幾句懷疑張春橋的歷史的話。

張春橋大為惱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賢到組織組取走了文靜的全部檔案，密封在市革委會檔案室。同時，王洪文派金祖敏徹底改組了市委組織組，把那兩個人調(diào)離，設專案折磨8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師大近2000人舉行反對張春橋的示威游行，然后調(diào)查張春橋、姚蓬子的歷史，整理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過去寫的文章。張春橋把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的大多數(shù)負責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對2500名師生搜查、抄家，不僅翻箱倒柜，還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騰了13個小時。

同時派記者現(xiàn)場采訪，派專人驗收，結果一無所獲。張春橋大失所望，訓斥：“對政治材料不夠重視”，要好好“吸取這個教訓”。他很快領悟到材料都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要毀掉這批材料，必須整垮、整死這批同志。

1970年11月，張春橋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為名召開座談會，在會上大罵反對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對他們“用椎子”“動刀子”。并宣稱：“中央已經(jīng)把殺人權交給我們了”，“什么紅衛(wèi)兵小將犯錯誤，這次該殺的就要殺”。

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三分鐘抓一個反革命”的樣板，將大批群眾干部抓起來，兩幢教工宿舍改為監(jiān)獄一樣的隔離室。重點人員關進潮濕陰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準治療。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離室裝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書，播放這些被關人員親屬的泣不成聲的講話錄音，將人逼瘋、跳樓，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殺”的帽子。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學陳美痕、徐嘉然、陳效宗、嚴中、熊自強等6名共產(chǎn)黨員1967年5月在外調(diào)時發(fā)現(xiàn)張春橋于1936年參加過“中國共產(chǎn)黨預備黨員委員會”。他們認為像張春橋這樣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會對黨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寫了一份《調(diào)查報告》，分別上報黨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會。

在附件列出參加這個組織的名單，其中就有張春橋。于是他們被扣上“整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炮打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竊取國家機密”等罪名。1967年底張春橋批示：“怎么壞人揪壞人？”于是他們成為壞人。從清隊、整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風，每次運動都要把他們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厲害，持續(xù)8年之久。

公安局曾成立一個30年代文藝黑線專案組。張春橋怕查到自己頭上，下令把這個專案組的辦案人員和材料全部并入市革委會專案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后以“舊公安人員不可靠”，全部趕出專案組。

一個人曾接待過交通部外調(diào)人員，按規(guī)定為他們轉了一封介紹信。因外調(diào)接觸到江青1934年被捕情況。王少庸下令將材料追回，將交通部的兩名外調(diào)人員及這位公安和他一起工作的兩位公安統(tǒng)統(tǒng)抓起來，打成五一六分子。

解放初期，公安局接管一批敵偽檔案和30年代的報刊。江青說公安局有她的“特別檔案”。張春橋立即指使當時負責公檢法的空四軍第一政委王維國，集中1000人，到公安局翻箱倒柜，“清理檔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資料50余冊，查封30年代的書刊15000冊，拿走張春橋、張春橋父親、姚蓬子材料一大批。

張春橋說：“看檔案要有控制”，“敵偽檔案不一定可靠”，“登報的不一定是叛徒”。張春橋以“防擴散”為名，下令凡涉及所謂“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材料，一不準外傳，二不準擴散，三不準登記，四不準辦簽發(fā)手續(xù)。

以“收集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將檔案處兩名處長、兩名干部押送到北京長期關押，將處長王學純折磨得下肢癱瘓，有病不讓治。在場的醫(yī)護人員看不下去，提出抗議。他們竟然將人抬出病房，把她拖進冰冷的房間，連續(xù)數(shù)小時逼供。將王學純迫害致死。

張春橋直接指使王維國捏造了17件所謂“對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進行偵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兩位書記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一個處250多人，有137人以“偵察控制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罪名被關押，51人打成反革命。

1969年初，張春橋說公安干警“反動、頑固、狡猾”，對他們就是“要突出一個狠字”，鼓吹“打人是覺悟高的表現(xiàn)”，“假的要當真的打”，在公安系統(tǒng)大搞白色恐怖，刑訊逼供，大搞“疲勞戰(zhàn)”、“車輪戰(zhàn)”、“火線學習班”、“大兵團作戰(zhàn)”、“夜開花”、“開刀間”，用冷水澆，熱水燙，反綁吊打，直到木棍打斷，銅條打彎，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燒胡子眉毛”、“抽筋”、“剝皮”、“坐地老虎凳”、“假槍斃”等三四十種法西斯式的刑罰。

市公安局院內(nèi)拷打聲、慘叫聲不斷，周圍居民都聽不下去。整人手段如此殘忍，令人不寒而栗。

04

張春橋的家書會讓人誤認為他僅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熱衷于思想理論，其實，他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充滿了暴力和血腥。限于篇幅，我僅舉胡永年一個例子。

文革初期，上海足球隊隊員胡永年造反，被張春橋看中。1967年1月，全市掀起第一次反張春橋的高潮，張春橋指使胡永年四處鎮(zhèn)壓。胡永年調(diào)動人馬，把在南京路刷反對張春橋大字報的紅衛(wèi)兵強行拖入體委大樓，進行圍攻、辱罵，并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脅他們將大字報撕下來。

張春橋吹捧胡永年為：“我們的胡司令！”“我們的大炮！”1967年6月，市體委革委會成立時，張春橋親自將原上報擔任革委會主任的人拿掉，讓胡永年擔任上海體育革委會的主任。

后來張春橋點名讓胡擔任市革委會委員、市文教組核心成員、市保衛(wèi)組副組長，親自委托他抓上海的“社會治安”，甚至將胡評為全市先進個人。

1968年4月第二次炮打張春橋時，投桃報李，胡永年立即到體委的基層單位拍著胸脯叫喊：“張春橋我就是要死保，保定了?！彼麕丝吹匦?，策劃武斗方案。

1967年至1968年，胡永年在張春橋的指使下，在社會上到處插手，挑動武斗，大搞打砸搶。他把工人群眾成批地捉進體委大樓，強迫他們脫去鞋襪，跪在地上，或綁在長凳、乒乓臺上，胡永年帶頭用鞭子抽，木棍、鐵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放狼狗咬，將人打死。

1968年1月胡永年召開體委系統(tǒng)大會，在會上，他說：“氣氛不夠”，帶頭毒打干部，許多沒有任何問題的干部，有的被打成鼻青臉腫，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齒掉了好幾個，有的當場大腿被打斷，有的被打倒，還跳上背部繼續(xù)用腳踩，還不能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

之后，體委系統(tǒng)打人更加肆無忌憚。他經(jīng)常說這個單位的當權派不老實，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開現(xiàn)場會，他督戰(zhàn)、動手對一名干部審訊，一邊打耳光，一邊要他回答問題，讓他舉起兩手，稍微垂下來，胡永年就用煙頭燙，用大頭針扎。從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幾個小時。在他的現(xiàn)場示范后，體委系統(tǒng)的逼供信更加猖獗。

1969年春節(jié)體委系統(tǒng)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惡行徑，張春橋、王洪文立即通過馬、徐、王派人將這場斗爭壓下去。后來在“一打三反”中群眾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卻說：“上海的幾個司令，胡永年還是比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來。

1974年毛澤東指示解放原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并分配工作。張春橋極力阻止，同時下令要給一批因表現(xiàn)不好而被群眾反下去的老造反派“落實政策”。馬、徐、王按照張春橋旨意讓胡永年當體委副主任，重新提上來。

張春橋授意要把胡永年拉入黨內(nèi)，對他的嚴重問題，采取“不要內(nèi)查外調(diào)，不要接觸本人，從現(xiàn)有材料中找出結論”的辦法。這件事由于遭到體委系統(tǒng)廣大黨員的強烈反對，未能得逞。

1975年徐景賢找胡永年密談，當面給黨票，說：“祝你早日入黨”。王秀珍向胡交底：“你們這些人的組織問題，要通過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領導，你們可不要著急呀。”

以上所舉，不過是張春橋在臺上期間的幾個側面而已。就這也足以看到他的人格并非表里如一，施政更無人性可言。

后人讀書，切不要被他書信集中營造的家庭溫情、“革命理念”一葉障目，而忽視張春橋真實、丑陋、殘酷、血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