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華人社群圍繞農歷新年英譯的討論持續(xù)升溫，越來越多華人反對使用“Lunar New Year”，主張恢復“Chinese New Year”。這場看似是語義層面的爭論，實則是對歷法常識的堅守，更是對中華文化根源的捍衛(wèi)。

中國農歷本質是陰陽合歷，它以月相變化確定月份，同時以太陽運行規(guī)律確定節(jié)氣，兼顧了月亮與太陽的運行周期?！癓unar”一詞僅對應“純陰歷”，完全無法體現農歷的歷法特征，在學理層面存在明顯偏差。

“Lunar New Year”的出現并非自然的文化演變，而是有著明確的歷史背景，其源頭可追溯至港英殖民時期的香港。

從香港立法文獻可查，1875年首部假期法案頒布至1967年修訂前，農歷新年的法定英譯一直是“Chinese New Year”，清晰標注了節(jié)日的中國文化根源。

1967年，香港發(fā)行首套農歷新年郵票，英文標注為“New Year Festival”，這一表述因模糊性引發(fā)了西方社會的誤解與不滿。1968年，港英當局借修法之機，徹底將農歷新年的法定英譯改為“Lunar New Year”，這一變動發(fā)生在六七暴動之后，殖民政府刻意弱化“Chinese”標識，其政治用意顯而易見。

當時，郵票被視為地區(qū)文化的“名片”，具備國際傳播功能。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不允許殖民地的官方文化名片上出現鮮明的中國文化標識。1946年香港和平紀念郵票，中文題為“漢英昇平、鳳鳥復興”，而英文卻刻意闕如，這也是殖民當局弱化中華文化符號的一貫操作。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自1950年代發(fā)行世界上第一套生肖郵票后，便摸索出成熟的商業(yè)路徑，利用十二年輪回的收藏邏輯鎖定集郵者，將生肖題材打造成長線生意。

香港、臺灣分別在1967年、1969年跟進發(fā)行生肖郵票，中國大陸則在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發(fā)行首套生肖郵票，唯獨香港因殖民背景，在郵票上刻意“去中國化”，而其他傳統節(jié)日如清明、端午、中秋，因當時無發(fā)行郵票的商業(yè)需求，仍保留了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英譯名稱。

這場譯名正名運動，是華人對文化主權的守護。部分華人官員在殖民體制下，一知半解地迎合宗主國意圖，放棄節(jié)日的文化主權，用一個歷法錯誤的詞匯掩蓋中華文明對農歷的原創(chuàng)與主導地位。此后的數十年，“Lunar New Year”借由香港的國際地位向外擴散，逐漸成為部分國際媒體與機構的慣用表述，模糊了農歷新年的文化本源。

今日重提這段歷史，并非訴諸陰謀論，而是還原譯名背后的權利邏輯。語言是文化的邊界，命名權即是文化主權?！癈hinese New Year”不僅是翻譯，更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華人堅持正名，既是糾正半個多世紀前的殖民遺緒，也是在全球語境中守護中華文化的根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