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廣州城內(nèi)。

一位年僅21歲的年輕姑娘，咬著牙做了一件讓人聽著都覺得心驚肉跳的事：她自作主張去買了一副中藥，硬生生把自己肚子里已經(jīng)成形的胎兒給打了下來。

那會兒，她的丈夫正在東征的前線打仗，對家里發(fā)生的這一切完全被蒙在鼓里。

這個對自己狠得下心的姑娘，就是鄧穎超。

要是按咱們普通人的想法，這事兒簡直離譜。

剛結(jié)婚沒多久，丈夫又是黃埔軍校政治部的主任，前程一片大好，這不正是生兒育女的黃金時期嗎？

可偏偏鄧穎超心里的算盤，打得跟別人不一樣。

那陣子正是大革命鬧得最兇的時候，她頂著婦女部部長的頭銜，又是何香凝身邊的左膀右臂，整天會議多得像山，基層跑得腿斷。

在她眼里，生孩子就是給自己套上了一層枷鎖，讓她從一個沖鋒陷陣的“革命斗士”退化成圍著灶臺轉(zhuǎn)的“家庭婦女”。

為了能繼續(xù)干工作，她愣是把孩子給舍棄了。

這話聽著沖，其實周恩來心里也是有本賬的。

他心疼媳婦，但更敬畏生命。

誰知道老天爺偏愛開這種殘酷的玩笑。

當初那次主動的放棄，成了后來兩人心頭怎么也抹不去的疤。

過了兩年，到了1927年，鄧穎超又懷上了。

這回，她是真想把孩子生下來。

可世道變了，天翻地覆。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那一嗓子喊出來，蔣介石開始瘋狂清黨，整個上海都被白色恐怖那種壓抑的氣氛罩得嚴嚴實實。

周恩來作為重點抓捕對象，只能轉(zhuǎn)入地下，時刻準備跑路。

鄧穎超眼瞅著就要臨盆，身份卻暴露了，必須立馬逃命。

你能腦補出那個畫面嗎：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孕婦，得在特務的眼皮子底下，從上海一路折騰到廣州。

這一路上提心吊膽，顛得七葷八素。

最后，孩子倒是生下來了，可因為難產(chǎn)加上在娘胎里就受了罪，沒過多久就夭折了。

這場生產(chǎn)，徹底把鄧穎超的身體底子給掏空了。

后來醫(yī)生給她交了底：這輩子，想再當媽，難了。

咱們不禁要問：就為了那個當時還只是個影子的“新中國”，把做父母的權(quán)利都搭進去，這筆買賣，到底劃不劃算？

但這事兒要是擱周恩來和鄧穎超身上，估計他們連一眨眼的猶豫都沒有。

畢竟在那個年代，他倆不光是兩口子，更是蹲在一個戰(zhàn)壕里的生死兄弟。

這種“戰(zhàn)友”情分的考驗，往后是一次比一次要命。

日歷翻到1934年，紅軍要開始長征了。

這會兒的鄧穎超，那身子骨簡直差到了極點。

嚴重的肺結(jié)核纏上了她，吐血是家常便飯，虛弱得連邁步子都費勁。

擺在她面前的路就兩條：

第一條，留在老鄉(xiāng)家里養(yǎng)病。

這也是當時好多傷病員沒辦法的辦法。

第二條，跟著大部隊走。

兩萬五千里，又是雪山又是草地的，對于一個肺結(jié)核病人來說，這就跟去送死沒啥區(qū)別。

鄧穎超最開始的念頭是：別給部隊當累贅。

她跟組織打報告，說自己留下。

這報告遞到了周恩來手里。

按常理說，丈夫心疼老婆，讓她留在一個相對安穩(wěn)的地方養(yǎng)養(yǎng)身子，好像也沒毛病。

可周恩來的決定冷硬得像塊鐵板：不行，必須帶走。

他甚至都沒用商量的口吻，直接把組織的命令甩了出來：“長征是組織的定奪，個人沒資格改?！?/p>

周恩來為啥這么狠？

你要是回頭看看瞿秋白他們那些留守人員最后的下場，就知道周恩來的眼光有多毒。

留在蘇區(qū)，面對國民黨那種地毯式的清洗，能活下來的概率基本就是零。

把鄧穎超帶上，路是難走了點，但好歹還有活命的希望。

這是一場豪賭。

周恩來賭的，是鄧穎超那股子韌勁。

結(jié)果證明，他押對了。

鄧穎超在長征路上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硬氣，把所有人都給震住了。

有一次過草地，她一腳踩空掉進了泥潭里。

那可是真的鬼門關，越撲騰陷得越快。

當時周圍連個人影都沒有。

這要是換個普通人，估計早就嚇得亂掙扎，最后被泥漿吞了。

但鄧穎超沒這么干。

她冷靜得嚇人，哪怕泥水都已經(jīng)漫到胸口了，她愣是一動不動，死死守住那口氣，靜靜地等著。

直到后面的隊伍跟上來，才把她給拽了出來。

這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理性，是她能從那場煉獄里爬出來的根本，也是她能跟周恩來過一輩子的核心原因。

他倆，骨子里就是一類人。

好多人羨慕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感情，覺得那是“神仙眷侶”。

可你要是把放大鏡湊近了看，你會發(fā)現(xiàn)，維持這段感情的根本不是什么花前月下，而是兩個高智商靈魂在精神層面的高度共鳴。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成了地球上最忙的總理。

忙成啥樣？

一天干十幾個鐘頭那都是起步價。

這種情況下，夫妻倆咋交流？

要是鄧穎超像普通媳婦那樣整天嘮叨“你都不著家”“你心里沒我”，那這日子早就過不下去了。

可鄧穎超的招數(shù)，那是教科書級別的。

她給周恩來寫信，從來不扯那些雞毛蒜皮，而是用一種調(diào)侃的、甚至帶點“擠兌”的口氣。

有一回，周恩來忙得連回信的空都沒有，鄧穎超就寫道：“你這個大忙人，哪有空惦記我這個閑人呢？”

周恩來收到信，立馬回了一句絕妙的話：“閑人怎么知道忙人心里有多惦記閑人呢？”

這兩句話，看著是兩口子打情罵俏，其實是兩個聰明人在過招。

周恩來認領了“忙人”的標簽，把鄧穎超比作“閑人”，既承認了自己顧不上家，又肯定了鄧穎超穩(wěn)固后方的地位。

最后那句“吻你萬千”，更是把那種虧欠感轉(zhuǎn)化成了濃得化不開的情意。

這種溝通，效率高得嚇人。

更難得的是，周恩雖說位高權(quán)重，但在家里，從來沒把鄧穎超當成附屬品。

建國初，鄧穎超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

這部法律的分量，很多人其實沒看懂。

要是沒有周恩來在背后撐腰，這部法律想要推行下去，難度簡直不敢想。

周恩來在公開場合，總是平視著跟鄧穎超交流，甚至帶著一種求教的態(tài)度。

他心里清楚，這位在長征路上吐著血都沒掉隊的女性，在思想深度上完全有資格當他的老師。

他們沒有親生骨肉，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但換個角度看，他們把這種“小愛”升華成了更大的“大愛”。

像著名的“紅色孤兒”周保章，還有無數(shù)烈士的后代，都受過他們的庇護。

周恩來去蘇聯(lián)出訪，總會特意擠出時間去看望在那邊留學的烈士子女。

這種關懷，不是做秀，是替那些犧牲的戰(zhàn)友盡一份當?shù)呢熑巍?/p>

周恩來穿著灰色中山裝，眼神溫和又深邃；鄧穎超穿著寬大的旗袍，笑得一臉慈祥。

那會兒周恩來已經(jīng)48歲了，半個世紀的血雨腥風都扛過來了。

1925年打掉的那個胎兒，1927年夭折的那個嬰兒，是他們?yōu)檫@個國家付出的第一筆“首付”。

后來的幾十年，他們拿健康、拿時間、拿精力，甚至拿做父母的權(quán)利，在這個國家的賬單上，一筆接一筆地償還著革命的代價。

如今回頭看，鄧穎超當年的決定殘忍嗎？

確實殘忍。

但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對自己都能下狠手的人，今天的咱們，才能坐在和平的陽光底下，去爭論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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