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的冬天。

三十歲出頭的彭云正忙著收拾兒子彭壯壯散落一地的玩具，心里頭盤算著時間，他在候著一位打老家來的貴客——他的母親譚正倫。

老太太眼瞅著快六十了，這輩子都在巴掌大的地方打轉(zhuǎn)，沒出過遠門。

這回為了進京，特地拾掇了一番，頭發(fā)洗得干干凈凈，新做的衣裳燙得平平整整。

臨走前，恨不得讓整條街都知道：“明兒個趕早班車，上北京瞧大孫子去！”

誰承想，那趟進京的列車，注定是接不到人了。

就在動身的前一天晚上，譚正倫在重慶的老房子里突發(fā)腦溢血，人往地上一倒，就再也沒能睜開眼。

后人整理遺物時才發(fā)覺，這位大字不識幾個的農(nóng)村大娘，心里頭裝著一本讓人看了直冒冷汗的賬簿。

這賬上記的，哪里是什么柴米油鹽的瑣碎，分明是一次次關(guān)于生死的抉擇，是拿親骨肉去換義氣的血淚史。

后來，在那塊給老太太立的碑上，刻著這么幾個字：“彭詠梧原配妻子，江姐遺孤?lián)狃B(yǎng)人�！�

這話念著有些繞口，可那里面的分量，沉得讓人透不過氣。

大伙都曉得“江姐”江竹筠在渣滓洞里那是鋼鐵打的身子骨，寧死不屈。

可沒幾個人真正琢磨透譚正倫的“守家智慧”——當(dāng)老天爺把最要命的選擇題扔過來時，一個沒見過世面的農(nóng)婦，是怎么拿出了比大政治家還果斷的主意。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48年，瞧瞧譚正倫這輩子那是怎么闖過那幾道鬼門關(guān)的。

1948年的重慶，連風(fēng)里都透著一股子血腥氣。

這一年對譚正倫來說，簡直就是把人往絕路上逼。

那時候的情況糟糕透了：丈夫彭詠梧已經(jīng)沒了（雖說她那會兒還被蒙在鼓里），“二房”江竹筠也被抓進了渣滓洞。

國民黨那幫特務(wù)像瘋狗一樣滿城嗅，就為了找江姐留下的種——那個還在穿開襠褲的彭云。

特務(wù)們的算盤打得精：把孩子抓手里，當(dāng)娘的還不乖乖開口？

這節(jié)骨眼上，譚正倫手邊扯著兩個娃。

一個是她跟彭詠梧生的親兒子，老大彭炳忠；另一個是丈夫跟江姐生的“私生子”，老幺彭云。

拖著倆孩子跑路，目標(biāo)大得像燈籠，鐵定是死路一條。

要是坐著不動，那是等著讓人甕中捉鱉，更是沒活路。

擺在她面前的路就剩下兩條窄道：要么仨人綁一塊兒死；要么狠心丟下一個，保另一個。

這簡直是個死局。

換作隨便哪個普通人，出于娘胎里帶出來的本能，要是真得“丟卒保車”，鐵定是護著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把那個“情敵”生的娃扔了。

這話說到哪兒去，旁人也沒法指指點點——畢竟，那孩子可是丈夫在外頭有人、背叛家庭的鐵證。

可譚正倫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那個寒風(fēng)刺骨的大清早，她左手牽一個，右手抱一個，站到了重慶孤兒院的大門口。

她蹲下身子，從兜里掏出一塊糖，塞進大兒子彭炳忠的手心里，幫他把領(lǐng)口理順了，把眼淚憋回去，哄道：“兒啊，你先在這兒住些日子，媽過陣子就來接你回家。”

彭炳忠死命抱著她的腿哇哇大哭，可譚正倫硬是把孩子的手給掰開了，轉(zhuǎn)過身抱起小彭云，頭都不回地鉆進了巷子里。

她把親生骨肉推進了孤兒院的大門，反倒把丈夫跟別的女人生的孩子留在了懷里。

這一步棋，她心里的算盤是怎么打的？

頭一樁是掂量風(fēng)險。

特務(wù)那幫人眼紅得很，死盯著彭云不放。

彭炳忠雖說也是老彭家的種，但在特務(wù)眼里沒那個“利用價值”。

把老大送進孤兒院，聽著是慘，但在那種亂世里，反倒成了最好的“隱身術(shù)”，特務(wù)哪有閑工夫去孤兒院挨個翻查流浪兒？

第二樁是看生存能力。

彭云那會兒太小了，離了大人一天都活不下去，必須得有人十二個時辰盯著。

老大年紀(jì)稍微大點，在孤兒院里哪怕吃苦，好歹能留條命。

真要開始逃命，她后背只能背動一個，那個必須是離了人就得死的彭云。

第三樁，也是最扎心的一層，是看份量。

在她那樸實的老理兒里，彭云不光是個娃，那是丈夫和江姐留下的“根”。

江姐在前線流血拼命，她要是守后方連個孩子都護不住，這份“義氣債”她幾輩子都還不起。

于是，她選了那條最兇險的路：把“活靶子”拴在褲腰帶上，拿自己給特務(wù)當(dāng)誘餌。

為了把彭云藏嚴(yán)實，她領(lǐng)著孩子像耗子一樣?xùn)|躲西藏，住過破閣樓，睡過煤廠子，甚至有好幾回聽見特務(wù)上樓的腳步聲，她抱著彭云直接從后窗戶跳下去逃命。

這哪是在帶孩子，這分明是拿自個兒的命在給這娃當(dāng)防彈衣。

要是再往前捯飭幾年，你會發(fā)現(xiàn)譚正倫這種“識大體”的勁頭早就有了苗頭。

那是四十年代中期，譚正倫還在四川云陽老家還債度日。

丈夫彭詠梧走了好些年，說是去念書、干革命大事。

冷不丁有一天，一封信從重慶飛了回來。

信上寫的東西，擱在一個舊社會婦女身上，那簡直就是天塌了。

丈夫在信里沒藏著掖著：他在重慶為了工作掩護，跟一個叫江竹筠的女同志假扮兩口子，后來假戲真做，有了感情，結(jié)了婚，還生了個大胖小子（就是彭云）。

眼下風(fēng)聲緊，盼著原配譚正倫能去趟重慶，幫手帶帶這孩子。

這信要是擱在現(xiàn)在的電視劇里，女主角非得黑化復(fù)仇個百八十回不可。

丈夫在外頭娶了小的，生了娃，現(xiàn)在還好意思叫原配去當(dāng)“老媽子”？

這簡直是把人的臉皮撕下來往地上踩。

一般娘們兒碰到這事，要么一哭二鬧三上吊，要么從此老死不相往來。

可譚正倫悶聲不響了好幾天，拿定了第二個大主意：上重慶，接孩子。

她心里這筆賬，又是咋算的？

這里頭有個極冷靜的劃清界限。

她心里明鏡似的，丈夫彭詠梧干的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買賣。

那個叫江竹筠的女人，既然能跟丈夫并肩子干，肯定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主兒。

要是她不去，孩子在重慶沒人管，這兩口子得分心，搞不好就得暴露，到時候全得玩完。

她把自己當(dāng)成了這個家的“后勤大隊長”。

在前頭沖鋒陷陣的，那是過命的交情；在后方守著大本營的，那是千斤的重擔(dān)。

她懂那個女人的無奈：“我要去更要命的地方，帶不了娃�！�

這話把女人的那點嫉妒心給打散了。

在掉腦袋的大事面前，那點兒女情長算個屁。

譚正倫雖說沒念過書，但她曉得啥叫“大義”。

她不光去了重慶，還真把孩子接回了云陽老家。

為了不讓人起疑心，對外就說這是自個兒生的二小子。

這哪里是軟弱，這是因為她心里頭裝得下比自個兒面子更大的事兒。

1949年，天亮了，重慶解放。

按說譚正倫這下該享清福了。

可老天爺又跟她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她興沖沖地背著彭云去找江姐，想著把孩子全須全尾地交還給人家。

她跑遍了重慶的“脫險人員登記處”，等來的卻是一個個晴天霹靂：江姐犧牲了，丈夫彭詠梧也早就不在了。

兩家的頂梁柱全塌了，就剩下一個大字不識的農(nóng)婦，守著兩個沒爹沒娘的娃。

這時候，組織上本來給譚正倫安排了個機關(guān)里的差事。

這是個翻身的好機會，端上鐵飯碗，這輩子吃喝不愁。

可譚正倫又做了個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決定：機關(guān)我不去，我就要去重慶第一幼兒園當(dāng)個普普通通的保育員。

圖啥？

理由就一條：彭云剛進那幼兒園。

她心里的賬本還是那么清楚：機關(guān)工作是體面，可沒法時時刻刻盯著孩子。

彭云那是烈士留下的獨苗，要是這根苗在太平日子里有個三長兩短，她就算死了也沒臉去見彭詠梧。

去幼兒園當(dāng)阿姨，錢少、名頭不好聽，可能天天瞅著孩子吃飯、睡覺。

這就夠了。

不光這樣，在撫恤金這事上，她也算得“分毫不差”。

按政策，彭炳忠（親生子）和彭云（養(yǎng)子）都是烈士后代，都能領(lǐng)錢。

但譚正倫硬是只領(lǐng)了彭云的那份。

她說：“新中國剛成立，國家到處都缺錢，又在打抗美援朝，別對我搞特殊�！�

這看著像是高風(fēng)亮節(jié)，其實是她自個兒心里擺得太正。

她始終覺得，彭云是“公家的人”，國家得管；彭炳忠是她自個兒身上掉下來的肉，當(dāng)娘的養(yǎng)活兒子是天經(jīng)地義，不能去占國家的便宜。

這種對自己摳門到家的勁頭，一直伴了她一輩子。

1957年，彭云在學(xué)�？戳嗽拕　督恪�。

回到家，看著眼淚汪汪的兒子，譚正倫覺得火候到了。

彭云當(dāng)場就懵了，哭得稀里嘩啦。

但在譚正倫看來，這事兒沒必要藏著掖著。

她從來沒想過要頂替江姐的位置，她就是個看護人。

她對彭云的管教嚴(yán)得近乎不講情面。

天不亮就逼著背書、練字，稍有點偷懶，她就會甩出那句沉甸甸的話：

“你爹媽都為國捐軀了，你有什么資格偷懶！”

這話像鞭子一樣抽在彭云身上，也抽在她自己心窩子上。

她心里明白，她要交出去的，不是個嬌生慣養(yǎng)的公子哥，而是一個能扛起父輩旗幟的漢子。

1965年，這筆“長線投資”總算見著回頭錢了。

19歲的彭云拿下了四川省理科狀元。

那會兒，清華、北大那是任他挑。

這在誰家都是祖墳冒青煙的大喜事。

可譚正倫又一次插手了。

她把那些綜合性大學(xué)全給否了，鐵了心要彭云考“哈軍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xué)院）。

話就撂在這兒：“國家缺什么，你就去干什么�！�

在那個年月，哈軍工那就是國防科技的搖籃。

在譚正倫眼里，只有進了那兒，才算是真正接過了爹媽手里的槍。

后來的日子證明，她的兩個兒子都出息得很。

彭云成了響當(dāng)當(dāng)?shù)挠嬎銠C專家，后來在美國搞科研；親兒子彭炳忠也當(dāng)上了四川大學(xué)的教授。

譚正倫這一輩子，好像總是在做“賠本買賣”。

年輕時候守活寡替夫還債，中年時候幫情敵養(yǎng)兒子，逃難的時候狠心扔掉親骨肉，老了老了還拒絕組織的照顧。

可要是把眼光放長遠了看，你會發(fā)現(xiàn)她才是那個真正的大贏家。

她用一個農(nóng)村婦女并不寬厚的肩膀，硬是扛起了兩代人的命。

她沒上過戰(zhàn)場開過一槍，但她把后方最要緊的那塊陣地給守得死死的。

1976年那個冬天的晚上，她走得太急，連句像樣的遺言都沒來得及交代。

但也許她壓根就不需要留什么話。

當(dāng)彭云在哈軍工的校園里鉆研導(dǎo)彈圖紙的時候，當(dāng)彭炳忠在大學(xué)講臺上講無線電原理的時候，當(dāng)那塊刻著“江姐遺孤?lián)狃B(yǎng)人”的碑豎起來的時候，她那本厚厚的人生賬簿，早就已經(jīng)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差。

大伙嘴里說的“深明大義”，其實從來不是腦子一熱的沖動。

那是無數(shù)個深夜里，把眼淚擦干了，咬碎了牙往肚里咽，做出的那個最難受、卻最硬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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