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一天傍晚，秋風(fēng)已經(jīng)有了涼意。釣魚臺的一間屋子里，江青拿著一本存折發(fā)呆，桌上的賬目攤開著，數(shù)字密密麻麻。她突然問身邊的人：“我還有多少錢？”說話的語氣里，多了幾分罕見的焦躁。就在不久之前，她還從這筆錢里抽出一部分，托人送給了多年不見的親姐姐。那是1970年代的事了，錢送出去時她說“算是還了債”，如今手頭緊張，心中卻又生出把錢要回來的念頭，這一前一后，背后牽連著的，是一段起伏幾十年的姊妹恩怨，也是一個時代的冷暖。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以后，人們回頭說起江青，想到的往往是她在政治舞臺上的角色，反倒容易忽略她作為女兒、妻子、姐姐的一面。而圍繞那5000元錢的故事，如果從頭梳理，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筆錢的來龍去脈，和她早年在娘家受的恩情、在延安的經(jīng)歷、與毛澤東之間的家庭經(jīng)濟狀況，全都糾纏在一起。

一、同父異母的兩姐妹：從花轎前的哭喊說起

時間要撥回到1918年，那一年，是北洋政府統(tǒng)治時期，山東一帶的老百姓還在為日常生計忙碌。李家院子里卻一片紅火，鼓樂喧天。那天，大女兒李云露要出嫁，年僅4歲的二女兒李云鶴，被母親李欒氏抱在懷里，睜著一雙大眼睛，看著那頂大紅花轎。

李云露是大房唯一的女兒，出生于1903年前后，比1914年出生的李云鶴大了整整11歲。姐妹倆同父異母，卻意外地相像：臉型偏長，五官隨父親，走在街上，一看就是一門親戚。家里人常說，一大一小這兩個女兒，是李德文晚年的“福氣”。

小女兒李云鶴，從小嘴甜會說話，問東問西，一點不怯場。她常纏著母親追問：“這是什么？為什么？”有些問題連李欒氏都答不上來，只能笑著敷衍幾句。母親心疼這個小女兒，溺愛得很，給什么都不舍得拒絕，想要的東西總是盡量滿足。日子雖然不富裕，但李欒氏的心思都在這個“進孩”身上。

那天給姐姐梳妝時，李欒氏特意抱著小云鶴走到花轎前：“看看，姐姐漂亮嗎？”小女兒嘴里一連串地說“好看”“漂亮”，話說得童真，倒叫周圍大人都笑了。不過，當聽到母親說“姐姐要出嫁了，要出遠門”時，她一下緊張起來，伸手往轎子里撲：“姐姐和進孩玩，不要走！”

轎內(nèi)的李云露，聽見這句哭喊，鼻子一酸，掀開蓋頭，彎腰把小妹摟在懷里。她一邊抹眼淚，一邊說：“進孩，別忘了姐姐，姐姐是最愛你的?！蹦且痪湓?，說得很真心，也很樸素。對這位大姐來說，多年后來往的一切，其實都可以追溯到這一天花轎前的擁抱。

花轎抬起的時候，李欒氏抱著小女兒，追著轎子跑了幾步。她心里非常清楚，大女兒出門了，這個家里再沒有第二個真正把她當親人的人。丈夫年紀大，又冷淡寡情，真正拉扯她的，是這兩個女兒。那一刻，她心里閃過一個念頭：將來，有一天，小女兒也要被花轎抬走，她自己又會變成什么樣的孤身一人。

難受歸難受，生活還是得繼續(xù)。出嫁后的李云露并沒有因為是“嫡出”的身份，就疏遠后房的母女。恰好相反，她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一直在關(guān)鍵時刻伸手拉過這個小妹，這一點，到了40年代、50年代，體現(xiàn)得尤為清楚。

二、從上海到延安：江青的另一面與家庭經(jīng)濟的現(xiàn)實

時間推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局勢動蕩，城市里新思潮涌動。受進步思潮影響，李云鶴在1933年2月，在黃敬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當時她還在北方活動，同年7月，組織遭到破壞，黃敬被捕，她也因此同黨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為了再度找到組織，她轉(zhuǎn)而奔赴上海。

在上海，她以演話劇、參加進步團體的方式，宣傳新思想，也特別關(guān)注婦女地位問題。那時候，她已經(jīng)逐漸走出舊家庭的束縛，走向公共舞臺。后來她來到延安，在那里，她改名“江青”，開始了為期十年的延安生活。

延安時期的江青，在很多回憶材料中，是另一種形象：住窯洞，睡硬炕，下南泥灣勞動，生活艱苦，作風(fēng)上被評價為“謙虛謹慎”。她曾和幾位女同志擠在一個窯洞里，輪流做飯打水。毛澤東接待外賓時，她通常少言寡語，只是在旁邊記錄、照應(yīng)，表面上看，是一個頗為安靜、細致的年輕妻子。

那時的她，負責(zé)照顧毛澤東的起居生活，洗衣做飯、整理文件，日常飲食里一定要有辣味菜，迎合毛澤東的口味?？箲?zhàn)后期，中央機關(guān)在陜北轉(zhuǎn)戰(zhàn)，敵軍兵力遠超我軍。多位領(lǐng)導(dǎo)人的夫人被安排渡過黃河到相對安全的地方，但江青堅持留在陜北，隨毛澤東輾轉(zhuǎn)。不得不說，這個選擇里，有感情，也有她自己對政治環(huán)境的判斷。

進入新中國成立后，家庭的“經(jīng)濟賬”卻一點也沒有因為政治地位而變得寬裕。1960年代，毛澤東的工資定為3級，一直保持到去世，每月404.8元。這在普通干部中已屬不低，但對他的開支來說，壓力并不小。

每月固定支出不少：黨費10元、房租水電和日常家具維護80多元，伙食基本控制在100元左右。除此之外，還要負擔(dān)子女和部分親屬的生活費，包括李敏、李訥、毛遠新以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最初每人15元，后來調(diào)到25元、30元不等。這些錢都是實打?qū)嵉貜墓べY中劃出去的。

若再加上孩子們派車的車費、招待客人的飯費、用車費用，七七八八算下來，開銷往往超過300元?？瓷先?shù)字不大，但在當時的物價水平下，這種結(jié)余并不寬松。也正因為有這道賬，毛澤東對孩子的經(jīng)濟態(tài)度一向很明確：參加工作之后，能拿工資，就應(yīng)當自理。

1972年，李訥在北京生下兒子王效芝。她那時的工資不過幾十元，要養(yǎng)孩子、請保姆、買奶粉、置辦家用，日子頗為緊張。她很清楚父親的態(tài)度，一直不好意思張口要錢。直到生活實在拮據(jù)，才繞過父親，找到身邊工作人員張耀祠，請他想想辦法。

張耀祠了解情況后，寫了張條子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聽完，只問了一句：“你說該給多少錢？”對方不好直言，只含糊說“幾千塊錢”。最后，毛澤東從自己的稿費中劃出8000元，由吳連登負責(zé)落實。但為了防止用得太快，吳連登以李訥名義先存5000元，只給她3000元當下使用。

比較特別的是，這8000元并不只是獨給李訥，而是按同樣數(shù)額，分別給了幾位與他關(guān)系密切的女性：江青、賀子珍、李敏和李訥，每人8000元，一共32000元，全部出自他的稿費。這筆錢質(zhì)量不小，當時相當于一位普通職工多年工資。

賀子珍當時正在解放軍總醫(yī)院（301醫(yī)院）治療，聽說這件事后，起初不愿收錢，認為自己的醫(yī)療費大部分公家報銷，用不上這么多。經(jīng)過做工作，她才勉強收下，后來出院時有3000多元自費藥費，就從這筆錢中支出，剩余的4000多元還推回給毛澤東，一再表示感謝。

相比之下，江青的態(tài)度干脆得多，她毫不猶豫地收下了8000元。這其中有家庭經(jīng)濟的現(xiàn)實基礎(chǔ)，也有她個人消費習(xí)慣的原因。1960年代中期，她迷上攝影，購買專業(yè)器材、沖洗膠卷，開支不少。僅1964年一年，統(tǒng)計在案的就有沖洗照片三次，共用去105元，買膠卷10個花了62元2角。這在當年的物價條件下，已經(jīng)是一筆不算小的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限制她在這方面的花銷，毛澤東有時會在穿戴上卡得很緊，比如不輕易讓她增添衣物，理由很簡單——錢已經(jīng)被用在其他地方了。不過，從歷史照片上看，今天流傳的一部分毛澤東工作、生活場景照，確實出自江青之手，這一點倒是事實。

三、從中南海到清華平房：一筆遲來的5000元“債”

說到那5000元錢，就得把目光重新拉回到那位大姐身上。40年代中期，李云露的丈夫王克銘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留下兩個尚未成人的兒子。家里的頂梁柱突然倒下，負擔(dān)一下壓到她一個人身上，生活自然艱難。

在這之前，她一直在關(guān)鍵節(jié)點支撐著妹妹。1930年代末期，江青在濟南山東實驗劇院求學(xué)、演戲時，李云露便把李欒氏從原籍接到濟南，一家人勉強團聚。1948年前后，李欒氏病逝，這些年里，盡孝心的其實大多是這位姐姐?？梢哉f，從天津到濟南，她一直是后房母女可靠的依靠。

新中國成立后，50年代中期，江青已有條件，將李云露接進中南海，讓姐姐幫自己管家料理內(nèi)務(wù)。為了兩個外甥的前途，她還安排他們?nèi)ヌK聯(lián)留學(xué)，這在當年的干部家庭中，是相當優(yōu)厚的待遇。不過，姊妹情分再厚，也經(jīng)不起一次嚴重的沖突。

后來，因一些具體事務(wù)上意見不合，李云露“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怒之下，把姐姐從中南海趕了出去，態(tài)度非常決絕，此后多年幾乎不再提起她。兩人從朝夕相處到徹底斷聯(lián)，轉(zhuǎn)折極其劇烈。到了1960年代后期，“文革”風(fēng)暴席卷全國，李云露經(jīng)濟來源削弱，生活拮據(jù)，卻始終沒有主動去求妹妹。

九大（1969年4月）之后，江青的秘書楊銀祿發(fā)現(xiàn)，有一位署名“李云露”的人，頻繁給江青寫信。信件大致有三個內(nèi)容：一是表達思念之情，希望見江青一面，也想看看從小帶大的李訥；二是詢問江青的身體情況、工作辛勞，叮囑她注意休息；三是隱約提及自己生活艱難，卻始終沒有直接開口要錢。

這些信件，江青每次看完，卻只把信放在一邊，不回信，也不托人帶話。她當時的態(tài)度，頗為冷硬。楊銀祿起初不知道這位寫信人的身份，直到某一天，他忍不住問了一嘴老廚師程汝明，才知道：這位多次寫信的李云露，正是江青的親姐姐。

從家族關(guān)系來看，李云露雖然是同父異母，但在早年家庭中，她并未因為后房身份而輕視江青母女，反而主動將她們接到天津同住，還供養(yǎng)妹妹生活兩年。后來又在濟南照顧生病的繼母，一直持續(xù)到1948年去世。這些恩情，江青不是不知道，只是到了政治地位高企之時，不愿面對。

1970年代中期，毛澤東已是暮年，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就在這個階段，江青忽然想起這位多年的姐姐。她讓程汝明代表自己去清華大學(xué)，看望一下姐姐的生活情況，問問是否有困難。

那時的李云露，居住在清華校園內(nèi)的一間平房里。見到程汝明這個“老熟人”，她很激動，眼眶泛紅，連忙打聽江青的身體狀況、工作情形，又問起李訥。她說自己很想念這個從小帶大的外甥女，想見上一面，但也知道現(xiàn)實條件不允許，只能在話語中表達思念。

程汝明一邊回答，一邊順勢觀察屋內(nèi)的景況：床上的被褥已經(jīng)十分破舊，屋里燒著一個煤爐，燒過的煤球和沒燒的都堆在地上，屋內(nèi)溫度不高，空氣里有一股陰冷。這樣的場景，讓他心里一緊：同樣是李家的女兒，一個住在中南海、釣魚臺，一個住在清華平房，生活差距大得令人唏噓。

當他試探著問對方有沒有什么具體困難、需要提出來時，李云露擺擺手，只說自己沒有特別要求，只希望江青和李訥保重身體。這個回應(yīng)，說得很含蓄，卻也帶著幾分自尊——明明日子艱難，卻不愿主動張口求助。

程汝明回到釣魚臺，把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說了。江青聽完，沉默了一會兒，隨后說了那句后來被反復(fù)提及的話：“請程師傅再去一趟，從我的存款里，送給她5000元錢，以幫助她的生活困難，也算了結(jié)了我的一個心愿，還了債。”這里所說的“存款”，其實就是前文提到的那筆毛澤東給她的8000元稿費。

這句話里的“還了債”三字，很耐人尋味。一方面，她確實意識到，姐姐早年對自己和母親有過不小的照顧；另一方面，她似乎也希望用一筆數(shù)額可觀的金錢，給這段關(guān)系畫上一個所謂的“句號”。對于長期沉浸在復(fù)雜政治環(huán)境中的人來說，用“經(jīng)濟賬”來處理“情感賬”，未嘗不是一種習(xí)慣性做法。

很快，程汝明按照指示，把5000元送到了李云露手中。對于當時的普通家庭來說，5000元幾乎是一筆難以想象的巨款。李云露自然十分感激，反復(fù)道謝。對她而言，拿到這筆錢，不僅緩解了現(xiàn)實困頓，也多少證明，妹妹仍記得舊日情分。

不久之后，歷史進程急轉(zhuǎn)直下。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作為遺孀，江青失去了長期的政治與生活依托，個人處境驟然變得復(fù)雜。就在這個時候，她開始覺得手頭緊張，起了重新盤點資金的念頭，那筆送給姐姐的5000元，自然也重新浮上心頭。

她公開提出，希望把已經(jīng)送出去的錢要回來，這個想法一說出口，就引發(fā)身邊人的震驚。程汝明和吳連登聞訊后，覺得事情嚴重，趕緊勸止，兩人勸說的核心觀點很簡單：這筆錢已經(jīng)送出去了，再開口索回，無論在情面上還是在影響上，都說不過去。江青聽完后，沉吟良久，最終沒有采取實際行動，只是悻悻作罷。

從結(jié)果看，這筆錢并沒有被要回去，故事似乎到此告一段落。但在細節(jié)里，卻折射出一些值得玩味的情緒變化：當自己權(quán)力、地位穩(wěn)固時，5000元是“還債”；當形勢突變，經(jīng)濟吃緊時，同樣一筆錢，又被視作可以回收的“可用余額”。這種前后變化，不難理解，卻也讓人對人的復(fù)雜性多了一分感慨。

如果再把視角拉長一些，會發(fā)現(xiàn)另一條線索始終在暗處推動：江青始終沒有多少個人積蓄。一方面是家中整體經(jīng)濟模式所限，另一方面，她自己的消費習(xí)慣——尤其是攝影愛好——確實消耗不小。1964年那一年的攝影賬目，只是冰山一角，在特殊年代，很多實際支出并不詳細記賬，這也加劇了她對錢的敏感。

回到那位大姐身上，她從1918年花轎前的眼淚，到40年代守寡獨撐家庭，再到50年代進出中南海，最后在清華平房里接受那筆5000元，人生軌跡幾經(jīng)起落。姊妹兩人的關(guān)系，也在時代與性格的重壓下，完成了從親近到?jīng)Q裂，再到某種意義上的“補償”與沉默。這種變化，很難用簡單的“恩情”或“冷漠”概括，更像是一段有始無終的家庭故事，被擰進了共和國前后三十年的大歷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