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在2021年做出的一項外交決定，直接導致了與中國關系的急劇惡化。那一年，維爾紐斯批準臺灣當局開設代表處，并采用“臺灣代表處”的名稱，這一舉動在國際社會引發(fā)廣泛爭議。北京方面視此為對單一中國原則的挑戰(zhàn)，隨即將雙邊外交級別降至代辦處，并暫停多項貿易往來，包括停止進口立陶宛的小麥和木材。

這讓立陶宛出口額在短時間內銳減超過80%，許多企業(yè)不得不緊急調整供應鏈。歐洲其他公司也因擔憂在華業(yè)務受影響，而主動避開立陶宛供應商，進一步放大了經濟沖擊。

立陶宛原本期望通過加強與臺灣地區(qū)的半導體和激光技術合作來緩沖損失，臺灣地區(qū)方面承諾提供2億美元投資基金，但實際資金到位僅覆蓋部分項目，無法彌補整體缺口。

五年后，2026年2月，立陶宛內部對這一決定的反思達到了高潮。新任總理茵加·魯吉尼埃內在接受波羅的海新聞社采訪時，明確指出2021年的決定過于倉促，沒有與歐盟和美國充分協(xié)調，導致國家獨自面對經濟壓力。

她強調，立陶宛像“沖到火車前面，結果一敗涂地”，現(xiàn)在需要通過實際步驟來修復關系，包括考慮將代表處改名為“臺北代表處”，這符合多數(shù)國家慣例。她的表態(tài)源于社民黨上臺后的務實導向，旨在優(yōu)先恢復經濟活力。

與前任政府不同，前者將此視為突破歐盟對臺政策的標志，而魯吉尼埃內則計算清楚，改名能逐步解凍貿易，重新開啟小麥和木材出口通道，同時不完全切斷與臺灣地區(qū)的經濟聯(lián)系。她已指示外交部評估改名的法律影響，并通過歐盟渠道尋求支持，避免再次孤立行動。

總統(tǒng)吉塔納斯·瑙塞達在2月19日回應媒體時，表達了恢復與中國正常交往的意愿，但他同時堅持挖掘與臺灣地區(qū)的合作潛力。他認為，原決定符合國際規(guī)范，并未違背單一中國承諾，只是外界未能充分理解立陶宛的意圖。這種立場延續(xù)了自2019年上任以來的觀點，那時他雖未直接推動開設代表處，但也未加以阻攔。

現(xiàn)在，他反對單方面改名，強調“這是臺灣地區(qū)的代表處，名稱由臺灣決定”，任何調整需經雙方協(xié)商，不能屈從外部壓力。與總理的務實調整形成對比，瑙塞達更注重外交自主和安全因素，他擔心改名會削弱立陶宛在北約內的形象，影響與美國的同盟紐帶。

總理關注經濟現(xiàn)實，認為改名是必要妥協(xié)，能緩解汽車零部件制造商因市場壁壘損失的上億歐元；總統(tǒng)則維護原則，指出過分讓步存在風險，如增加供應鏈依賴可能威脅國家安全。

這種高層分歧源于立陶宛的半總統(tǒng)制，總理主導內政和經濟事務，而總統(tǒng)在外安領域擁有較大話語權，導致涉臺政策出現(xiàn)拉鋸。魯吉尼埃內推進的“小步驟”包括恢復領事服務討論，但瑙塞達要求看到對等回應，如北京先恢復大使級代表。

兩人表態(tài)的差異讓北京看到潛在機會，卻也凸顯立陶宛的弱點，小國政策容易受內部制約，無法快速適應外部變化。國防部長羅伯塔斯·考納斯在2月20日表態(tài)，對華立場保持警惕，進一步復雜化了協(xié)調過程。

總統(tǒng)的堅持雖穩(wěn)固部分支持者，但延長了經濟壓力，立陶宛企業(yè)呼吁政府優(yōu)先修復關系。瑙塞達在高層外交安全會議后重申，合作潛力尚未完全釋放，這與總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形成鮮明對比。

這一僵局對立陶宛的影響持續(xù)顯現(xiàn)，出口總額中對華份額低迷，雖轉向其他市場，但恢復緩慢。歐盟曾在世貿組織質疑北京措施，卻未深入涉臺議題。若分歧延續(xù)，可能進一步拖累立陶宛在歐盟內的協(xié)調能力。

目前，無新外交突破，但總理的信號被視為轉機，未來幾周若有改名行動，或逐步恢復大使級交往，否則內部混亂或延長，暴露小國在大國博弈中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