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

紅二方面軍整體轉(zhuǎn)為120師，賀龍當師長，蕭克任副師長，關(guān)向應做政委。

全師約1.4萬人，是三大主力師里人數(shù)最少的，任務是在晉綏打游擊、保衛(wèi)陜甘寧邊區(qū)。

按理說，120師的旅級干部應該主要來自紅二方面軍。

可實際情況卻讓人意外：兩個主力旅，共4名正副旅長，3人來自紅一方面軍，只有王震一人是紅二方面軍出身。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實，這不是疏忽，也不是“外人掌權(quán)”，而是中央深思熟慮后的安排——為了打破山頭、整合力量、集中抗日。

要搞明白這事，得先看紅二方面軍是怎么組成的。

它不是一支老部隊，而是1936年由紅2軍團和紅6軍團合并而成。

紅2軍團以賀龍、關(guān)向應為核心，起家于洪湖；

紅6軍團由任弼時、蕭克、王震帶隊，來自湘贛蘇區(qū)。

兩支部隊雖然合編，但歷史不同、作風不同、干部也各成體系。

合并后，如何平衡內(nèi)部關(guān)系，一直是難題。

更麻煩的是，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后，黨內(nèi)開展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批判。

有些紅一方面軍的干部在批評紅四方面軍時，順帶指責紅2軍團“獨立性強”“搞家長制”。

這話傳到紅2軍團骨干盧冬生耳朵里，他火了。

盧冬生從南昌起義就跟著賀龍，是賀龍最信任的戰(zhàn)將之一。

120師剛成立時，他被定為358旅旅長。

可因為這些不實批評，他心里憋著一口氣。

組織上勸他顧全大局，他說：“我寧愿去學習，也不愿在這種誤解下帶兵?！?/p>

最后，中央安排他去蘇聯(lián)伏龍芝軍校進修——既是保護，也是培養(yǎng)。

358旅旅長的位置空了出來。

誰來接？選了張宗遜。

張宗遜是秋收起義的老紅軍，井岡山時期就在毛主席身邊。

但他沒只待在紅一系統(tǒng)。

長征中，他在紅五軍團（原屬紅四方面軍）當參謀長；后來又在紅二方面軍短暫工作過。

他熟悉各部打法，沒有明顯的派系標簽。

讓他當旅長，既能穩(wěn)住紅2軍團的老兵，又能對接八路軍總部的統(tǒng)一部署。

他的搭檔、副旅長李井泉，履歷也很特別。

早年在紅一方面軍當師政委，后來參與多次整編，政治工作經(jīng)驗豐富。

兩人配合，迅速理順了部隊關(guān)系。

再看359旅。

這支部隊主要由紅6軍團改編，按說旅長該是本系統(tǒng)的人。

可最后任命的是陳伯鈞——紅一方面軍出身。

陳伯鈞是黃埔軍校畢業(yè)生，參加過秋收起義。

長征時在紅五軍團指揮作戰(zhàn)，作風硬朗，指揮有方。

1936年，他被調(diào)到紅6軍團當軍團長，早就和官兵打成一片。

賀龍很認可他：“陳伯鈞不搞小圈子，帶兵有一套，能帶出戰(zhàn)斗力?！?/p>

那王震呢？他可是紅6軍團的核心人物。

他被安排當副旅長，并不是被邊緣化，而是組織有意讓他從政工干部向軍事主官轉(zhuǎn)型。

后來他接替陳伯鈞當旅長，率部開墾南泥灣、轉(zhuǎn)戰(zhàn)華北，證明了這一安排的遠見。

有人擔心：這樣會不會寒了紅二方面軍老部下的心？

事實恰恰相反。

120師的干部安排，始終堅持一個原則：誰有能力、誰忠誠、誰適合，就用誰。

比如師參謀長周士第，既不是紅一也不是紅二的“嫡系”。

他是黃埔一期，北伐時就是名將，后來短暫在紅二方面軍任職。

中央看重他的資歷和能力，直接任命為120師參謀長。

他在雁門關(guān)伏擊戰(zhàn)、陳莊戰(zhàn)斗中指揮出色，立下大功，沒人再說“外人”。

關(guān)向應曾在一次會議上明確說：“我們是抗日的隊伍，不分紅一、紅二。只要有本事、能打仗、心向革命，就值得重用?！?/p>

這場看似“反?！钡娜耸虏季?，其實是中共在民族危亡關(guān)頭的主動選擇。

不搞山頭，不講資歷，只看能不能打勝仗、能不能團結(jié)隊伍。

結(jié)果也證明，120師很快形成戰(zhàn)斗力，在晉西北站穩(wěn)腳跟，成為敵后抗戰(zhàn)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