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府觀光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中國內地訪日游客同比暴跌60.7%，跌幅較去年12月的45.3%進一步擴大。

受此拖累，1月訪日外國游客總數四年來首次出現同比下降。

這組冰冷數字的背后，是日本從機場到酒店、從百貨店到藥妝店的真實痛感。

自去年11月中日外交風波后，中國發(fā)布赴日旅行警示，大量航班取消，春節(jié)期間的酒店預訂取消率超過五成。沒了中國游客“爆買”的身影，三越伊勢丹、高島屋等百貨店的免稅銷售額一月內下滑超10%。

在福岡，有經營了30年的中國游客接待旅行社，甚至遭遇了出發(fā)前一天整團取消的無奈。

中國游客對日本經濟有多重要？數據一目了然。

去年前10個月，820萬人次中國游客貢獻了日本入境消費的近四分之一。

野村綜合研究所測算，若中國游客減少四分之一，日本經濟將損失約1.7萬億日元，直接拉低GDP近0.3個百分點。

對于一個本已增長乏力、三季度GDP出現萎縮的經濟體而言，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而且，其他地區(qū)的游客也難以填補這個空缺。

韓國或東南亞游客的人均消費，遠不及中國游客。

大阪一家酒店的負責人坦言，中國游客不是“加分項”，而是實打實的“營收基本盤”。隨著旺季預訂被大量取消，許多依賴“中國路線”的中小旅行社和溫泉旅館，不得不直面現金流斷裂的困境。

然而現在，這些精心打造的“商品資本”——那些已經準備好、待售的“客房晚數”和“服務套餐”——正靜靜地躺在預訂系統里，無人問津。預訂取消率從年底的50%一路攀升至70%以上，這個數字背后，是整個資本循環(huán)系統的突然梗阻。

這種梗阻的嚴重性，是資本運動最本質的邏輯上的災難。

任何產業(yè)的資本循環(huán)，本質上都是一個從投入到產出、再從產出回歸到增值貨幣的完整過程。

對于日本旅游業(yè)而言，這個過程可以拆解為幾個相互咬合的環(huán)節(jié)：首先是貨幣資本的最初投入——那些用于修建酒店、購置航班、培訓服務人員的巨額資金；接著是生產資本的準備——北海道的滑雪場、心齋橋的藥妝店、迪士尼的門票，這些構成旅游服務產品的物質基礎；然后是生產過程的運轉——酒店清掃客房、航空公司安排航班、餐廳備置食材，一切都在為迎接游客而忙碌；最后，這一切努力的成果凝結為商品資本，等待著最終的購買者。

而中國游客，恰恰是這個漫長鏈條中最關鍵的終結者。

他們的到來，讓那些“客房晚數”從抽象的存在變成了實打實的入住，讓那些“機票座位”從待售的狀態(tài)變成了完成的服務，讓那些擺滿貨架的“免稅商品”從資本的沉淀變成了流動的現金。

資料顯示，中國游客在日本的人均消費接近1.27萬元人民幣，是韓國游客的近一倍。

這意味著，當一名中國游客完成一次消費，他推動實現的資本增值，幾乎相當于兩名韓國游客的總和。這多出來的部分，是日本旅游業(yè)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得以維持利潤空間的關鍵所在。

而像現在，中國游客因外交摩擦大規(guī)模缺席時，這個精心設計的資本循環(huán)系統便出現了致命的斷裂。

機場免稅店的銷售額在短短一個月內下降超過10%，這不僅僅是賬面上的數字縮水，更是整個流通環(huán)節(jié)的嚴重堵塞。

在關西國際機場，曾經每周525班的中國航班被削減至348班，這意味著那些為這些航班配備的地勤服務、免稅店庫存、餐飲供應，全部陷入了閑置狀態(tài)。

資本的生命力在于運動，一旦停滯，它就從價值的增值載體變成了純粹的損耗負擔。

這種梗阻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的傳導效應。

一家酒店的空置，會傳導給它的布草洗滌供應商；一個旅行團的取消，會讓那輛專門改裝過的巴士在停車場里落灰；一個免稅店的冷清，會讓上游的倉庫積壓起那些針對中國消費者口味而采購的商品。

這不是某個單一環(huán)節(jié)的“收入減少”，而是整個產業(yè)鏈條上的資本循環(huán)被按下了暫停鍵。

當資本無法完成從商品形態(tài)向貨幣形態(tài)的“驚險一躍”時，它就不再是活的資本，而只是一堆正在加速折舊的物質堆砌。

日本旅游業(yè)的這場“暫?！保举|上是一場資本生命力的集體衰竭。

而資本循環(huán)一旦中斷，最先感受到疼痛的，往往不是那些靈活可變的部分，而是那些最龐大、最沉重、最無法轉身的固定資本。

什么是固定資本？其實指的就是那些以機器、廠房、基礎設施等形式存在的生產資料，它們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價值并不是在一次生產過程中全部轉移，而是通過反復的使用，一部分一部分地轉移到新產品中去。這代表著一個簡單的邏輯——機器只有運轉起來，才能創(chuàng)造價值；酒店只有住滿了客人，才能收回成本；機場的跑道只有迎接起降，才能讓那些百億日元的投資變得有意義。

而當資本循環(huán)出現梗阻，最先陷入困境的，恰恰就是這些無法“縮水”、無法“轉產”、無法“靈活應對”的固定資本。

關西國際機場的現狀是一個足夠沉重的注腳。

中國航班數量銳減62%，從高峰期的每周525班驟降至348班。這不僅僅是航班數量的減少，更是那些為這些航班配套的基礎設施——那條長達3500米的跑道、那座每年可接待3000萬人次的航站樓、那些遍布候機大廳的免稅店和餐飲鋪位——全部陷入了事實上的閑置狀態(tài)。

跑道依然在那里，航站樓依然矗立，免稅店的燈光依然準時亮起，但飛機沒有來。

沒有起降的跑道，不會產生任何運輸價值，但它依然在消耗價值，如每天的維護費用、巨額的貸款利息、固定的管理成本，分秒不停地在賬面上累積。

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未生產時間”即是資本的純粹損失。

更致命的是，除了這種可以計算的物理折舊，還有另一種更隱蔽、更難彌補的損耗正在發(fā)生——那就是精神磨損。當航班長期缺席，那些為國際航線配置的導航系統、那些為接待中國旅客培訓的地勤人員、那些圍繞航班時刻表運轉的整個服務體系，都在加速貶值。

不是因為它們壞了，而是因為它們閑置了，而這種閑置本身，就在一層一層地剝落它們的價值。

同樣的邏輯，在北海道的SAPPORO STREAM酒店里以一種更具體的方式上演。

這家酒店原本每月接待約5000名中國游客，那50間專門面向中國市場的客房，是它整個運營體系中的核心資產。

但客房的訂單一夜之間全部消失，也就意味著在那個特定的夜晚，這些客房所承載的固定資本——從建筑結構到內部裝修，從床品配置到洗浴設施——其價值完全無法得到任何補償。

一夜的空置，不是可以靠明天多賣一間房就能補回來的。

時間是線性的，資本的價值轉移也是線性的。

錯過的那個夜晚，就是永遠錯過了。

當這種閑置從個別現象變成普遍狀態(tài)，從短期波動變成持續(xù)趨勢，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危機就開始浮現。地方經濟的“資本有機構成”——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正在急劇惡化。那些高昂的固定投入，那些為迎接中國游客而擴建的酒店、增開的航線、鋪設的支付系統，都屬于不變資本的范疇。

它們的價值實現，原本依賴于可變資本，即服務人員的勞動、導游的講解、司機的運輸——被激活并參與到資本循環(huán)中來。但當游客缺席，人力服務無法啟動，那些龐大的不變資本就變成了一堆無法自我增值的沉沒成本。

投入得越多，閑置的設施就越多；建設得越完善，維護的負擔就越重。

這只是某個企業(yè)、某個行業(yè)的經營困境，還是整個地區(qū)經濟肌體正在滑入“投入越多、虧損越大”的惡性循環(huán)。

這種痛苦最難以名狀。

它不像裁員那樣具有新聞沖擊力，不像商店倒閉那樣觸目驚心，不像失業(yè)率上升那樣成為政客辯論的焦點。它只是每天都在發(fā)生，在那些空蕩蕩的酒店走廊里，在那些沒有航班起降的跑道上，在那些落滿灰塵的免稅柜臺后面。

但這種侵蝕，恰恰是最難逆轉的。因為它侵蝕的不是一時的現金流，而是整個地區(qū)在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內承載經濟增長的資本基礎。當固定資本的精神磨損不斷累積，當那些曾經被視為發(fā)展成果的基礎設施開始變成財政負擔，日本旅游經濟的根基，正在被一點點掏空。

當然了，日本并非沒有意識到單一市場依賴的潛在風險。

早在2020年，大阪觀光局就開始布局客源多元化戰(zhàn)略，試圖將吸引力的觸角伸向歐美、東南亞乃至中東市場。這種努力持續(xù)了數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財力，但現實的回應卻頗為冷淡。

原因就是，中國游客在日本旅游市場中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價值增量池”，這個池子的深度和廣度，是其他任何客源市場都難以企及的。

所謂“價值增量池”，指的不僅僅是游客的數量，更是由高頻次的出行、高額度的消費以及高度匹配的消費偏好共同形成的結構性優(yōu)勢。

歐美游客固然消費能力不弱，但他們的旅行習慣更傾向于分散、長線、深度，對日本地方經濟的滲透力有限；東南亞游客數量增長迅速，但人均消費水平與中國游客之間存在顯著差距。

這個“價值增量池”的存在，使得中國游客在日本旅游經濟的版圖中，占據的不僅僅是“重要”的位置，而是“不可替代”的位置。

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即關于“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在當代旅游經濟中的特殊表現形式。

當日本旅游市場敏銳地捕捉到中國游客的巨大需求時，資本的本能被迅速激活。

資本的本性是什么？是追求最高效率、最大增值。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場高度社會化、卻又高度定向的生產組織運動：航空公司不計成本地開通了連接中國數十個二三線城市與日本地方機場的“黃金航線”，那些此前在國際航空版圖上默默無聞的地方機場，一夜之間迎來了定期航班；房地產開發(fā)商在難波、心齋橋、道頓堀這些核心地段，興建起從大堂裝修到客房配置、從餐飲服務到支付系統全部為中國游客量身定制的特色酒店；免稅店的采購體系全面轉向，貨架上擺滿了符合中國消費者審美的化妝品、保健品、家電產品，甚至店員的話術培訓都圍繞著中國游客的消費心理展開。

這是一種典型的、基于單一外部需求所進行的規(guī)?；⑸鐣a組織。資本的邏輯清晰而直接：哪里增值最快，資源就往哪里集中。

這種高度定向的產能擴張，埋下了致命的隱患。

外部需求因外交摩擦而瞬間“蒸發(fā)”的時候，此前精心構建的一切，都變成了“相對過剩”。

請注意這個詞——“相對過剩”，它不是絕對意義上的過剩，不是日本全國的酒店客房總數超過了國民需求的總和，也不是免稅店的商品完全喪失了使用價值。它的過剩是相對的，相對于那些突然消失的中國游客而言，專門為他們準備的酒店確實是太多了；相對于那些不再光顧的中國消費者而言，那些按照他們審美標準采購的商品確實是賣不出去了。

愛知縣蒲郡市那家經營了四十年的溫泉酒店，是這個邏輯里面比較契合的例子。

四十年，它經歷過石油危機、經歷過泡沫破裂、經歷過多次經濟周期，但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到無助。它的淡季收益，長期以來全靠“中國黃金路線團隊”支撐。

這不是因為它不愿開拓其他市場，而是因為在資本增值的算賬邏輯下，中國團隊的效率實在太高了——一個團帶來的收益，可能抵得上十幾個散客。為了追求最高的剩余價值率，資本會本能地選擇那個最肥美的牧場，哪怕這意味著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

個中緣由，只不過是資本的本能罷了。

當六十多個旅行團、兩千名游客的訂單在一夜之間全部取消，兩千萬日元的預期收益化為泡影時，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家老店的困境，更是中小資本在面對系統性風險時的無助與呻吟。

它們不是不知道風險的存在，只是在資本的增值邏輯面前，它們別無選擇。

呻吟，是微弱的，卻是真實的；是局部的，卻揭示了整個體系的脆弱。

有人可能會提出，說到底，這不過是一個旅游行業(yè)的問題。酒店空置可以降價，航班減少可以改線，免稅店冷清可以轉型，一個行業(yè)的風吹草動，何至于上升到影響整個國家經濟的高度？

這種疑問看似有理，實則忽略了現代經濟體系中一個最基本的特征——資本的有機聯系。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一個運行規(guī)律，資本不是一堆死物的集合，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的梗阻，都不會被孤立地鎖死在原地，而是會沿著產業(yè)鏈條的每一個連接點，逐級傳導、逐層放大，最終從局部的疼痛演變?yōu)橄到y的麻痹。

這種傳導機制，在中國游客斷流事件中，已經呈現出清晰的路徑。

首先是消費端的傳導，例如東京銀座的三越伊勢丹、新宿的高島屋、大阪的大丸松坂屋，這些日本百貨業(yè)的標桿企業(yè)，在今年1月的免稅銷售額無一例外地出現了超過10%的下滑。

10%這個數字本身或許并不觸目驚心，但它所代表的，是那1.8萬億日元年度消費中一個巨大的缺口正在被撕開。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缺口并不會止步于百貨公司的收銀臺。

上游的供應商會發(fā)現，訂單在減少；物流公司會發(fā)現，貨運量在萎縮；包裝工廠會發(fā)現，生產計劃在調整。中國游客的那1.8萬億日元消費，從來不是簡單地被“花掉”，而是像血液一樣，通過無數條毛細血管，輸送到日本經濟的每一個末梢，現在，供血不足了。

緊接著是就業(yè)端的傳導，餐飲、住宿、零售這三個行業(yè)，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勞動力市場最重要的就業(yè)蓄水池。它們的特點是門檻相對較低、崗位數量龐大、用工方式靈活，吸納了大量本地就業(yè)人口，包括家庭主婦、兼職學生、老年再就業(yè)者。

當入境游客數量銳減，這些行業(yè)的用人需求必然隨之收縮。這不是幾個服務員失業(yè)那么簡單，而是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緩沖帶正在失效。

那些原本可以在酒店前臺找到一份工作的人，那些原本可以靠導游收入補貼家用的人，現在不得不涌向本就競爭激烈的其他行業(yè)，加劇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失衡。

就業(yè)端的壓力，最終會反饋到消費端——當人們的收入預期變得不確定，消費意愿就會下降，形成新一輪的需求收縮。

再就是投資端的傳導，野村綜合研究所的測算顯示，若中國游客減少25%，日本GDP將被拉低0.29個百分點；若減少幅度進一步擴大，這個數字可能達到0.36%。0.36%聽起來不算太大，但必須放在日本經濟的整體背景下來看。

日本內閣府已經將2025年度的實際GDP增長率預期下調至0.7%，這意味著中國游客減少這一單項因素，就足以抵消日本全年經濟增長預期的一半。

而2025年三季度，日本GDP已經出現負增長，按年率計算下降1.8%，這是六個季度以來的首次萎縮。

在這樣一個本就增長乏力的當口，任何一個百分點的下拉都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資本的邏輯是厭惡風險的。當入境消費的預期回報變得模糊不清，當企業(yè)發(fā)現那些為迎接中國游客而進行的投資可能無法收回成本，它們會本能地做出一個理性的選擇——縮減投資，也就是不再新建酒店，不再增開航線，不再擴建免稅店。

這種收縮看似謹慎，實則危險。

沒有新投資，就沒有新技術；沒有新技術，就沒有新業(yè)態(tài)；沒有新業(yè)態(tài)，整個經濟就失去了走出泥潭的動力。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資本循環(huán)的基本規(guī)律。

0.36%的GDP下拉，不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它意味著在少子化加劇的壓力之上，在物價高漲的負擔之上，又疊加了一層資本循環(huán)遲滯的阻力。

這種遲滯不會立刻表現為劇烈的衰退，但它會讓日本經濟從“增長乏力”的狀態(tài)，緩緩滑向一個更危險的階段——局部麻痹。

麻痹的肢體還能勉強維持運轉，但已經失去了對外部刺激的正常反應能力。

而這，或許才是這場斷流事件帶給日本經濟最深遠、最難以逆轉的傷害。

鞭子終究是打在了日本身上，而這一鞭，打出的不只有疼痛，還有關于未來生存與轉型的、漫長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