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福建某地一條道路的拐彎處，一女性老人騎自行車時，先是躲避迎面拐彎而來的汽車，后見兩名女生騎電動車突然出現，雙方雖隔著一定距離，但老人在慌亂之下不慎摔倒，兩名初中女生卻未冷漠走開，而是將老人扶了起來。

可是，交警最后判定：這是一起“無接觸事故”，扶老人的女生被定次責。

此后，摔倒的老人起訴，向兩女孩索賠22萬余元。而女孩的家人將此事發(fā)到網上，引發(fā)了一場軒然大波后，目前據稱原告方已撤訴。

其一，在一個法治社會里，依照有關法律規(guī)定，交警給予未戴頭盔騎電動車，且很可能會對老人摔倒一事，產生影響的兩位未成年人“次責”認定，也基本上能說得過去。

不過，畢竟這是“無接觸”情形，即其非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因此抽象延伸就很難認定，也容易被濫用。

這就會給執(zhí)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難免會產生一些可操作性、糾纏與爭議性——可見，對此的認定，也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可以說，“無接觸事故”設定本身，從一開始的目的性來上，便是為“和稀泥”而發(fā)明出來的“法律工具”。

其賦予的自由裁量空間，由此可讓基層從結果進行倒推，最終來讓有能力者、或曰有錢者，予以兜底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

當然，所謂“和稀泥”，也并非就是一個貶義詞，它更像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只不過，其與“公平”還是有著較大差異而已。

而正是這種自由裁量權的不確定性，也就給了執(zhí)法者進行調解、協調與平衡等息事寧人的“模糊操作空間”——本質上而言，其確實就有了“和稀泥”的效果與目的存在。

當然，國家法律對于“無接觸事故”的主要設想初衷，其實，主要還是想讓保險公司作為最終的兜底者——畢竟，法律規(guī)定了每個車都要有“交強險”嘛！

但是，此案是一種特例。像這位老人首先躲避的那輛汽車，本人私以為，它也有一定的“無接觸責任”——因為老人慌亂的最初起因，恰恰就是這輛車突然轉彎通過，且直行后，其車輪仍過了中線之外！

可以說，若非出現此后的兩位少女，則老人摔倒后的“無接觸事故”之次責，就極有可能由前面這輛汽車負擔——而最終的責任，當然也就是由保險公司來承擔了。

由此可見，國家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出責任的明確兜底者，這其實非常重要！也會減少不必要的麻煩與爭議，更能避免對社會道德產生不必要的沖擊。

其二，法律上有了“無接觸事故”的規(guī)定，就代表它一定能達到止訟息爭的效果嗎？其實，也不一定。這起案件的走向，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這起案件發(fā)生時，有數輛汽車和電動車在駛行，而這位老人仍然如此摔倒——那么，交警部門是否要讓所有的車主，都來分擔次要責任呢？

再假如，如果此案件中，并無其他人出現，而是突然沖出一條或數條狗，令老人慌不擇路、反應不及而摔倒，那么，這樣的“無接觸”責任，又如何定呢？

如果能找到狗主人，當然責任要歸因到其主的頭上；可是，如果是流浪狗呢？

假如有愛狗人士經常投喂之，則這樣的愛狗人士就會愛心不得“好報”，也會成為“背鍋者”！

但流浪狗無人投喂呢？若是在小區(qū)里，則很可能小區(qū)物業(yè)公司要成為責任者了。

而這次是在大街上，責任人很難找到的話——難不成，要由城管大哥來負責嗎？但這仍會最終由政府負責才對了。

這樣看來，作為服務為民的最大“物業(yè)公司”——政府，其實，它就應是這種社會責任的最后和最終的兜底者！

其三，事實上，這起事件中，雖然人們更多聚焦于“無接觸事故”的責任甄別與劃分上，但本人以為，此事真正令人心焦之處，仍是那個令我們難堪和焦心的“扶不扶”的社會道德問題！

當然，此中極為值得贊賞的是，這兩位少女很可能當時并未意識到，其將會被判負擔次責的情況下——且還是“扶不扶”對于我們影響至深的這個社會里，她倆并未冷漠走開或觀望，而是親自過來扶起了老人！

這一幕，才是這起事件中，最值得關注的地方，也是最為溫暖的一個感人細節(jié)！

可是，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美好場景，卻成了一場堪稱悲劇性的強烈反差之背景板，這簡直對于我們的社會道德而言，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像我們的《民法典》第184條——“善意救助免責條款”，在此是否應優(yōu)先適用呢？我們的執(zhí)法部門為了穩(wěn)定與和諧，習慣性使用的“和稀泥”理念，在此是否有擴大化解釋“無接觸事故”的因素呢？

當然，交警如此定責，也難以找出太大的毛病。

真正引發(fā)道德爭議的元素，顯然是摔倒者醫(yī)療費僅2.67萬元，但卻在訴訟中，總額達22.4萬元的賠償要求！

按照“次要責任”賠償規(guī)定，通常僅需承擔實際損失的10%-30%，則22萬余元的訴求，遠遠超出了合理范圍，這是否有涉嫌借事故牟利的熏心惡意呢？

更有人再次提及那句著名的話：“你沒撞，為什么去扶？”——事實上，當這樣的責任認定出現，再加上索賠20余萬的漫天要價出現后，相信告誡孩子們“再不要扶”的家長，會不會就成為百分百了呢？

實質上，這樣的事一再發(fā)生，處理結果、糾紛不斷的爭議性等原因，已不再將此限定于具體的“扶不扶”，而是我們的道德摔倒后，扶不扶呢？如何扶呢？

言及此，筆者倒是有一個不成熟的個人建議——那就是在類似“無接觸責任”問題；“扶不扶”的責任認定問題等等爭議性社會事件的處理、對待與治理上，不如學習“交強險”的做法，也設定一些類似的“社會性強制險”，作為社會問題的政府性兜底解決方案！

比如，強制要求每個公民自出生起，都要每人每年繳1元或幾元不等且不太多的小額“社會強制險”，用于此類爭議性大的社會問題的兜底處理基金，則就會將此類隱患大多予以消除，就能讓諸如見義勇為、見人即扶者在遇到困難時，就能由國家進行兜底救助了。

這在一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且還是一些“愛國者”心中“清場式遙遙領先”的國度里，應該不是一個多大、多難的問題吧？畢竟，國強民富的我們，將此類社會性問題一舉“斬殺”，那是多么得民心之舉啊！

這也充分說明一個問題：要想讓社會道德不掉底，必須要由政府來兜底——社會和國家層面上，如果能夠做到道德的不斷趨近完美，則建基于此的社會道德，只會更加遠高于此，則一個文明美好的社會，就能在我們的手中扶直了、站起來，再也不會摔倒于社會道德的混亂自虐中！

這也告訴我們：法律，絕不應成為良知的“絆馬索”；善行，也不該成為利益熏心與惡意勒索的籌碼——惟愿每一次攙扶，都不再有任何利益得失之盤算的片刻猶豫，更愿每一份善良與愛意，都能被春風暖心般溫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