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59歲的康澤盯著桌上那份報紙發(fā)愣。

報紙上刊登的是毛主席半年前的一段講話實錄。

當(dāng)那行“連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映入眼簾時，這位昔日的復(fù)興社“十三太保”、特務(wù)頭子身子一軟，癱在靠背椅上，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把報紙都浸透了。

這場景要是被蔣介石撞見，估計能氣個半死。

畢竟在他那兒，康澤這號人物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經(jīng)銷戶了。

回到1948年，康澤剛被俘沒幾天，南京那邊就大張旗鼓地辦了喪事。

老蔣親自出馬主持，靈位供進了忠烈祠，連美國記者都忍不住記下了這場“活人祭典”的鬧劇。

好端端的大活人，咋就被自個兒的老大強行“注銷”了？

反倒是那個他發(fā)誓要干掉的死對頭，非得保他一命？

這事兒沒那么簡單，不是啥恩怨情仇，純粹是兩邊算盤打得不一樣。

咱們把日歷翻回1948年7月，地點襄樊。

襄陽城墻上全是煙火氣，解放軍的大炮早把西門轟開了個大口子。

作為第15綏靖區(qū)的一把手，康澤在指揮部大門口掛了個條幅，上面寫著八個大字：“不成功便成仁”。

這話是老蔣給他們定的規(guī)矩，也是那時候國軍高官臨了前的標準臺詞。

擺在康澤面前的路其實窄得很。

頭一條路，死磕到底，真去“成仁”。

這也是老蔣盼著的，死了就是烈士，能上報紙頭條鼓舞士氣，當(dāng)個榜樣。

第二條路，投降。

但在他看來，這就是背叛，而且橫豎是個死。

為啥？

因為手上的血太多了。

當(dāng)年在江西搞別動隊，也就是那個“藍衣社”，那是插在蘇區(qū)心口的一把刀子。

搞什么“三光”，弄“保甲連坐”，還跟老蔣邀功說殺了幾千個共產(chǎn)黨。

他心里門兒清，共產(chǎn)黨不可能饒了他。

可到了節(jié)骨眼上，他還是想活。

城破那會兒，副司令郭勛祺一把奪下他的槍。

康澤順坡下驢，但也耍了個心眼——往腦門上纏了一圈繃帶，非說自己是受了傷才沒法反抗。

但這戲演得太假了。

中野六縱政委杜義德一眼就看穿了：“你說掛彩了？

瞅瞅你的頭盔，子彈眼在左邊，傷口跑右邊去了？

編瞎話也得動動腦子！”

這事兒挺滑稽。

康澤想活命，又不敢大大方方地活；老蔣巴不得他死，人還沒咽氣就急著辦喪事。

對老蔣來說，康澤也就是變成個牌位才有點用處。

誰承想，康澤命大，不但沒死，還被送進了北京功德林。

這就得說說第二個問題：共產(chǎn)黨留著他圖啥？

按那時候的老百姓心思，這種人槍斃一百回都不解恨。

他在湖北黃安活埋過農(nóng)會干部，在蘇區(qū)搞過大屠殺，滿手血債。

可毛主席看得更遠，心里有本大賬。

1956年政治局開會，主席拿著康澤的卷宗說了大實話：“殺個康澤那是分分鐘的事，可那兩萬俘虜怎么想？

臺灣那幫特務(wù)怎么看？

得讓人知道共產(chǎn)黨說話算話！”

賬是這么算的：

殺了也就是解個氣，弄死個沒牙的老老虎，沒啥大用。

留著他，改造好了，那價值可就海了去了。

頭一個，做給對岸看。

連這種號稱“罪大惡極”的主兒都能留活口，甚至還能特赦，別人還有啥理由死撐著？

再一個，這是底氣。

把“鬼”變成“人”，這比直接消滅鬼更顯本事，更有說服力。

就像主席跟胡喬木說的，改造戰(zhàn)犯是政治仗，比打下十個襄樊都重要。

攻城那是打仗，殺人算戰(zhàn)術(shù)；改造人才是政治，是戰(zhàn)略。

不過這事兒想成，還得康澤自個兒爭氣。

剛進功德林那會兒，這老小子也是一百個不樂意，心里抵觸得很。

直到1952年冬天，管理員塞給他一本《毛選》。

讀到《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那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時候，這個曾經(jīng)的殺人機器徹底失眠了。

他腦子里全是當(dāng)年在黃安被埋掉的那些農(nóng)民。

真正的轉(zhuǎn)機在1956年。

組織上帶他去參觀長春一汽。

有個蘇聯(lián)專家指著剛下線的解放牌卡車說：“這地界原來是鬼子細菌部隊的窩?！?/strong>

這話直接戳中了康澤的死穴。

他在日記里感慨：“算是明白了為啥老百姓選共產(chǎn)黨——人家能把屠宰場變工廠。”

這話太重了。

以前跟老蔣混，說是為了剿匪，其實是維護地主利益，把人變鬼。

現(xiàn)在眼瞅著屠場變工廠，這才是建設(shè)，才是新生活。

想通了這一層，他做了后半輩子最大的決定：拿筆贖罪。

1961年，二十萬字的《復(fù)興社始末》搞定了。

這東西分量不輕。

他把藍衣社那套特務(wù)系統(tǒng)扒了個底朝天，連老蔣親筆寫的暗殺名單這種絕密貨色都抖了出來。

里面還記著1933年老蔣給他的密令：“蘇區(qū)凡是十六歲以上的男丁，一個不留”。

要是康澤早死了，這些黑料估計就在國民黨檔案庫里爛掉了，或者干脆被燒了。

就因為他活著，歷史才留了份真憑實據(jù)。

1963年，特赦令真下來了。

捏著那是編號“63赦字第四號”的通知書，看著報紙上主席那句“不殺”，康澤心里估計五味雜陳。

頭版頭條赫然寫著他“康澤中將壯烈殉國”。

這事兒最諷刺的就在這兒。

他賣命的主子，急吼吼地宣布他死了，就為了榨干最后一點宣傳價值。

反倒是死對頭，給了他第二條命，讓他看清楚前半生到底是給誰當(dāng)炮灰。

他在回憶錄里分析得透徹：“當(dāng)年給老蔣賣命，是因為圖富貴；毛先生不殺我，是想救我的魂?！?/p>

1967年，康澤病死。

走之前，他剛校對完《蔣黨特務(wù)活動史料》的最后一章。

在這位“藍衣社教父”的編后記里，留了一句：“前半輩子造孽，后半輩子記孽。

要是這些血淚賬能警醒后人，也算我贖罪了?！?/p>

回頭再看這盤大棋，毛主席算得太準了。

如果不殺是為了顯擺仁慈，那是婦人之仁。

但不殺他，讓他從個只會盲從的劊子手，變成清醒的歷史記錄者；讓他用自己的筆，去戳穿舊主子的謊話。

這才是對那個舊時代最狠的“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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