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以“公私合營”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國內(nèi)最出名的百年藥號同仁堂的總經(jīng)理樂松生，南方的領頭者則是最大私營企業(yè)集團上海申新公司的榮毅仁。

當時的榮毅仁曾大聲歡呼：“社會主義改造對于我失去的是屬于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于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友愛和信任，這是金錢所不能買到的?！?/p>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也說：“應于1967年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現(xiàn)在基本完成的時間，比原計劃提前12年。這個速度不僅超出我們大家的預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預料?！?/p>

變化比計劃快，這并不是很稀奇。然而，事情快起來之后，也會發(fā)生預料之外的狀況。毛主席在1956年1月的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向陳云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東來順的羊肉變得不好吃了？

薛暮橋、孫冶方（右）

東來順是北京城里一家有150年歷史的老字號飯館，它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紙、勻如晶、齊如線、美如花”，投入湯中一涮即熟，吃起來又香又嫩，不膻不膩。1955年，東來順搞了公私合營，改名為民族飯莊，從此它的羊肉再也涮不出原來的鮮美味道了。民間因此有人調(diào)侃說：“資本主義的羊肉經(jīng)社會主義改造后，就不好吃了?！?/p>

陳云對這一現(xiàn)象也觀察到了，公私合營后、質(zhì)量明顯下滑的，除了東來順的羊肉，還有全聚德的烤鴨，“烤不脆，咬不動，不好吃了”。

陳云專門針對東來順羊肉和全聚德烤鴨去作了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東來順原先只用35~42斤的小尾巴羊，這種羊，肉相當嫩。我們現(xiàn)在山羊也給它，老綿羊也給它，凍羊肉也給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價錢原來一斤是一塊兩毛八，合營以后要它和一般鋪子一樣，統(tǒng)統(tǒng)減到一塊零八……

全聚德也一樣，原來的烤鴨用的是專門喂養(yǎng)100天左右的鴨子，公私合營后、烤鴨店的原料由國家統(tǒng)一調(diào)配，給他們的是農(nóng)場喂養(yǎng)的老鴨子，結果自然是不好吃了。

毛主席問陳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陳云坦言了自己的看法，談道：從北京開始，商店中的大店、小店，連夫妻老婆店，都遞出申請書，要求公私合營。

陳云以自己家門口的一個小鋪子為例，詳細闡述了他對個體小商業(yè)的看法。他說：那是一個只能站兩個顧客的小店，但是它賣的東西適合那個地方群眾的需要，居民需要什么就賣什么，對群眾很方便。他們賣的方法也跟百貨公司不同。百貨公司的信封，是成扎賣的，他們一個也賣。百貨公司的信紙是成本賣的，他們一張也賣。售貨時間也不一樣，百貨公司是8小時工作制，到點關門，他們是晚上12點敲門也賣東西。這樣的鋪子居民很需要，所以能夠存在下去。如果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一律30塊、35塊發(fā)工資，我相信品種就不會那么齊了，半夜12點鐘門也敲不開了……

孫冶方和妻子洪克平

陳云因此得出的結論是：“我看社會主義社會，長時期內(nèi)還需要夫妻店。”當陳云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時，中國兩位學者從制度層面上開始了破冰式的反思。他們一個是顧準，另一個是孫冶方。

孫冶方，原名薛萼果，又名宋亮、一洲、孫寶山、葉非木、勉之等，1908年9月30日出生于無錫玉祁街道禮社村。1923年參加革命，1924年底入黨，是一位老革命。

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jīng)濟研究》雜志上發(fā)表《把計劃和統(tǒng)計放在價值規(guī)律的基礎上》一文，認為“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chǎn)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chǎn)也可以由市場規(guī)律自發(fā)調(diào)節(jié)的觀點。

孫冶方與顧準一起，在很多年后，被并稱為“中國經(jīng)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jīng)濟的先驅(qū)”。

1983年2月22日，孫冶方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