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東京，出了一樁奇聞。

七十五歲的東史郎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這事兒聽著就荒唐，告他的不是別人，正是當(dāng)年跟他一起扛過槍的戰(zhàn)友；而他要對抗的，其實是年輕時的自己。

這場官司不是因為他撒了謊，反倒是因為他把真話全抖摟出來了。

就在這一年，東史郎把自己的日記公之于眾。

那里面，沒遮沒掩地記下了他在中國戰(zhàn)場上干的那些勾當(dāng)。

這日記一出，就像往死水里扔了顆雷，把日本右翼那塊遮羞布炸得粉碎。

這幫人急了眼，圍攻他的住所，恐嚇?biāo)睦习椋詈筮€把他告上公堂，扣了個“損害日軍名譽”的大帽子。

官司打得昏天黑地，從地方法院一直鬧到最高法院，耗了整整十三年。

直到2000年，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右翼的請求，這才算變相承認了日記里寫的都是大實話。

一本發(fā)黃的日記，怎么就把日本右翼嚇成那樣？

說白了，那里面記的不光是殺人放火，更是一套能把大活人變成野獸的“操作手冊”。

咱們把時針撥回到1938年3月，河南汲縣。

豫北平原上，平漢鐵路邊，有個不起眼的小村子。

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lián)隊的一個中隊，摸到了這兒搞“掃蕩”。

那天對東史郎那個中隊來說，原本就是個照章辦事的日子。

天沒亮就圍村，見著反抗的男人就開槍，糧食布匹統(tǒng)統(tǒng)搶光。

這套業(yè)務(wù)，鬼子們熟練得很。

可搜著搜著，出了個意外情況。

大兵們從地窖和土屋里，硬生生刨出來十三個人。

這些人臉上抹得烏漆墨黑，頭發(fā)推成了板寸，身上穿的也是男人的破襖子。

這是那個年頭，中國女人為了活命想出來的下下策——女扮男裝。

可惜，這點偽裝在鬼子眼里根本不夠看。

當(dāng)兵的一眼就瞅穿了她們的底細。

人被推推搡搡拉到了空地上，中隊長面臨著頭一個岔路口：殺，還是留？

就在這檔口，鬼子內(nèi)部有了點不同動靜。

中隊長本來手都按在刀把上了，打算直接處理掉。

這會兒，還是上等兵的東史郎壯著膽子站了出來。

他跟長官求情，理由找得很實在：“這些人看著不像本地的，沒必要弄死?！?/p>

在東史郎看來，這是在積德。

可中隊長心里的算盤打得是另一碼事。

在他那套邏輯里，眼前的老百姓要么是“物資”，要么是“隱患”。

想活命？

那你得有活著的“用處”。

于是，中隊長把刀插回了鞘。

這可不是因為他心軟，而是他腦子里冒出了這十二個女人的另一種“用法”。

除了一名少年被當(dāng)場砍死，剩下的十二個女人被押進村邊的一間木屋。

緊接著，第二個岔路口來了。

要是換成一幫沒規(guī)矩的土匪，這會兒估計早就亂哄哄地撲上去了。

但這幫人是日軍正規(guī)軍。

面對手無縛鐵的女人，他們居然表現(xiàn)出一種讓人頭皮發(fā)麻的“秩序”。

屋門外，大兵們排起了長龍。

這隊是怎么排的？

不是誰跑得快誰在前面，而是嚴格按肩膀上的牌牌來。

軍官打頭，士官跟在后頭，最后才是小兵。

這種排隊方式，把日軍骨子里那種變態(tài)的等級觀念照得透亮。

在他們看來，這種殘忍的暴行壓根不算犯罪，而是一種“福利分發(fā)”，是長官才能先享受的特權(quán)。

東史郎在旁邊看著，心里那道坎過不去了。

隊伍里頭，既有上了歲數(shù)的婦人，也有才十三四歲的小丫頭片子。

他咬咬牙，又去了一次。

他找到中隊長，說這也太不是人了。

這回，中隊長沒給他好臉，張嘴就罵他多管閑事。

旁邊的戰(zhàn)友——也就是平日里稱兄道弟的那幫人，甚至開始起哄，嘲笑他假正經(jīng)，讓他“先去爽一把”。

這場景把一種恐怖的同化機制展露無遺：在這個圈子里，你講人性，你就是異類；你變野獸，才是“自家兄弟”。

這通暴行，從大中午一直折騰到太陽偏西。

中間還有個插曲。

另一個小分隊抓了六個老農(nóng)，在打谷場上嚴刑逼供。

又是大耳刮子又是恐嚇，可那幾個老農(nóng)死活說不出游擊隊在哪兒——因為他們壓根就是老實巴交的莊稼人。

結(jié)果怎么著？

那個小隊長把手一揮，六個大活人就被刺刀捅成了馬蜂窩。

對此，中隊長的評語就三個字：“干得好。”

等到隊伍準(zhǔn)備拔營走人的時候，第三個，也是最要命的岔路口擺在了面前。

那十二個被關(guān)在木屋里、已經(jīng)被折磨得只剩半口氣的女人，咋辦？

還有這一整個村子，咋辦？

東史郎做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努力。

他跑到中隊長跟前，差點都要跪下了，哀求道：別造孽了，留個活口，好歹還能收買點人心。

這是正常人的腦回路：凡事留一線。

可中隊長的腦回路是“戰(zhàn)犯標(biāo)準(zhǔn)”。

比起“收買人心”，他更在乎的是“斬草除根”和“制造恐慌”。

要是把人放了，她們沒準(zhǔn)會去報信，沒準(zhǔn)會成游擊隊的眼線。

上面定的“三光政策”擺在那兒，毀尸滅跡才是標(biāo)準(zhǔn)作業(yè)流程。

于是，中隊長反手給了東史郎一記響亮的耳光。

這一巴掌不光打在東史郎臉上，也把他那點天真的幻想全打碎了。

中隊長下了他的槍，罰他去隊伍屁股后面扛行李，還撂下一句狠話：再敢廢話，就按通敵罪論處，直接斃了你。

這就是那個系統(tǒng)的底線：你可以跟著一起作惡，但你絕對不能攔著別人作惡。

轉(zhuǎn)頭，機槍就響了。

木屋被掃成了篩子，緊接著一把火點了。

十二個女人，連同整個村莊，化成了一片焦土。

這回屠村，除了搶來的糧食，鬼子沒留下任何活口。

東史郎算不上什么英雄。

他在日記里也老實交代，自己在戰(zhàn)場上也殺過中國人。

他不過是在那個瘋狂的絞肉機里，偶爾閃過那么一絲人性的掙扎，然后立馬被體制的大輪子碾得粉碎。

但這恰恰是這本日記金貴的地方。

戰(zhàn)后幾十年，日本政府和右翼那幫人，在那兒拼命洗地，非說這些暴行是“個別士兵腦子發(fā)熱”或者是“戰(zhàn)場上的意外”。

甚至在教科書上動手腳，把“侵略”改成“進入”，硬說“慰安婦”是自愿的。

可東史郎的日記，白紙黑字把那個系統(tǒng)的“源代碼”給扒了出來。

那哪是意外啊，那是流程。

從按軍銜排隊糟蹋婦女，到為了保密殺人滅口，再到把“求情”當(dāng)成“通敵”，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明明白白地告訴你：這就是一臺精密運轉(zhuǎn)的殺人機器。

那個中隊長天生就是惡鬼嗎？

也許是。

但讓他能這么肆無忌憚地作惡，還能因此升官發(fā)財?shù)?，是日軍那個從上到下爛透了的體制。

1938年的河南汲縣，不過是無數(shù)個遭殃村莊的一個縮影。

就在同一個月的3月，在新鄉(xiāng)縣東王村，因為兩個鬼子兵在強奸婦女時被反抗的村民打死了，日軍第二天就把全村給燒了個精光。

這是一種系統(tǒng)性的報復(fù)邏輯：只要你不順從，就是死路一條。

東史郎后來在法庭上的敗訴和最后的勝訴，其實是一場遲到了太久的審判。

雖說老爺子2006年走了，但他留下的證據(jù)，特別是關(guān)于郵袋尺寸、手榴彈實驗這些在法庭上辯論過的細節(jié)，把那些想翻案的謊言死死釘在了恥辱柱上。

1998年，這位老兵來到了南京大屠殺紀(jì)念館。

他在那兒鞠躬謝罪，憋出一句：“對不起中國人。”

這句道歉，來得太晚了，也換不回汲縣那十二名婦女的命。

她們被糟蹋、被殺害、被燒成灰，連個名字都沒留下。

但歷史記住了這一刻。

它在提醒咱們，當(dāng)一個組織開始把殘忍當(dāng)勇敢，把人性當(dāng)軟弱，把殺戮當(dāng)業(yè)績的時候，身在里頭的每個人，不管原來是好人壞人，最后都得被吞噬干凈。

那十二名婦女的悲劇，不光是因為碰上了幾個壞蛋，而是因為她們面對的，是一整套把人變成鬼的戰(zhàn)爭機器。

信息來源：

《東史郎日記》，東史郎著，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新華網(wǎng)《東史郎：一位勇敢懺悔的侵華日軍老兵》。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jì)念館館藏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