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96年5月，在北京華龍街鬧出了個大笑話。

有個館子剛張羅起來沒幾天，就被樓上開澡堂子的老板領(lǐng)著一幫人給稀巴爛了。

起因簡直沒法聽：澡堂老板車胎讓人扎了，非賴是樓下館子干的。

啥證據(jù)沒有，話也不讓說，十幾條大漢抄著棍棒沖進大廳，把盤子碗砸得粉碎，三個大廚被打得滿臉是血。

片警來了以后，看著滿地狼藉，居然勸道：算了吧，私下解決。

那年頭在北京，這事兒不新鮮。

特別是外地人做買賣，都講究個忍氣吞聲，賠錢免災(zāi)，圖個以后還能接著干。

那個女掌柜趕過來時，正瞅見自家年輕伙計蹲在地上抹眼淚，臉上全是血道子。

邊上的熟人，甚至那個來調(diào)解的民警都給她遞話：不想吃啞巴虧，趕緊找人擺平，或者把家底亮出來震震他們。

其實只要她樂意，哪怕只掛個電話，或者把身份證往桌上一拍，那個不可一世的澡堂老板估計當場就得嚇趴下。

為啥？

她叫毛小青。

她的大伯，是毛澤東。

可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看著受傷的伙計和稀碎的鋪子，她選了個最笨、最耗神的路子：

死活不私了，非要報警，跟丫走法律程序。

即便這沒讓她立馬討回公道，哪怕那幫人還挺橫，她也硬是沒把那個驚天動地的身份透露半個字。

圖啥呢？

這就要算一筆關(guān)于“特權(quán)”和“臉面”的細賬了。

這筆賬怎么算，根子得追到1969年。

那年國慶，北京風聲挺緊，北邊邊境不太平。

毛主席特意讓人把堂弟毛澤連一家子接進中南海聚聚。

那是15歲的毛小青頭一回見著大伯。

那場面，跟后來那些“大院子弟”聚會根本不是一碼事。

她穿著洗得發(fā)白的舊衣裳，頭發(fā)隨便扎個皮筋，緊張得手心里全是汗津津的。

主席問她：“打算干點啥呀？”

小青鼓起勁說：“大伯，我想去當兵。”

在那時候，能參軍是無數(shù)年輕人的心愿。

憑毛主席一句話，這壓根就不叫個事兒。

按說，大伯應(yīng)該高興，隨手批個條子就完事了。

可主席擺了擺手。

這話聽著家常，理兒卻硬得很：

你是毛家人，就不能搞特殊。

正因為你是毛家人，更得憑本事吃飯。

回了湖南，毛小青真就沒再提走后門的事。

她老老實實讀完高中，硬是靠分數(shù)考進了湖南軍區(qū)通訊站。

在部隊待了好幾年，戰(zhàn)友們誰也不知道她是毛主席的親侄女，只知道這女兵干活實誠，不偷懶。

這種“隱姓埋名”的作風，一直帶到了1976年轉(zhuǎn)業(yè)。

她分到了湖南廣播設(shè)備廠。

那是技術(shù)活，車間里老爺們兒多，吵得腦仁疼，全是力氣活加細致活。

有人翻著檔案嘀咕：“聽說她是韶山毛家的？”

換了旁人，沒準借著這點風聲混個閑差。

毛小青倒好，裝聽不見。

她扛著工具箱，跟著老師傅鉆地溝、下車間，弄得一身油泥。

有回評先進，她的名字報上去了。

會上，有個不知情的老工人隨口給否了：“年輕，沒經(jīng)驗?！?/strong>

這話傳到她那兒，她一聲沒吭。

不解釋，不叫屈，更沒搬出家世來壓人。

她心里跟明鏡似的：一旦動了“主席侄女”這張牌，人家敬的是那個姓，不是她毛小青。

只有把這光環(huán)藏起來，干出的業(yè)績才算自己的。

后來，她調(diào)去東方賓館管餐飲。

這活兒看著光鮮，其實累人。

身為何副總助理，她本可以坐辦公室里喝茶指揮。

可她又選了那條笨路。

系上圍裙下廚房，從切菜洗碗練起。

為了摸清采購里的貓膩，她半夜爬起來查賬單，大清早跟著貨車去菜市場盯菜價。

連送菜司機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也沒人曉得這個精明的女管事到底是何方神圣。

直到1996年，北京來個電話，把這平靜日子打破了。

是堂妹李訥打來的：“小青啊，北京缺個像樣的毛家菜館，咱們家人也該做點實事。”

這話說到她心坎里了。

這時候她都四十多了，帶著一幫湖南老鄉(xiāng)，一猛子扎進了北京的生意場。

誰承想，這一腳，直接踩進了泥潭。

也就是開頭那一幕。

那會兒北京生意圈，水深不見底。

她租的那鋪面，房東是個“變色龍”。

簽合同前，胸脯拍得震天響，保證水電沒問題、租期穩(wěn)當。

字剛簽完，臉就變了。

供貨商莫名其妙不送貨，水電隔三差五搞“技術(shù)故障”。

最長那回，停電停了四天四夜。

冰柜里的肉臭了，客人退座，伙計們滿腹牢騷。

她拿著合同找房東講理。

房東瞅她是個外地女流之輩，根本沒拿正眼夾她，一揮手打斷她念條款：“你要是不服氣，去法院告我唄?！?/p>

在那個法治環(huán)境還在慢慢建設(shè)的年代，這話跟耍無賴沒兩樣。

緊接著，就是樓上澡堂子那場全武行。

這會兒，擺在她面前其實就兩條路。

路子A：把身份亮出來。

管他是房東還是澡堂老板，哪怕是那個片警，只要曉得她是毛主席親侄女，那態(tài)度絕對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彎。

甚至不用她張嘴，自然有人幫她把這些“小鬼”掃地出門。

這是捷徑，一勞永逸。

路子B：死磕到底。

像個平頭百姓一樣，跑派出所錄口供，去法院排大隊交材料，忍受漫長的取證、調(diào)解、扯皮。

還得忍受生意一落千丈，忍受伙計人心浮動，忍受對手看笑話。

換做任何一個正常人，手里握著那樣的王炸，恐怕早就選A了。

可毛小青偏偏選了B。

朋友氣得直跺腳，勸她：“你干脆把身份亮出來，誰還敢欺負你？”

她歪過頭，回了一句：“那我以后遇著事，是靠名字還是靠法律？”

這話，把她的底色全露出來了。

她不是不懂變通，她是不能變。

她爹毛澤連，兩眼看不見，一輩子窩在韶山那間破瓦房里，連組織送去的雞蛋都要退回去。

那個家族的家風就這樣：有苦自己咽，有難自己扛，絕不向組織伸手，絕不拿名頭換好處。

如果她在北京為了這點生意是非亮了底牌，贏是贏了，但毛家的那根脊梁骨，就彎了。

所以，最難熬的那陣子，后廚就剩仨人。

她自己端盤子，自己拖地，大晚上坐在收銀臺后面撥算盤，為了幾斤辣醬的運費跟老家親戚磨半天嘴皮子。

對外她就一句話：“我是湖南人，做飯的。”

這種“笨”法子，最后贏沒贏？

贏了。

因為沒有特權(quán)護著，她必須把菜做得地道，把服務(wù)做到位。

慢慢地，有人聞著紅燒肉的香氣進來了。

有人發(fā)現(xiàn)這店雖然破點，但味道正，老板實誠。

回頭客越來越多，生意一點點活過來了。

而那個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澡堂子和騙人的房東，最后也在法律的框框里得到了收拾，雖然這過程長得讓人脫層皮。

等飯館徹底站穩(wěn)了腳跟，毛小青干了件讓伙計們看不懂的事。

她花了大半年功夫，請人反復(fù)量尺、設(shè)計，在飯館里一比一復(fù)刻了毛主席在韶山的老宅。

員工私下嘀咕：“老板這不是瞎折騰嗎？

誰吃飯還看這個？”

這又是一筆“經(jīng)濟賬”算不過來的買賣。

但在毛小青看來，這是她的魂。

“韶山廳”弄好后，墻上掛著主席像和家書，桌上擺著他生前愛吃的米豆腐、燉泥鰍。

這兒成了毛家后人、老部下和湖南老鄉(xiāng)在北京的一個落腳點。

大伙來這兒，不是因為這是“名人開的店”，而是因為這兒有股子熟悉的味兒——那種不搞特殊、踏實做事的味兒。

打那以后很多年，每逢12月26日主席誕辰，毛小青都要親自坐鎮(zhèn)，給每位進店的客人煮一碗長壽面。

哪怕店越開越紅火，這碗面她始終堅持親手煮。

在她抽屜里，常年壓著厚厚一摞回執(zhí)單：捐給紅軍小學(xué)的，捐給孤兒院的，捐給窮山溝的。

數(shù)額不算驚天動地，但年年不斷流。

回過頭再看1996年華龍街那場風波。

要是當初她一怒之下亮了身份，或許能出一時之氣，但也就是北京城多了一個仗勢欺人的段子。

而她選了沉默和忍耐，卻守住了一個紅色家族最金貴的體面。

這筆賬，她算得比誰都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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