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已經在湖南常德西洞庭農場扎根五年的閻長貴，手里捏著一張調令，是要他回北京的。

按理說，這事兒能讓人樂得找不著北，畢竟那個年頭，大伙兒削尖了腦袋想進大城市，能殺回北京，簡直是祖墳冒青煙的美事。

可閻長貴愣是擠不出一絲笑臉。

心里頭堵得慌，像塞了團棉花：自己走沒問題，戶口本來就在那兒擺著。

可老婆孩子咋整？

那會兒是計劃經濟，戶籍這道坎兒比鐵門還硬。

妻兒老小全是農業(yè)戶口，想跟著進京，就得跨過“農轉非”這道天塹。

這難度，也就比上天摘星星容易那么一點點。

這事兒要是不成，一家人還得兩地分居，要么老婆帶孩子回山東老家，要么繼續(xù)蹲在湖南農場，反正就是去不了北京。

就在他愁得滿屋子轉圈，甚至做好了又要跟家里人分開的最壞打算時，農場的一把手覃正彥推門進來了。

覃正彥也沒廢話，直接甩出一句：你老婆孩子“農轉非”的手續(xù)，我替你跑完了。

這一嗓子，讓閻長貴徹底把這位書記給看明白了。

這哪是簡單的搭把手啊，這分明是在下一盤大棋。

要理清這盤棋的紋路，咱們還得把日歷往回翻四年。

1975年5月22日，秦城監(jiān)獄。

專案組冷著臉對閻長貴宣布：放人，去湖南農場勞動，等著最后的結論。

那時候閻長貴是個啥處境？

說起來挺尷尬。

要把履歷亮出來，那是響當當?shù)闹袊嗣翊髮W哲學系高材生，1967年1月就住進了釣魚臺11號樓，那是樓里頭一份的機要秘書，學歷最硬的一個。

可看眼下的光景，1968年1月稀里糊涂進了局子，在里面蹲了七年半。

如今雖說是放出來了，可“帽子”沒摘，腦袋上還頂著個“待定論”的標簽。

這種人在當時，就是個誰碰誰燙手的熱山芋。

按規(guī)矩，出獄后能賴在北京七天處理私事。

可閻長貴連個落腳的窩都沒有。

原單位宿舍是別想了；想把存著的衣服書本拿回來，工作人員兩手一攤：“早讓你兒子領走了。”

兒子？

他進去那會兒孩子還是個穿開襠褲的娃娃，這會兒都竄成中學生了。

北京沒地兒住，山東老家也回不去，他只能提溜著行李卷，坐著況且況且的綠皮車，一路晃到了湖南常德西洞庭農場。

這會兒，擺在農場一把手覃正彥面前的頭道難題來了：這尊菩薩怎么供？

這火候極難掌握。

活兒派重了吧，人家到底是人大哲學系的秀才，在牢里把身子骨都熬干了七年半，真要累出個三長兩短，沒法交差；活兒派輕了，或者是放到了要害部門，萬一上頭風向一變，那就是立場問題。

覃正彥這人，肚子里有貨。

他是1928年生人，建國那年參加工作，當過鄉(xiāng)長、縣委副書記。

1971年調到西洞庭。

他手里管著的這個農場，簡直是個異類。

全國國營農場都在賠本賺吆喝的時候，西洞庭卻是紅旗單位，年年進賬。

憑啥？

就憑覃正彥膽兒肥，不搞大鍋飯，搞起了責任制。

對待閻長貴，覃正彥的第一步棋走得極穩(wěn)。

他沒把閻長貴扔進要把人累脫形的“稻田班”。

在南方泥地里滾過的人都懂，水田那是能要人半條命的。

琢磨著閻長貴是個拿筆桿子的，覃正彥把他劃拉到了“棉花班”。

雖說也得頂著大太陽暴曬，皮都得曬掉幾層，但這已經是農場體力活兒里的“頭等艙”待遇了。

另外，生活上覃正彥給足了面子。

他讓閻長貴住在農科所，鍋碗瓢盆、鋪蓋卷兒給配得齊齊整整。

在那個特殊的年月，一個剛從大牢里出來的人，沒挨白眼，沒被關小黑屋審查，反倒直接被當成了“自己人”對待。

但這不過是個歇腳的中轉站。

沒過幾天，覃正彥就開始琢磨怎么把這個“人才”榨出油來。

這下子，覃正彥迎來了第二個決策點。

起初，他想把閻長貴塞進農場宣傳部。

單看人崗匹配，這簡直是絕配。

但這路走不通。

閻長貴的政治結論還懸在半空，進宣傳口屬于“政審不過關”。

那就換個地兒。

覃正彥大筆一揮：去場部農業(yè)科。

這個決定，差點把閻長貴給“送走”。

農業(yè)科聽著像是坐辦公室喝茶的，其實是個苦差事。

得在全場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界上到處跑，風里來雨里去，哪個分場都得轉悠到。

得虧閻長貴有個鄰居是農業(yè)科副科長，趕緊跑來透實底：“這活兒你干不了?！?/strong>

鄰居飆了句常德土話，叫“耐不活”。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身板扛不住，得活活累死。

閻長貴摸了摸自己那副被七年半牢獄掏空的架子，確實是“耐不活”。

于是，一幕奇景出現(xiàn)了：一個戴罪之身、等著聽候發(fā)落的人，居然跑去找領導討價還價，說這活我不干，能不能換個樣？

換個別的領導，這會兒估計早就拍桌子罵娘了：給你臉了是吧？

你是來改造的還是來當大爺?shù)模?/strong>

可覃正彥沒發(fā)火。

他心里的算盤打得精：我要的是閻長貴的本事，不是要他的老命。

讓他去農業(yè)科跑斷腿，是浪費腦細胞；讓他去干苦力，是浪費肚子里的墨水。

既然“耐不活”，那就干點能活的。

覃正彥拍了板，做了第三個決定：去農科所的學校教書。

這消息一出，農場里炸了窩。

不少人紅眼病犯了，憑啥對他這么優(yōu)待？

覃正彥懟得硬氣：“你們誰要是能教書，我也讓你們去。

人家是人大畢業(yè)的高材生，咱們這就缺這種教書先生?！?/p>

這就顯出覃正彥的眼界了。

西洞庭農場在他手里之所以能五臟俱全，有學校、醫(yī)院、銀行，還能賺錢，就是因為他看重“生產力”。

在他眼里，閻長貴的“哲學系背景”不是政治包袱，那是打著燈籠難找的教育資源。

他甚至立了規(guī)矩，農場誰家娃考上大學，學費場里包圓。

他心里明鏡似的，知道只有知識才能讓這個封閉的農場轉得動。

在學校教書的日子，成了閻長貴最舒坦的時光。

老婆、兒子、爹媽都接來了。

一家人在小破屋里吃了頓團圓飯，這頓飯晚了快八年。

雖說沒啥山珍海味，但吃得心里那個踏實。

平時家里缺柴火，那可是過冬保命的東西。

閻長貴一家剛來，兩眼一抹黑，連斧頭都不會使。

鄰居們沒看笑話，這家勻一把，那家湊一點，幫他們熬過難關。

甚至有人手把手教這個大知識分子怎么劈柴。

這種熱乎勁兒，讓閻長貴甚至有了“樂不思蜀”的念頭，把西洞庭當成了第二故鄉(xiāng)。

直到1979年那張調令飄然而至。

覃正彥主動攬下“農轉非”這檔子事，看著像是順水推舟，其實擔著天大的風險和成本。

那會兒農場是國營的，每一個“轉非”指標都金貴得很。

再說，閻長貴這一走，大概率是黃鶴一去不復返。

按常理出牌：人都要走了，還在他身上浪費指標干啥？

這就是典型的“人走茶涼”劇本。

可覃正彥偏不這么想。

他幫閻長貴解決后顧之憂，一是對讀書人的敬重，二是做個長線投資——不圖啥回報，就圖個心安理得。

他不忍心看一個人才因為戶口這種破事，不得不再次骨肉分離。

事實證明，他看人看準了。

閻長貴回北京后，一直念叨著西洞庭農場。

他在回憶錄里一遍遍提起那段日子，提起覃正彥。

后來，覃正彥在農場干到1988年退居二線，1991年退休。

他把自己最好的八年扔在了那里，也把一個原本可能充滿苦澀的流放地，變成了一個讓落難讀書人感到暖和的避風港。

如今回頭看，閻長貴在西洞庭的五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也是一場關于“人”的勝利。

在那個荒誕的年代，覃正彥沒把閻長貴當成一個“麻煩”，而是當成一個人，一個有用的人。

這點念想，在當時比金子還貴重。

信息來源：

《問史求信集》，閻長貴/王廣宇 合著，紅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