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圍繞莫言的爭議從未平息，最尖銳的批評直指其創(chuàng)作底色：心里非常扭曲，永遠盯著黑暗。這并非簡單的文學好惡之爭，而是對其創(chuàng)作立場、價值取向與歷史觀的深刻拷問。當我們真正走進他的作品，會發(fā)現(xiàn)這種“只盯黑暗”的偏執(zhí)，早已滲透在每一部代表作的字里行間。

莫言曾公開宣稱，文學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在他的創(chuàng)作邏輯里，仿佛只有揭露陰暗、書寫苦難、放大丑陋，才算真正的文學；歌頌善良、記錄奮斗、書寫光明，反倒成了低級的迎合。這種極端認知，讓他的作品長期陷入只破不立、只黑不亮的扭曲狀態(tài)。

在《豐乳肥臀》中，莫言用近乎病態(tài)的筆觸，將近代中國的鄉(xiāng)土社會描繪成愚昧、混亂、人性扭曲的荒原。小說里充斥著違背人倫的情節(jié)、粗鄙不堪的人物關系，將普通百姓的生活簡化為欲望、野蠻與掙扎。他刻意放大底層的愚昧與粗鄙，卻回避了普通人在苦難中的堅守、親情中的溫暖、亂世里的良知，把一個民族的生存史，寫成了一部只有混亂與丑陋的“丑史”。這種選擇性失明，本質上是對歷史與人民的片面解構。

《檀香刑》則將暴力與血腥寫到極致。莫言用大量篇幅細致描摹酷刑細節(jié)，把殘忍當作美學來渲染，將暴力與痛苦無限放大。作品中，人性的光輝、正義的力量被徹底邊緣化，讀者看不到反抗的希望、救贖的可能，只剩下赤裸裸的殘酷與絕望。他沉迷于展示黑暗，卻不思考如何照亮黑暗；沉迷于書寫痛苦，卻不傳遞走出痛苦的力量，更像是在以審丑的方式博取眼球，而非以文學的良知喚醒人心。

《蛙》以計劃生育為背景，看似是現(xiàn)實題材，卻同樣陷入只盯陰暗、不看全貌的誤區(qū)。莫言聚焦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的個別問題與個體痛苦，將其無限放大、極端化呈現(xiàn)，卻回避了政策背后的歷史背景、社會需求與時代局限，更無視無數家庭因此獲得的生活改善與發(fā)展空間。他用局部的苦難否定整體的歷史，用個體的遭遇解構時代的選擇，最終把嚴肅的社會議題，寫成了迎合偏見的負面敘事。

縱觀莫言的創(chuàng)作，幾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黑暗公式”：鄉(xiāng)土必是愚昧的，歷史必是沉重的，人性必是陰暗的，生活必是絕望的。他像一個永遠背對陽光的人，眼睛死死盯住地面的陰影，拒絕看見時代的進步、人民的奮斗、民族的希望。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是直面問題但不否定一切，是批判現(xiàn)實但心懷光明；而莫言的寫作，是沉溺黑暗、放大丑惡、消解價值，用扭曲的視角解構一切、否定一切。

更值得警惕的是，他的“黑暗敘事”精準迎合了外部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當一個作家刻意回避國家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人民的幸福，只把傷疤揭給別人看，把苦難當作賣點，其創(chuàng)作早已偏離了現(xiàn)實主義的初心。文學可以不唱贊歌，但不能只唱悲歌；可以直面陰暗，但不能沉溺陰暗；可以反思歷史，但不能歪曲歷史。

永遠盯著黑暗的人，自己先活成了黑暗。莫言的文字里，有對苦難的獵奇，有對丑陋的沉迷，卻缺少對民族的溫情、對歷史的敬畏、對光明的向往。這樣的寫作，或許能博取名聲與獎項，卻永遠無法真正打動熱愛這片土地、相信光明與進步的人。

文學的使命，是在黑暗中尋找光，在絕望中點燃希望，而不是把自己變成黑暗的一部分。只盯著陰影的寫作，終究走不出狹隘的偏執(zhí)，也擔不起時代與民族賦予文學的真正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