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北平城里風很硬。解放軍的大衣在街口一排排站定，人們抬頭望著城樓上飄起的那面新旗，很多人都在想，新中國的領(lǐng)路人們，家里是不是也在過日常的柴米油鹽。有人小聲議論：“聽說周總理連個親生孩子都沒有，這以后香火怎么辦？”話一出口，旁邊的老人擺擺手：“這人，怕是把家都放在了外頭?！?/p>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時期，在南方的福建，有個年輕人正在整書桌、寫總結(jié)。他叫王戍，剛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yè)不久，即將被調(diào)往新的工作崗位。桌角那張泛黃相片，他每次收拾東西都會輕輕擦一下，卻很少向旁人提起。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落款清晰：“周恩來 廿八·四·五”。

這兩條原本不會交集的生活軌跡，在1939年的紹興短暫交匯。而那一次的相遇，成了周總理一生中唯一一次公開認下的“兒子”，也成了王戍隨后幾十年里，刻意壓低、幾乎不示人的一段往事。

一、從“寧可絕后”說起

要說王戍這個“義子”，繞不開周總理夫婦的家事。時間往前推二十多年，1925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剛在廣州結(jié)婚不久，兩個人把婚禮辦得極為簡單，一切從緊，幾乎沒有多少“新婚燕爾”的悠閑?；楹鬀]多久，周恩來便隨部隊東征去了汕頭。

同一年，鄧穎超在工作中突然出現(xiàn)惡心、嘔吐的反應。到醫(yī)院檢查，醫(yī)生告訴她，已經(jīng)懷孕。對很多人來說，這是喜訊，但對剛剛在婦女運動中嶄露頭角、事務繁重的她來說，反而是一陣慌亂。丈夫不在身邊，岳母遠在他鄉(xiāng)，革命局勢緊張，誰來照顧孩子？工作怎么辦？這些現(xiàn)實的顧慮一股腦涌上來。

猶豫再三，她做了一個后來讓自己懊悔終身的決定——買藥打掉孩子。藥力兇猛，她痛得在床上打滾，還不得不連著請了幾天病假。等周恩來在汕頭得知這個消息時，怒火壓都壓不住。據(jù)當時在場的人回憶，他極少這樣發(fā)火，卻一句一句說得極重：“孩子不是誰的私有東西，他是國家的，是社會的，你憑什么隨便作主？”

這段爭執(zhí)，在兩人漫長的婚姻中，是極少見的高聲對話。鄧穎超當場承認錯誤，但從那以后，她對“生育”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認知。遺憾的是，上天并沒有給這對夫妻更多機會。

1926年，鄧穎超再度懷孕。這一次，雙方都格外重視，連身邊的同志也替他們高興。可事與愿違，臨產(chǎn)前夕，周恩來突然奉命調(diào)往上海。廣州局勢風雨欲來，鄧穎超由母親陪著在當?shù)卮a(chǎn)。因為胎兒偏大，生產(chǎn)持續(xù)了三天三夜，最終醫(yī)生不得不用產(chǎn)鉗。孩子剛落地不久，就因顱部受損夭折。

接連的打擊，讓鄧穎超身體透支得厲害。偏偏沒過多久，蔣介石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廣州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她和母親只得輾轉(zhuǎn)經(jīng)香港赴上海，與周恩來會合。那時她已經(jīng)虛弱得走幾步路都要停下來喘氣。

后來，周恩來為她找了一家日本人開的醫(yī)院。醫(yī)生檢查后給出的結(jié)論很冷靜，也很殘酷：因為產(chǎn)后過度勞累，身體傷了根底，以后再懷孕的可能性極小。事實也確實如此，此后幾十年，鄧穎超再也沒有懷過孩子。

從那個節(jié)點開始，周恩來夫婦對“家”的理解，和普通人就有了明顯不同。新中國成立后，有人出于傳統(tǒng)觀念，為周總理“后繼無人”感到惋惜。有好心人勸他考慮再娶，甚至有人替鄧穎超開口，希望他在原則范圍內(nèi)“通融一下”，給自己留個骨血。

那次談話的場景，后來被多人回憶過。周恩來臉色一沉，那句“我寧可絕后，也不能讓人指著脊梁罵”的話，說得非常干脆。他提到的不是個人名聲，而是新中國剛剛確立的婚姻制度，是黨和政府在全國推行的一夫一妻制?！拔沂菄鴦赵嚎偫?，我要是開了這個頭，全國還怎么說得清？”

在這層堅持之下，他對“孩子”的情感，并沒有因此淡薄。只不過，這份父輩的情感，被他分給了許多烈士和親屬的后代。

二、三位義女與一位“義子”

了解周恩來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沒有親生子女，卻始終不缺“孩子”繞在身邊。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葉挺將軍的女兒葉揚眉、諶志篤烈士的女兒諶曼里，這三位在公開資料中被確認的“義女”，從小到大都感受過他那種既嚴格又溫和的關(guān)切。

這些孩子，大多是烈士的后代。父親倒在戰(zhàn)場，或者犧牲在敵人的槍口下，留下的是斷裂的家庭和一群年幼的孩子。在那個動蕩年代，黨組織對烈士家屬的照顧，自有制度上的安排；但周恩來這樣的領(lǐng)導人，往往又多付出了一層極具個人色彩的關(guān)愛。他常在有限的休息時間里，詢問她們的學業(yè)、生活，有時親自寫信提醒注意身體，有時在飯桌上叮囑不要浪費糧食。

這種“父親”角色，是公開的，是周圍人都知道的，也屬于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具有典型意義的義女之外，周恩來在1939年還認過一個“義子”，卻多年沒有被提及。這個“義子”，既不是烈士遺孤，也沒有任何政治安排上的考慮，只是一個在家族聚會中冒頭的少年。

時間在1939年秋天?？箲?zhàn)進入相持階段，華東多地相繼淪陷，浙江沿海一帶局勢緊張。周恩來因工作需要途經(jīng)紹興，這既是一次特殊時期的考察，也是短暫的“回鄉(xiāng)”。此時的他，已是中共重要領(lǐng)導人之一，身邊布滿了國民黨特務的眼線。哪怕只是回老家看看，都難免被人跟蹤監(jiān)視。

紹興方面得到消息后，趕緊進行安排。當?shù)攸h組織、小范圍的愛國人士以及部分親友，都希望借這個機會聽他講講抗戰(zhàn)的形勢。于是，在嚴格保密的前提下，周恩來與當?shù)馗鹘绱碛羞^一次談話，重點分析了當時的國內(nèi)外局勢，強調(diào)持久戰(zhàn)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性。

忙完這些，他讓秘書陪同，專門去拜訪在紹興的姑父王子余。對周家來說，這位姑父是很重要的長輩，既是親戚，也是長期支持革命的一位老者。周恩來到屋里，依禮向親友一一問好，又在姑父的陪同下，肅立在已故姑媽周桂珍的半身像前，默哀并三鞠躬。這些動作，從外表看是普通的家族禮數(shù)，實際也夾雜著他對故鄉(xiāng)舊人的深情。

那天晚上，王子余在家中設(shè)宴。桌上坐著幾位地方聞名的讀書人，也有他的長子王貺甫，大家一邊吃飯一邊小聲聊戰(zhàn)局。話正說到緊要處，院門那邊傳來急匆匆的腳步聲，一個少年推門而入，有些緊張地報告：“門口站著兩個陌生人，像特務，一直不走?！?/p>

屋子里的氣氛立刻緊繃幾分。有人皺著眉頭，有人下意識看向周恩來。周恩來卻擺擺手，語氣平緩：“不要緊，他們有他們的事，我們說我們的。”這句看似輕松的話，其實是對所有人一種無聲的安定。他很清楚，從踏上紹興土地那一刻起，自己的言行就被嚴密監(jiān)視，任何動作都可能被記錄在小本子上。但在這種環(huán)境里，他仍然保持著應有的從容。

那個來報信的少年，就是王戍。彼時的他，還只是個中學生，對外面的風云變化有有限的理解，但對這位久聞其名的“表伯”，有一種天然的仰慕與好奇。

第二天一早，在姑父和周家族長的陪同下，周恩來乘船南下祭祖。巧得很，那天學校不上課，王戍便有機會跟著“表伯”一道前去。他站在船頭，看江水緩緩往后退，心里隱隱有種說不出的激動——這是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這位傳說中的人物。

三、禹陵一日與“義兒”之約

這一趟掃墓結(jié)束后，眾人轉(zhuǎn)去禹陵游覽。那時的禹陵還遠沒有今天這樣的旅游設(shè)施，周圍多是老樹和尚未完全修復的建筑。對少年王戍來說，這些反倒沒什么稀奇，真正讓他興奮的是，終于逮到機會在長輩們面前一展所學。

他一邊走，一邊主動給大家講起“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語氣里有一點少年人的得意，也有一點書生意氣。說到大禹治水的吃苦與堅守，他忍不住抬頭瞄了周恩來一眼，仿佛在對照眼前這位人物和書里的古人。

周恩來一直在聽，沒有打斷，等他講完，才笑著補充：“大禹不只是在治水上有本事，在農(nóng)業(yè)發(fā)展上也下了很多功夫?！苯又?，他用很樸素的語言，把當時治水和生產(chǎn)之間的聯(lián)系解釋開，又順勢提到現(xiàn)實中的抗戰(zhàn)需要怎樣的組織與協(xié)作。

王戍一邊聽，一邊在心里咀嚼，時不時提出疑問：“那大禹要是只顧著治水，不管修田，會不會也有問題？”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普通晚輩看來似乎太直接，但周恩來并不在意，反而耐心回應。他看得出這個孩子腦子靈光，也肯動腦，問得不算圓滑，卻很真誠。

就這樣，一行人在禹陵走走停停，時間很快過去。返回途中，族長在百歲堂里，鄭重其事地捧出一本手抄家譜，請周恩來審閱。周恩來坐下翻了翻，很認真地補上了他們?nèi)值艿某錾暝氯?。對一個已經(jīng)在全國聞名的政治家來說，這樣的家譜記載或許只是形式，但他并未敷衍。這份態(tài)度，讓在場長輩都頗為感慨。

當晚，另一位表弟設(shè)家宴款待遠道而來的“表兄”。屋里氣氛要比前一晚輕松得多，多是近親，人人都放得開。在吃喝之余，大家提出一個共同的請求：希望周恩來能給親友們留下幾句題詞，算是日后紀念。

周恩來自然欣然應允。他逐一詢問對方的職業(yè)和志向，然后因人而異寫下勉勵之語。輪到王戍時，他略一沉吟，提筆寫下八個大字：“沖過錢塘江，收復杭嘉湖！”那時杭州、嘉興等地已經(jīng)相繼淪陷，這句話既是對少年王戍個人的勉勵，更是對全族、對全紹興乃至浙江的寄望。

王戍接過這幅題詞，心里翻江倒海。他拉著父親悄悄走到屋外，壓低聲音說：“我想跟表伯一起去前線，打日本人?！蓖踬L甫看著兒子，眼里既有欣慰，也有擔心，思忖片刻后答應替他轉(zhuǎn)達。

回到屋里，他向周恩來說了這事。屋內(nèi)一時間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那位被無數(shù)人稱為“周公”的中年人，等他回應。周恩來望著眼前還帶著稚氣的少年，語氣緩了下來：“你現(xiàn)在年紀還小，最重要的是念書，這一次不能帶你出去?！?/p>

這句話，讓王戍當場有些失落，頭低得很低，眼圈發(fā)紅。周恩來看在眼里，不忍心讓這份熱情就這樣斷掉，便伸手把他拉到身邊，半開玩笑地問：“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干兒子？”

短暫的愣神后，屋里響起小小的歡聲，有人說“這可是大好事”，有人連連點頭。王貺甫趕緊讓兒子站好，鄭重地朝周恩來三鞠躬，喊了一聲“干爹”。周恩來也同樣鄭重地應了一聲。

這個口頭的認親儀式，并不是酒桌上的一時興起，而有很清晰的落筆。周恩來重新鋪開宣紙，再寫一幅題詞：“乘長風破萬里浪！慕向表侄義兒 周恩來?！边@一次，他特意加上“義兒”兩字，把這一層關(guān)系明確記下。

寫完字，他又拿出十塊銀圓交給王戍，讓他用在學業(yè)上，并叮囑：“好好學習，學會自己生活。有事可以寫信?！睂Ξ敃r的一般家庭來說，十塊銀圓不是小數(shù)目，這份心意，遠超過簡單的禮物。

離開紹興不久，周恩來又寄來一張自己的軍裝照，背面題寫：“慕向表侄義兒存念 周恩來 廿八·四·五”。那一年，是民國二十八年，也就是公歷1939年，抗戰(zhàn)最艱難的時刻之一。照片上的他神情剛毅，制服整潔，背后那行字不長，卻給了一個少年極大的精神支柱。

值得一提的是，從那之后，兩人的命運再也沒有在現(xiàn)實空間中交匯過。

四、隱姓埋名的40年

紹興一別，王戍的生活軌跡，開始更加偏向“普通人”。戰(zhàn)爭的陰影仍在，他的父親為了讓孩子避開戰(zhàn)火，安排他先去了福建，一邊工作一邊繼續(xù)讀書。王戍牢牢記著“干爹”提出的要求，抓緊每一點學習機會。

憑著努力，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學。當時的交大已經(jīng)名聲在外，能在戰(zhàn)亂歲月里維持相對完整的教學環(huán)境，實屬不易。王戍在校園里，把軍裝照壓在書堆最底下，平日里幾乎不向同學提及那個“表伯干爹”。對他來說，這不是可以到處炫耀的資本，而是一種必須謹慎對待的責任。

1949年，上海解放。那一年，他大學畢業(yè)，正是青春最好的時候。面對新政權(quán)，他很快做出選擇，報名參加了解放軍南下服務團，隨后被分配到福建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他逐步轉(zhuǎn)入教育戰(zhàn)線，從基層崗位做起，日復一日在講臺上和學生打交道。

期間，他曾多次給周恩來寫信，把自己的近況、工作情況一一匯報，也表達了思念之情。信寄出去，卻一直沒有回音。換作別人，難免會生出疑惑：是不是對方太忙了？是不是地址出了問題？

答案在后來才被揭開。王貺甫因公到北京，與周恩來有一次短暫會面。父子情分在桌上沒有多講，王貺甫卻提起了王戍，說孩子總是惦念著“干爹”，常常在信里問，怎么都收不到回信。

周恩來聽完，解釋得很直接：并不是沒有想念這個“表侄義兒”，而是擔心一封落款“周恩來”的回信，會給一個地方工作人員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那時候，許多人對“關(guān)系”“門路”有各種各樣的想象。他不希望王戍因為這層特殊身份，被人另眼相看，更不希望有人借題發(fā)揮，影響到王戍的進步。

“任何場合不要講和我的關(guān)系，不要拿這個說事?！边@是他給出的明確要求。對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不久的年輕人來說，這句話既是提醒，也是考驗。

王戍得知緣由后，沒有再多問，也沒有再寫信催促。他把那句話當作家里的家規(guī)，悄悄刻進心里。此后的幾十年里，他在教育系統(tǒng)里勤勤懇懇，既沒有因“名門之后”的光環(huán)受到優(yōu)待，也刻意避免利用這段關(guān)系謀取一點點個人便利。

學校里有同事好奇，偶然瞥見他桌上那張舊照片，問：“這是誰？”他笑一笑，只說：“親戚?！痹俣嗟脑?，便不肯往下接。這樣的回應看似平淡，其實頗費自持。

時間拉長到40年，這樣的“隱身”就更加不易。在許多場合，只要稍稍露出一點端倪，就足夠換來羨慕的目光，甚至帶來難以想象的資源。但王戍始終守著“不炫耀”的底線，把更多精力放在教學、管理、培養(yǎng)學生上。

遺憾的是，周恩來在1976年逝世，兩人自1939年后再沒有機會見面。那位曾經(jīng)把他拉到身邊、問他愿不愿做“干兒子”的長者，留在他記憶里，永遠停在那張軍裝照的樣子。

直到周恩來去世兩年之后，紹興市委在整理周恩來1939年故鄉(xiāng)之行的相關(guān)資料時，在一些當年的記錄和旁證材料中，意外發(fā)現(xiàn)了“王戍”這個名字，以及“表侄義兒”的稱呼。這才讓這段被深藏多年的親情，慢慢浮到歷史的臺面上。

地方工作人員順藤摸瓜，找到了已經(jīng)年邁的王戍。面對調(diào)查者的提問，他起初還有些遲疑。多年養(yǎng)成的習慣，讓他不太愿意把這件事說得太響。反復確認對方的來意之后，他才一點一點講出當年的禹陵之行、百歲堂題詞，以及那張照片背后的字。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那樣的場合，他口中提到周恩來時，用得最多的稱呼是“表伯”，而不是“干爹”。并不是要否認那一聲“干兒子”，而是更愿意把這份情分放在家族那一層，放在一個長輩對晚輩的樸素關(guān)懷上，而不是突出那種特殊性。

從這點看，所謂“隱姓埋名”，不僅僅是對外界的低調(diào)，更是一種對自己位置的清醒認知。在王戍心里，周恩來首先是家族中的長輩，是國家的總理，而不是某種可以被拿來講故事、換資源的“金字招牌”。

回頭看，周恩來當年“寧可絕后”的那番話，與他后來對待孩子們的方式，并不矛盾。一邊是對原則的堅定，一邊是對晚輩的關(guān)切，兩者交織在一起，構(gòu)成了一個極為復雜卻又十分完整的人物側(cè)面。

王戍這一生，恰好站在這兩條線交匯的地方。他只在少年時，與周恩來短暫相處過幾天，卻把那聲“干兒子”的分量扛了四十年，不聲不響，不求回報。這種處理方式，說到底，既合乎時代的風格，也透出一種樸素而穩(wěn)重的個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