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玉春，今年七十五歲，住在甘肅張掖城邊的一間小雜院里，曾經(jīng)是一名紅西路軍的女戰(zhàn)士。如今的我記憶日漸模糊，街坊四鄰的樣貌，在我的腦中經(jīng)常無法長久的留存。只要我一閉上眼，1937年那個寒冬的畫面，就清清楚楚地浮現(xiàn)在眼前，仿佛就發(fā)生在昨天。

那是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日子，是西路軍兵敗河西的黑暗時刻，我們一千三百多名婦女獨立團的女兵，在祁連山麓浴血奮戰(zhàn)，最后大多埋骨他鄉(xiāng)，我不過是僥幸活下來的一個。

我是四川巴中人，1933年參軍，那年我才十幾歲。山里的苦日子熬夠了，聽說紅軍是窮人的隊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我便跟著隊伍走了，成了九軍二十七師經(jīng)理部女工工廠的一名戰(zhàn)士。

后來，我們跟著西路軍一路西進，越往西北走，天越冷，路越難。走到臨澤老城時，馬匪剛打下高臺，滿城的血腥味還沒散盡，就把臨澤城圍了個水泄不通。

城里只有我們總供給部和女子團的人，子彈少得可憐，連像樣的武器都沒有，每個人手里攥著的，不過是剪刀、扁擔，甚至是赤手空拳。馬匪的喊殺聲就在城外，我們守著空蕩蕩的城池，心里卻沒一個人怕，都想著，就算拼了命，也不能讓敵人欺負了去。

舊歷臘月二十六的夜里，祁連山的風刮得像刀子，割在臉上生疼，骨頭縫里都透著寒氣。鄭義齋部長在太白廟召集我們，聲音壓得極低，生怕被城外的馬匪聽見：“今晚突圍，腳步放輕，咳嗽了就捂住嘴，口令是‘后頭跟上’?！?/strong>

我們每個人都戴了土造的防風鏡，玻璃片糊在眼睛上，擋不住漫天飛雪，只能勉強看清眼前的路。出城門的時候，天上沒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馬蹄踏在冰層上的脆響，在寂靜的夜里格外刺耳。

突然，兩槍突兀地劃破黑夜，我還沒反應過來，就被身邊的戰(zhàn)友按著頭往前沖。緊接著，路兩邊的機槍響了起來，像爆豆一般，子彈打在凍土上，濺起一串串紅火星。身邊的姐妹一個接一個倒下，有的悶哼一聲，就再也沒起來，聲音被狂風吞得干干凈凈，連一句遺言都留不下。

我只顧著低頭往前跑，腳底下踩的是冰，是雪，是戰(zhàn)友溫熱的身體，我不敢回頭，不敢停，一回頭，就再也跑不動了。那一夜，祁連山的雪，埋了多少年輕的姑娘，她們和我一樣，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紀，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太平盛世，就永遠留在了那片冰天雪地里。

沒能沖出去的人，只能撤回城里。小炮彈接二連三地炸進來，殺傷力不大，卻把每個人的心都炸得惶惶不安。沒過多久，城還是破了?！皻ⅰ钡暮敖新暣┩附窒铮R匪的騎兵沖了進來，刀光映著雪光，晃得人睜不開眼。我們幾十個人躲在一間屋里，男同志舉著空槍，一遍遍喊“我們沒有槍”，可冰冷的馬刀，還是架在了我們的脖子上。

后來，我們被押到張掖城。我怕被認出來是紅軍女兵，只能謊稱是兵工廠家屬，僥幸被送進了馬家軍的修械廠。廠里的草窩子漏風漏雪，夜里躺在上面，凍得根本睡不著，我睜著眼到天亮，想著死去的戰(zhàn)友，眼淚剛流出來，就凍成了冰碴。

沒幾天，一個消息傳來，我們要被轉(zhuǎn)押去青海。我心里清楚，翻祁連山的路，就是死路，多少姐妹都沒能熬過那片雪山，凍死在半路，我要是去了，也絕無生還的可能。

就在這危難時刻，河南來的貨郎袁師傅悄悄給我指了一條逃生路。天麻麻亮的時候，我趁著看守不備，從修械廠的后門跑了出去，過了石板橋，一間草房里，兩個嫁給馬匪軍官的四川老鄉(xiāng)收留了我。老鄉(xiāng)見我是四川人，念著鄉(xiāng)情，留我住了一晚，可我知道，這里終究不是久留之地，馬匪一旦發(fā)現(xiàn)我逃跑，必定會四處搜捕。當晚，我趁著夜色再次逃亡，剛走了十幾步，就被一個高個子男人攔住了去路。

“前面抓得緊，快回去！”男人的聲音低沉，透著一股善意。

那就是王英魁，我后來的老伴。他沒有把我交給馬匪，反而把我領(lǐng)到了祁家園子，那里還藏著一個外號叫“牦牛腿”的女紅軍。等他再回來時，帶了工友譚襄誠，憨厚地說：“都是出門掙飯吃的苦命人，想把你介紹給他，也好有個依靠?！蔽覜]吭聲，只是低著頭，心里滿是惶恐。

沒過多久，偽保長來搜家，譚襄誠的妻子二話不說，拉著我從后門躲進了水池邊，用身體護著我。那是我落難以來，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這陌生的西北大地上，有人愿意護著我，有善意能讓我依靠。

后來，我便跟王英魁住到了一起。整整兩年，我沒敢踏出大門一步，生怕被馬家軍的人認出來，再遭劫難。我聽不懂張掖話，街上“賣油塔”“賣蘿卜纓”的吆喝聲，在我聽來都是陌生的腔調(diào)，我連油塔是啥東西都不知道，整日躲在屋里，不敢出聲。

王英魁是個實在的陜西漢子，話不多，心卻善，他從不追問我的過去，從不問我從哪里來，經(jīng)歷過什么。他每天出去做工，掙來的錢都拿來給我買吃的，默默收拾屋里的雜活，用他佝僂的身子，為我撐起了一方安全的天地。

他的背，是早年做工累駝的，可就是這樣一副孱弱的身軀，在亂世里，給了我一條活路。

解放后，天終于亮了，壓在我們頭上的烏云散了。我當了十六年的街道婦聯(lián)主任，年年都被評先進，可我一分工資都不拿。有人問我為啥，我笑著說，我不是啥干部，只是個普通的老百姓。

當年那么多姐妹都犧牲了，她們沒等到解放的這一天，沒過上一天好日子，我能活著，能替她們多做點事，心里就踏實了。

造反派不死心，又問我們是怎么結(jié)的婚。老漢的聲音里沒有半點波瀾，卻讓滿屋子的人都靜了下來：“她沒有男人，我沒有女人，經(jīng)人介紹就在一起蹴下了，結(jié)的什么婚！”一句話，堵得造反派啞口無言，連在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是啊，哪有什么驚天動地的緣由，哪有什么海誓山盟的愛情，不過是亂世里兩個苦命人，互相給了一條活路，互相暖著過日子，僅此而已。

如今，我和王英魁守著這間小雜院，過著平淡的日子。黨史辦的人要給我們拍照，我們爽快地答應了。

屋里太暗，我們便走到院子里，南屋的陰影遮了大半天地，只有北墻根留著一抹夕陽，暖融融的，灑在我們身上。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并肩站著，臉上沒有滄桑的沉重，只有歷經(jīng)風雨后的坦然。

我從巴山蜀水走來，帶著四川姑娘的韌勁，在祁連風雪里九死一生，最后在張掖這座小城，遇見了那個救我于危難的老漢。祁連山的雪再冷，也凍不僵人心的溫暖；亂世的風雨再大，也沖不散平凡的相守。

這輩子，我見過最慘烈的血火，失去過最親的姐妹，也遇過最善良的人，守過最安穩(wěn)的日子。那些風雪里的往事，我藏在心底，從不輕易提起；而身邊這個佝僂的老伴，是我這輩子，最暖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