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阪一家紡織廠的角落里，一位女工死死盯著手里的薪資袋，心里那塊懸著的大石頭總算是落了地。

雖說每天得在織布機前熬上十四個鐘頭，累得這把骨頭都要散架了，但這罪沒白受——拿到手的獎金比平時厚了足足兩成。

在那會兒的日本，這點多出來的票子可是救命稻草，意味著家里的米缸不用見底，幾個娃的學費也有了指望。

就在這檔口，東京銀座的一家面粉鋪子也在門口扯起了一面大旗，上書“支援華北前線”。

這招牌一亮，店里的生意立馬火得不行，客人們爭著掏錢，好像他們買回家的不是面粉，而是一張通向“大國夢”的入場券。

乍一看，這些升斗小民就像是驚濤駭浪里的小水珠，被卷進戰(zhàn)爭漩渦里，顯得既無奈又無辜。

可要是你翻開當年日本的“國家賬本”細看，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讓人后背發(fā)涼的實情：

這場仗，對那時的日本老百姓來說，絕不只是“為天皇盡忠”那么簡單，它更像是一筆能拿到分紅的買賣。

現(xiàn)在很多人提起二戰(zhàn)時的日本平民，總覺得他們是被軍國主義洗腦的可憐蟲。

這話雖沒錯，但只說對了一半。

洗腦確實有，可光憑幾句熱血口號，哪能讓幾千萬人像打了雞血似的，連軸轉了八年都不停歇？

真正讓這部戰(zhàn)爭機器停不下來的燃料，是實打實的利益。

早在1937年全面侵華開打之前，一套叫做“利益驅動型軍國主義”的邏輯就已經悄悄轉動了。

那會兒的日本內閣，其實正對著一個巨大的爛攤子發(fā)愁：仗肯定要打，可錢從哪兒變出來？

國庫里的銀子就那么多，軍費卻像個填不滿的無底洞。

擺在決策者案頭的路子其實就兩條。

頭一條路：硬著頭皮加稅。

這法子簡單粗暴，但風險太大。

老百姓的日子本來就緊巴，再從他們身上割肉，搞不好就要激起民變，后院起火，前線還怎么打？

第二條路：把戰(zhàn)爭包裝成一個“全民參與的眾籌項目”。

日本政府毫不猶豫地選了第二條。

1938年，日本大藏省通過了一項特別預算，一口氣發(fā)行了48億日元的戰(zhàn)爭國債。

但這筆巨款竟然沒費多大勁就湊齊了。

咋湊的？

不光是那些大財閥在瘋狂掃貨，就連普通人家也在掏腰包。

甚至小學老師都帶著學生省下買糖的錢，湊份子搞“援軍”。

老百姓心里的算盤打得劈啪響：買了國債，既能混個“愛國者”的光榮稱號，還能拿穩(wěn)穩(wěn)的利息。

只要前線的鬼子兵在贏，這筆買賣就是穩(wěn)賺不賠的。

于是乎，一條怪誕的“戰(zhàn)時發(fā)財鏈”就這么搭起來了：

列車員加班加點開“軍需專列”，工資按鐘頭往上漲；工廠為了趕制殺人武器通宵亮燈，工人和老板都能跟著喝口湯。

哪怕是1938年武漢會戰(zhàn)日軍被打得滿地找牙的時候，日本國內的報紙剛吹完“皇軍勢如破竹”的牛皮，轉頭就刊登“戰(zhàn)功投資指南”——忽悠大伙趕緊買債券和軍工股票。

這話里的意思再明白不過：前線搶得越順手，你們手里的股票和債券就越值錢。

這種“大伙一起發(fā)財”的幻覺，必須得有真金白銀的資源來填坑。

畢竟日本就是個窮得叮當響的島國，要是不去搶，這個巨大的泡沫早就炸了。

這就扯出了這場戰(zhàn)爭背后最核心的生意經：“戰(zhàn)爭-資源-資本再分配”。

咱們來看個血淋淋的例子——“金百合計劃”。

1937年南京陷落后，跟在日軍殺人部隊屁股后面的，不是救死扶傷的醫(yī)生，也不是安民的官吏，而是一幫特殊的人馬：

財務搜刮隊。

這幫人全是三井、住友、三菱這些大財閥派出來的精明鬼。

他們的活兒很單一：把地皮刮三尺，搜羅黃金、白銀和古董。

這可不是那種大兵私藏金戒指的小打小鬧，而是國家層面的系統(tǒng)性洗劫。

有資料記著，光是1938年上半年，從上海港發(fā)往日本的“戰(zhàn)利品船”就有三百多艘。

這三百多艘船里裝的可不是土特產，每艘船平均都壓著十噸以上的黃金。

這些金銀財寶一運回日本，并沒鎖進皇宮的地下室，而是立馬流進了日本的戰(zhàn)時銀行體系。

有了這堆搶來的硬通貨當?shù)盅海毡菊∑疖娖眮砭透铀翢o忌憚，還能穩(wěn)住日元的匯率，甚至讓老百姓的存款利息跟著漲。

東京的那些民間銀行，就是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創(chuàng)下了戰(zhàn)時最肥的盈利記錄。

你看，這個閉環(huán)這就扣死了：

前線搶得越兇，后方銀行的賬本就越漂亮，老百姓存折里的錢就越穩(wěn)當。

除了搶錢，還得搶東西。

照中國這邊的統(tǒng)計，侵華那幾年，日本從東北拉走了2.2億噸煤炭，從華中搶走了500萬噸糧食。

煤炭運回去發(fā)電，讓日本后方的電費便宜得驚人；糧食運回去，填飽了國內緊張的肚皮。

更缺德的是對勞動力的壓榨。

到了1940年，光是在偽滿洲國那塊地界，就有超過120萬中國勞工被強行抓進礦山和工廠。

這筆賬，日本算得那是相當冷血：按人頭給點少得可憐的飯錢，有的干脆一分不給，逼著勞工每天干活超過十二個鐘頭。

這種把人當牲口使喚的高強度奴役，讓勞工的死亡率飆到了20%。

但這20%的一條條人命，在日本工廠主的賬本上，不過是為了省錢必須得付出的“折舊費”。

這就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裹上了一層“軍事暴力”的糖衣。

在這個體系里，壓根就沒有誰是無辜的看客。

你不去前線殺人，但你在后方造子彈；你不造子彈，但你在買國債；你不買國債，但你在享受著搶來的廉價煤電和糧食。

為了維持這種“全民共犯”的結構，日本政府還布了一個長達十年的局——教育。

這事兒可不是1937年才冒出來的，早在上世紀20年代，日本教育界就定了個調子：“忠君是根本，尚武是手段”。

到了昭和初年，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娃娃就得背誦“軍人勛章的故事”。

這其實是在下一盤大棋。

要是只教孩子怎么開槍，那是在練兵；可要是教孩子“死在中國戰(zhàn)場上是光宗耀祖”，那就是在造“信徒”。

就連廣播也成了幫兇。

《戰(zhàn)地快訊》天天準點播報，甚至成了家庭主婦淘米下鍋的報時信號。

在這種三百六十度無死角的轟炸下，日本社會養(yǎng)出了一種嚇人的“是非觀”：

你家兒子不當兵，就是對國家不忠；你不給戰(zhàn)爭叫好，就是民族的敗類。

但這層“正義”的畫皮底下，裹著的還是那筆利益賬。

普通人因為嘗到了甜頭，所以選擇了閉嘴；因為閉嘴久了，就變成了默許；默許久了，最后就成了歷史書上那四個字——“全民支持”。

1945年8月，裕仁天皇那段《終戰(zhàn)詔書》通過廣播滋滋啦啦地傳遍了日本列島。

仗打完了，日本輸了個底掉。

那個“全民族分紅”的肥皂泡徹底炸了，留給普通日本人的，是一片爛瓦礫和被掏空的國庫。

但咱們得琢磨琢磨，那個曾經讓整個民族瘋狂的邏輯，真的隨著投降書的簽字就煙消云散了嗎？

回頭看這段歷史，咱們看到的不僅是鬼子的殘暴，更是一個國家怎么通過利益捆綁、教育洗腦和經濟掠奪，把每一個普通人都變成了戰(zhàn)爭機器上的螺絲釘。

這才是最讓人警惕的地方。

當雪崩轟隆隆砸下來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因為在雪崩之前，每一片雪花都做過夢，想著自己能從這場崩塌里，撈到一點好處。

信息來源：

觀察者網《古川隆久：褪去政治狂熱的日本人，該從昭和史中反思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