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開年沒多久，臺北的冬天濕冷刺骨。

在一間飄著消毒水味的病房里，有個八旬老漢眼瞅著就不行了。

臨走前這最后一口氣吊著，手卻勁兒挺大，死活抓著個物件不撒手——那是條用來取暖的電熱毯。

這玩意兒值不了幾個錢，可在老頭心里，拿金山銀山跟他換他都不干。

送禮的人，是被關了半個世紀的“少帥”張學良，拖著把老骨頭，特意送來給老兄弟暖身子的。

躺床上的這位，大名叫馮庸。

翻翻民國那本亂賬，這名字透著股“怪”勁兒。

他爹是奉系響當當的大佬馮德麟，他跟張學良、還有吳俊升家的小子吳泰勛，當年號稱“東北三大公子”。

按說這種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軍閥二代，路子早鋪好了：要么子承父業(yè)接著占山為王，要么吃喝嫖賭敗光家底，最后躲進天津租界當個混吃等死的寓公。

可馮庸這輩子，愣是把這兩條路都給堵死了。

他干過兩件看起來賠得底掉的買賣，結果卻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傳說。

這背后的算盤，他到底是咋打的？

把日歷翻回1922年。

那陣子，頭一次直奉戰(zhàn)爭打得正兇。

馮庸那時候年輕氣盛，頂著奉軍裝甲部隊司令的頭銜。

這可是奉系的命根子，也是中國最早玩機械化部隊的。

那時候的他，穿著軍裝，開飛機跟玩似的，開坦克像兜風，覺得打仗這事兒容易得很。

可真動起手來，那是玩命，不是演戲。

仗一打響，因為瞎指揮，他帶的那點裝甲家底兒，基本上被包了餃子，全折進去了。

金貴的鐵疙瘩瞬間成了一堆破銅爛鐵。

戰(zhàn)后算總賬，奉系大將韓麟春氣得把桌子都拍裂了，嚷嚷著要按軍法把馮庸斃了。

要不是張學良豁出面子死保這個發(fā)小，馮庸的小命怕是就交代在那個夏天了。

撿回一條命，馮庸把自己鎖屋里，悶頭琢磨了半天。

接著在部隊混？

憑著老爹馮德麟的招牌和漢卿的關系，謀個閑差甚至卷土重來都不是事兒。

但他忽然醒過味兒來了：靠幾輛破坦克、幾架飛機，哪怕是所謂的“奉系鐵騎”，根本救不了這個爛透了的世道。

軍閥們打來打去，不過是把人命當柴火燒，爭那點權力和地盤。

于是，他干了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把軍職全辭了，不玩了。

當時不少人笑話他，說他是被打怕了，變了縮頭烏龜。

可四年后，大伙兒才明白，他不是慫，是挑了條更難走的道兒。

1926年，馮德麟兩腿一蹬走了。

作為長房長子，馮庸接手了巨額家產。

擺在臺面上的現大洋，足足三百一十萬。

這數多大？

那年頭，一塊大洋能換幾十斤白米，一家老小五口人，一個月花銷也就幾塊錢。

這一大筆錢，夠他躺著揮霍幾輩子，舒舒服服當個闊少爺。

或者，拿錢招兵買馬，拉起桿子，在亂世里混個“大帥”當當也不難。

偏偏馮庸又干了件驚掉下巴的事。

他主要辦了兩茬事：

頭一件，把欠馮家債的人都叫來，當著大伙的面把借條一把火燒了，債全免。

第二件，把那三百多萬家底全掏出來，在沈陽蓋了所“馮庸大學”。

有人罵他傻，有人說他瘋了。

可馮庸心里明鏡似的：花錢養(yǎng)兵，那是自相殘殺；花錢辦學，搞出懂工業(yè)的人才，那是給國家造“血”。

有張學良撐腰，沒幾個月，一所兩百多間房、設備頂尖的大學就平地拔起來了。

這學校絕了，不但不收學費，還倒貼錢給學生發(fā)補助，就為了給東北、給中國培養(yǎng)點能搞工業(yè)救國的好苗子。

從握著槍桿子的少將，到兩手空空的窮校長，馮庸把自個兒的家產清零了，但他這輩子真正的分量，這會兒才剛開始往上漲。

1931年，“九一八”那聲炮響。

日本人太知道馮庸這塊招牌值錢了。

關東軍直接沖進學校，把這位校長綁了，先軟禁在沈陽，后來又押到了東京。

鬼子算盤打得精：你是東北名流，又是馮德麟的兒子，要是能出來給“偽滿洲國”站臺，那宣傳效果杠杠的。

高官厚祿、威逼利誘，日本人什么招都使了。

這時候的馮庸，手底下沒兵沒槍，看著就是案板上的肉。

可他拿出了1922年戰(zhàn)場上都沒有的骨氣——嘴閉得死死的，字絕對不簽，想合作？

門兒都沒有。

后來靠著幾個日本朋友私下幫忙，馮庸甩掉尾巴，從日本溜到香港，又輾轉跑回了北平。

到了北平就太平了？

也沒。

他又得選：是躲在大后方接著教書，還是上火線？

可馮庸把軍裝又穿上了。

他一邊把逃出來的師生組織起來上課，一邊帶頭拉起了“抗日義勇軍”。

這隊伍里頭，好些都是馮庸大學的學生娃。

以前是師生，這會兒成了生死兄弟。

1932年淞滬抗戰(zhàn)一打，馮庸帶著他的學生兵，千里迢迢跑到上海跟鬼子拼命。

上海打完了，又馬不停蹄往北趕，參加長城抗戰(zhàn)。

這一仗打下來，再沒人敢嚼舌根，說他是當年那個只會敗家的紈绔少爺了。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靠著老同學陳誠搭橋，他先后在昆山、長興那邊當過警備司令。

他好幾次請戰(zhàn)要去最前線殺敵，可因為種種原因，蔣介石一直沒給他獨立帶兵權，這事兒成了他心里的一塊疙瘩。

1949年，風云突變，馮庸跟著國民黨退到了臺灣。

在那邊稍微干了一陣子，后來因為臺軍誤把美國外交官的私人飛機給打下來了，他受牽連，被迫“下崗回家”。

退休后的馮庸，日子過得清苦。

他不抽不喝，摳門得很，可只要碰上誰有難處，他又跟當年散盡家財辦學似的，把積蓄往外掏，眼都不眨。

那些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還是被關著的張學良。

1966年，張作霖的五姨太壽懿在臺中沒了。

那時候張學良還是籠中鳥，連給長輩送終磕頭這種事都做不到。

節(jié)骨眼上，馮庸站了出來。

他頂著雷，親自出面，全權代表張學良給五夫人操辦喪事。

在那個政治空氣讓人窒息的年代，敢這么干，全是為了保全那份從小穿開襠褲結下的交情。

這一出，讓籠子里的張學良哭成了淚人。

1981年，馮庸躺在病榻上油盡燈枯，老得不成樣子的張學良終于被允許來看一眼。

兩個白頭翁，大眼瞪小眼，啥話也說不出來。

一個是當年意氣風發(fā)的少帥，被關了大半輩子；一個是曾經揮金如土的闊少，把家產全散了育人。

他們都被時代的大浪拍倒了，但都沒丟掉做人的骨頭。

馮庸臨死手里緊緊攥著那條電熱毯，也許在他看來，這玩意兒比當年那是三百多萬大洋還值錢。

錢能花光，但信仰和情義這東西，能帶進棺材板里暖心窩子。

回頭看馮庸這一輩子，好像總是在做“虧本買賣”：把軍權扔了，把家產散了，把安逸日子踹了。

可正是這些“虧本”，讓他從一個面目模糊的軍閥二代，變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硬漢。

歷史這本賬，早晚會算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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