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勾云形玉器芻議

2019 年 10 月，在沈陽召開“紀(jì)念紅山文 化命名 65 周年——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 源學(xué)術(shù)研討會”期間，筆者簡單介紹了對紅山 文化勾云形玉器取形于彩陶花紋的看法，現(xiàn) 將此認(rèn)識整理成文。文中涉及的勾云形玉器 相當(dāng)于郭大順先生在《紅山文化勾云形玉佩 研究》[1] 和《紅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再研究》[2] 兩 文中歸納的“單勾型”勾云形玉佩（或勾云形 玉器）。

拙稿《紅山文化彩陶紋樣探源》曾提出，紅山文化的彩陶花紋主要源自遼西區(qū)本土 “前紅山文化”的陶器紋飾，其中，習(xí)見于紅山 文化筒形器和鼓腹罐的二方連續(xù)黑彩勾連 紋①的原型可上溯至興隆洼文化筒形罐上的 壓劃勾連紋[3] 。其實，作為紅山文化典型陶 器的長體筒形器② （圖一，2）本身就是仿自興 隆洼文化筒形罐，除外形相近外，紅山文化長 體筒形器上部常見的多道凹弦紋也不啻對興 隆洼文化筒形罐上部凹弦紋（壓劃凹線紋）的 模擬。而在興隆洼文化諸多遺存中則不乏出于某種禮俗而特意截去底部的筒形罐（圖一， 1），此即紅山文化長體筒形器的祖型。這樣， 紅山文化彩陶上的勾連紋源自興隆洼文化的 壓劃勾連紋也就不難理解了。

遼寧阜新胡頭溝紅山文化中心墓葬 M1 的外圍出有筒形器及其陶片。其中標(biāo)本筒 5 為黑彩長體筒形器的殘體，其彩飾“上段為勾 連渦紋組成的寬帶，勾連渦紋兩個相對為一 組，共四組”（圖二，3），另有 1 件筒形器陶片的口沿下飾“壓印的”“勾連渦紋”（圖二， 2）[4] 。

由此可見，起始于興隆洼文化陶器和 個別石器（圖二，1）[5] 上的壓劃或刻劃勾連紋 在遼西區(qū)持續(xù)傳衍，至紅山文化較晚階段仍 未消失。就筒形器上的勾連紋而言，很可能 最初出現(xiàn)的是壓劃紋，而后移植到彩飾。 圖二，2 所示胡頭溝飾壓劃勾連紋的筒 形器口部殘片存留的主要紋飾為二方連續(xù)的 兩個單元，每單元含上下渦旋的一對卷勾，似 可窺出當(dāng)初從筒形器上截取陶 片時特意裁割了有此紋飾的部 位。胡頭溝標(biāo)本筒 5 從破裂線 看，似乎在截取陶片時也刻意保 留了相鄰的兩個渦旋卷勾的中 心部。這可能和黃河流域等地 所見有意截取陶器某部位從而 制成兩分紋飾圓陶片的現(xiàn)象是 出于相似的理念[6] 。

胡頭溝 M1 出有 10 多件玉 器，除“棒形玉”外最大的 1 件為 有所殘缺的勾云形玉器M1∶3（圖 三）[1] ，其主體紋飾恰與上舉兩件 筒形器殘片尤其是壓劃紋筒形 器上的渦卷勾紋圖形雷同。前 已述及勾連紋經(jīng)歷了長期的發(fā) 展和演變，紅山文化較晚階段新出現(xiàn)的勾云形玉器應(yīng)理解為對筒形器等陶器 所飾之勾連紋的仿制，確切地說，是對所截取 的存有勾連紋之渦卷勾圖形的仿制。 除胡頭溝外，考古發(fā)掘有明確出土單位 且正式發(fā)表的較完整的紅山文化勾云形玉 器①尚有4件，均出自牛河梁遺址[7] 。

牛河梁第五地點上層積石冢 Z1 西部的 大墓N5Z1M1出有1件完整的勾云形玉器，即N5Z1M1∶4（圖四，1）。墓內(nèi)填土則出有黑彩 長體筒形器的大陶片 N5Z1M1∶9，照片顯示 此器由多塊殘片拼合，其中一塊連接著口沿 的較小殘片保留了勾連紋之渦卷勾紋的中心 部（圖四，2）。與此墓相關(guān)的上層積石冢 Z1 的地層中亦出有“上層積石冢階段”（編號 N5SC的遺存）的黑彩長體筒形器殘片，其中， 至少 N5SCZ1∶36～N5SCZ1∶40 和 N5SCZ1∶52 這6塊殘片也都保留了勾連紋之渦卷勾紋的 中心部（圖五）?！诓蕼u卷勾紋陶片之于 N5Z1M1的重要性于此可見一斑。尤其是像 出自填土的N5Z1M1∶9中那件凸顯渦卷勾紋 中心部的彩陶片，其重要性或許并不低于墓 主身邊的隨葬品，因為它的陶質(zhì)屬性而較之 玉器更“真實”地傳承了自興隆洼文化以來的 土著文化根脈。如是，N5Z1M1 不僅隨葬勾 云形玉器，且以更具古典意義的渦卷勾紋彩 陶筒形器殘片祭埋其上，這一葬俗更可說明 勾云形玉器與渦卷勾紋 彩陶片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 系，像 N5Z1M1∶4 這樣 的勾云形玉器實為再現(xiàn) 渦卷勾紋陶片的玉雕。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 上層積石冢 Z1 的大墓 N16-79M2 出有 1 件完 整 的 勾 云 形 玉 器 ，即 N16-79M2∶1（圖六，1）。 此墓封石層出土的黑彩 長體筒形器殘片 N16- 79M2①∶3 也保留了勾 連紋之渦卷勾紋的中心 部（圖六，2）。 牛河梁第二地點一 號冢Z1的冢體是在埋置Z1N16-79M2出土的勾云形玉器和渦卷勾紋彩陶片了M25、M26這兩座東西并列的大墓后“起建 的。南側(cè)的諸墓葬是在冢體形成之后又陸續(xù) 埋砌的”[7]58。

南側(cè)墓葬中與這兩座大墓對應(yīng)的 “東群”之M14和“西群”之M24[7]57各出土1件勾 云形玉器，N2Z1M14∶1 斷成兩半（圖七，1）， N2Z1M24∶3“原已殘斷為 3 塊”（圖七，2）[7]110。 而早于這兩座墓的冢體之北冢內(nèi)界墻和東冢 內(nèi)界墻則出有存留勾連紋之渦卷勾紋中心部 的黑彩長體筒形器殘片，如 N2Z1∶87、N2Z1∶ 113（圖七，3、4）。 和胡頭溝 M1、牛河梁 N5Z1M1 所出一 樣，以上 3 件勾云形玉器與所屬墓葬相關(guān)遺 跡出土的渦卷勾紋彩陶片之間也都有著不容 忽視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紅山文化的諸多禮俗為遼西區(qū)夏家店下 層文化所繼承，內(nèi)蒙古赤峰敖漢旗大甸子勾 云形玉器M821∶5（圖八，1）即被認(rèn)為是“夏家 店下層文化時期對紅山文化玉器的仿制”，大 甸子的墓葬中還可能隨葬了“由紅山文化直接傳承下來的玉器”或于夏家店下層文化時 期對紅山文化玉器“加工改制”的玉器[8] 。而 紅山文化陶器上的勾連紋之渦卷勾紋也以流 變的形式頻現(xiàn)于大甸子墓地陶器的彩繪紋飾中（圖八，2）。甚至在同一座墓也 有同時隨葬勾云形玉器和祭埋飾 渦卷勾紋彩繪陶器的現(xiàn)象—— M373 墓主胸旁隨葬 1 件“殘剩一 半”的勾云形玉器（圖八，3）[9]172， 作為祭埋品而置于墓主腳端壁龕 的彩繪陶鬲上則繪有紅白相間的 渦卷勾紋紋飾，“單元主紋為白 色，畫左右相對的兩個‘C’形卷 勾……局部白紋留有細(xì)紅線勾勒 邊緣”（圖八，4）[9]138。如是，從大 甸子 M373 的出土物中，似可窺 出前述牛河梁 N5Z1M1同時隨葬 勾云形玉器和祭埋渦卷勾紋陶片 的蹤影。

綜上所述，遼西區(qū)始自興隆 洼文化陶器的勾連紋源遠(yuǎn)流長， 紅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是仿制這一 古典紋樣的玉雕。 蘇秉琦先生在考察了牛河梁 等遺址后，曾將紅山文化勾云形 玉器喻為“玉雕玫瑰”[10] ，郭大順先 生基于這一觀點，對紅山文化勾 云形玉器做了詳細(xì)的分析和解 讀：習(xí)見于東山嘴、牛河梁筒形器 外表的“玫瑰花圖案以覆瓦狀花 瓣相扣而成的卷勾紋為基本形 態(tài)，……積石冢內(nèi)隨葬的勾云形 玉佩的‘卷勾’就是取這類彩陶上 簡化玫瑰花瓣‘卷勾’的基本特 點，從而形成中心部位盤勾云與 四角勾云的結(jié)合體”，這種簡化玫 瑰花瓣“產(chǎn)生于黃河流域仰韶文 化廟底溝類型中最富于生命力的玫瑰花彩陶 圖案”，所以，“以玫瑰花圖案為原型的勾云形 玉佩”是“在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相互交流 中產(chǎn)生的”[1]110。而以本文的認(rèn)識，遼西區(qū)的勾連紋是本土文化固有 的陶器紋樣，與遼西區(qū)以外的其他文化的影 響并無多大關(guān)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將 勾云形玉器稱之為勾連紋玉雕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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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大順 .紅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研究：遼寧文明巡禮 之四［G］//郭大順 . 郭大順考古文集 . 沈陽:遼寧人民出版 社，2017：96-110.
［2］郭大順 . 紅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再研究［G］//中國社 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 . 二十一世紀(jì)的中國考古學(xué)：慶祝佟 柱臣先生八十五華誕學(xué)術(shù)文集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50-266.
［3］朱延平 . 紅山文化彩陶紋樣探源［G］//教育部人文 社會科學(xué)重點研究基地，吉林大學(xué)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 邊 疆考古研究：第6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7：78-87。
［4］方殿春，劉葆華 .遼寧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fā)現(xiàn)［J］.文物，1984（6）：1-5.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 河北省遷西縣東寨遺址發(fā)掘 簡報［J］.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134。
［6］朱延平 . 試論齊家文化玉璧之源［J］. 文博，2019 （3）：18-26.
［7］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fā) 掘報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8］郭大順 . 大甸子墓地玉器再分析［C］//楊晶，蔣衛(wèi) 東 . 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tǒng)文化學(xué)術(shù)討論會文集 （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50-167.
［9］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 文化遺址與墓地發(fā)掘報告［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96.
［10］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J］. 中國建設(shè)，1987（9）：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