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京城的風還很硬。車公莊一帶的晨霧剛散，一個頭發(fā)花白的老人，拎著公文包，快步走進新華印刷廠的大門。廠里很多年輕工人并不知道，他曾是開國元帥，更不清楚，他與共和國許多關鍵時刻有著怎樣的關聯(lián)。

這位老人，就是葉劍英。

有意思的是，這一年里的“老葉”，常常被人看到坐在車間的大桌旁，和工人一起折疊《毛澤東選集》的封套。有人悄悄提醒他：“這里有規(guī)定，不能叫你葉帥，只能叫你老葉?！崩先诵α诵?，說了一句很平常的話：“叫什么都行?！?/p>

看上去只是個被“分配勞動”的老干部，實則背后牽動著的是周恩來的一盤大棋，更牽著幾十年革命友誼的來龍去脈。要想讀懂那句“只能稱你老葉”，繞不開兩個時間節(jié)點：1917年云南講武堂的年輕學生，和1972年再次挑起軍委重擔的七旬老人。

一、從云南講武堂走出的“新軍人”

時間要撥回到1917年。那時的中國，還是軍閥割據(jù)的時代，南北列車常常中途停擺，槍聲比新聞傳播得還快。十八歲的葉劍英，從廣東梅縣一路輾轉趕到昆明，走進云南講武堂的大門。

他出身小商人家庭，童年在私塾里認字，在學堂里見到外面的世界。辛亥革命在廣東風起云涌，珠江邊上的槍炮聲，對這個年輕人沖擊極大。那時候的讀書人，動不動就要談“救國”，但真正敢穿上軍裝，把命交出去的，并不多。

云南講武堂，是西南新式軍人的搖籃，也是許多后來名將的起點。葉劍英在那里學的，是正經(jīng)的軍事技術，操典、戰(zhàn)術、兵器，一個不落。相比起那些把軍隊當成發(fā)財路子的軍閥子弟，這批學生的心氣不一樣，他們說話間，把“國家”二字看得很重。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葉劍英更接近的是孫中山的革命道路。廣東的革命傳統(tǒng)很濃，少年時代的他，對“三民主義”并不陌生。只是那時的他，還沒遇見真正能改變他一生方向的人。

轉折出現(xiàn)在1924年。

這一年，國共合作剛剛起步，黃埔軍校在廣州籌建。廖仲愷向葉劍英發(fā)出邀請，希望他來參與籌建，很快又安排他在軍校擔任教員，專門講授兵器課程。對于一個搞軍事出身的人來說，這是理想位置，也是一種肯定。

不久之后，一個從法國歸來的青年，走進了同一座校園。這個人叫周恩來，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軍校里，一邊是講戰(zhàn)術、講火力配系的葉教員，一邊是給青年軍官講革命道理的周主任，兩條線在同一座校園里交匯。

二、黃埔相識，長沙火海，友情升溫

很多年后提起黃埔，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會說一句：葉劍英和周恩來，是在那里真正走到一起的。

在軍校的日子里，葉劍英對周恩來的印象非常深。這個政治部主任并不高高在上，遇到問題，總是耐心聽、仔細問，講起馬列主義和革命形勢又十分透徹。葉劍英后來回憶，說和周恩來相處，自己在學識和修養(yǎng)上，都受益匪淺。這種“服氣”，不是一句客套話，而是在長期共事中一點點積累出來的。

1927年，局勢驟然翻轉。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共產(chǎn)黨人大開殺戒，許多曾在黃埔并肩戰(zhàn)斗的同事，一夜之間成了通緝對象。葉劍英眼看著政局逆轉，很難理解這種對共產(chǎn)黨員的血腥清洗。他拒絕了拉攏，離開南京，轉往武漢尋找新的出路。

然而武漢方面又被汪精衛(wèi)控制，政治局面同樣復雜。就在這個階段，葉劍英萌生了一個更明確的念頭：與其在舊軍隊里被左右，倒不如干脆走向共產(chǎn)黨。這不是一時沖動，而是長期觀察之后的選擇。

他通過老鄉(xiāng)找到了中共地下黨員李世安。李世安把情況立刻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非常重視，專門安排聯(lián)系，經(jīng)過黨中央批準，幫助葉劍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對兩人來說，這不只是一次“介紹入黨”，更意味著他們在政治立場上，從此站到同一陣線。

此后的歲月，兩人多次并肩承擔最艱險的任務。1934年長征途中，葉劍英率部強渡湘江，剛剛上岸不久，就遭到敵機轟炸，腿部和臀部受傷嚴重。周恩一得知，立刻安排衛(wèi)生部部長賀誠前去救治，還反復打電話問治療情況。這種惦念，并不是泛泛之交。

而過草地時，周恩來又因長期操勞，重病纏身，高燒不退，幾度昏迷。黨中央極為擔憂，毛澤東與葉劍英一起到床邊探望，還千方百計請來醫(yī)生診治。長征是生死關口，很多事不用說破，兩人心里都清楚：彼此能不能撐過去，很可能決定整個隊伍的命運。

時間推到1936年西安事變之后，葉劍英奉命趕到西安協(xié)助周恩來工作。之后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兩人更是時常并肩出現(xiàn)，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既要講原則，又要講策略，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盡棄。

1938年長沙大火，是兩人之間一個極難忘的插曲。這一年，抗日戰(zhàn)爭正處在異常艱難的階段。蔣介石一邊口頭上講“團結抗日”，一邊仍對共產(chǎn)黨保持高度戒備，甚至不惜采取極端手段進行破壞。

11月12日，長沙城大火突起。蔣介石下達了焚城的命令，八路軍辦事處也未能幸免。當天夜里，周恩來和葉劍英都住在辦事處?；饎萋訒r，是葉劍英的警衛(wèi)員先察覺危險，急忙叫醒葉劍英，拉著他就往外跑。

葉劍英卻先沒往外沖，而是轉身跑上二樓，到周恩來房間，一把將他拉起，連拖帶拽往安全地帶奔去。兩人從火場中沖出來時，四周已經(jīng)是一片火海。若晚幾分鐘，后果不堪設想。

這場火，讓兩人的情誼更深了一層?？梢哉f，從長征到西安，再到長沙，在一次次生死關頭，他們之間早已不只是同事關系，而是一種彼此托付的信任。后來中共中央決定撤回部分在外工作的干部時，周恩來讓葉劍英先回延安，葉劍英反過來堅持讓周恩來先走，兩人僵持不下，只能報請毛澤東裁決。毛澤東作出決定：葉劍英先回。

這種互相“推著對方先安全”的小細節(jié)，很能說明問題。

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和談，在多重壓力下蔣介石只好同意美國介入調停。共產(chǎn)黨、國民黨、美國三方分別派出代表組成軍事小組，中共方面由周恩來出面，許多具體工作由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承擔。談判桌前的攻守進退，離不開戰(zhàn)場上走出來的判斷，兩人在配合中，彼此越來越默契。

三、“老葉”進工廠，這是一招什么棋？

解放戰(zhàn)爭勝負已分，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葉劍英的角色逐漸轉向軍隊建設和國防工作。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他已經(jīng)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元帥。

1967年起，葉劍英在北京西山元帥府中靜養(yǎng)，外出很少，每天看看報、翻翻書，偶爾與老友聊兩句。表面看，是在養(yǎng)病休整，但內心未必平靜。有時身邊無人，他會一個人坐在窗前發(fā)呆，這種落差感，很難用簡單詞語概括。

1969年初春的那次“被分配到工廠勞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周恩來打電話來，語氣看似平常：“葉帥啊，你被分配到新華印刷廠，先和群眾接觸，接受群眾再教育嘛，參加學習班和力所能及的勞動，其他老帥都已經(jīng)做了安排……”

這一句“再教育”，放在當時的語境里，味道完全不同。葉劍英立即明白了周恩來的用意：只有主動到工廠、到群眾中去，在形式上完成“勞動鍛煉”的程序，將來在政治上進退才更從容，復出也更順理成章。

秘書對這安排有些疑惑，甚至替葉帥感到不平。有人就悄悄解釋一句：“這是策略?！边@兩個字，道出了背后的考量。周恩來懂得，當時的形勢下，很多事情不能硬碰，必須找到一條既保全本人安全，又為未來留余地的路。

第二天，葉劍英穿上一身灰色中山裝，把頭發(fā)梳得整整齊齊，精神抖擻地出了門。秘書看在眼里，心里多少有點寬慰：七十多歲的人，還能這樣打起精神，說明心里是想明白了的。

到了新華印刷廠，幾個廠領導出門迎接，態(tài)度不算熱烈，但勉強周全。簡單寒暄后，葉劍英主動提出：“去車間看看吧。”他跟著勞動干部，幾乎把每一個車間都看了一遍，最后被安排到裝訂車間參加勞動和學習。

車間里的老工人，有不少認得他。有人客氣地讓座，有人壓低聲音湊到他耳邊，小聲說：“葉帥，這里有規(guī)定，不能叫你葉帥，只能稱你老葉，還請葉帥原諒?！边@句提醒很直白，也很真實——既表達敬意，又不得不遵守當時的“規(guī)矩”。

葉劍英聽完，笑著擺手：“沒關系，叫什么都行啊?！边@看似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背后是他對大局的考慮。稱呼改變，身份不變；坐在車間折封套，不等于放下了對國家局勢的關注。至少在那段時間里，他與工人一起勞動，聽他們談生活、談工作，日子反倒有了一種踏實感，臉上的笑容也多了。

他在裝訂車間干的活很樸素，就是和大家一起坐在大桌前，手工折疊《毛澤東選集》的封套。重復動作看似枯燥，卻為他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觀察點”：在車間，在休息間隙，能聽到許多真實聲音，能感到基層群眾的情緒變化。這些東西，沒有寫在文件里，卻對他判斷形勢很有價值。

沒多久，鄧穎超、陳云也陸續(xù)來到印刷廠參加勞動。印刷廠一時成了一個特殊的“匯合點”。表面上，是老干部們在接受群眾再教育；實際上，這些人在某種意義上是被保護了起來，同時也在默默積蓄將來“出面扛擔子”的力量。

幾個月后，一通電話打破了這種節(jié)奏。某天清晨，葉劍英準備像往常一樣去廠里，秘書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對方語氣有些急：“告訴葉帥，今天不要去印刷廠，可能要去一趟河內，你在家里等著，車子馬上到?！?/p>

葉劍英并不驚慌，很快就判斷出大致緣由——胡志明恐怕病危了。果然，接他的車不多時就到了。從北京到南寧，再準備飛往河內時，越南方面的電報傳來：胡志明去世了，希望周恩來不必再來探望。

在南寧機場，周恩來認真考慮之后，仍做出決定：繼續(xù)去河內，參加胡志明的遺體告別儀式。這不僅是對“一位老朋友”的禮節(jié)，也是對越南革命的一種政治態(tài)度。周恩來行程緊，儀式結束后還要馬上回北京，他提議葉劍英留在河內多住一段時間，參加后續(xù)吊唁活動。

葉劍英卻婉拒了。他坦率地說：“總理，我已經(jīng)很久沒有看到中央文件了，對中央方針政策不太了解，不便和越南領導人深入交流。這次能來參加老朋友的告別已很不容易，再留下恐怕反而給總理添麻煩?！?/p>

這番話，說得很實在。周恩來聽完，沉默片刻，嘆了口氣，只能決定請李先念接替這一任務?？梢钥闯?，當時一些重要干部的實際處境，并不寬裕，很多人名義上還在，但手中權力和掌握的信息，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斷層。

葉劍英回國后，先到長沙工作，隨后又調往湘潭，在那里待了一年多。表面是“安排工作”，背后仍然是特殊政治環(huán)境下對部分老干部的“安置”。這種遠離北京中心的工作經(jīng)歷，看似平淡，實則在關鍵時刻起到了緩沖和保護作用。

四、重掌軍委，守在病房外的“老戰(zhàn)友”

轉機出現(xiàn)在1972年。這一年，中央正式宣布由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一任命，意味著他從“老葉”再次回到“葉帥”的位置，重新站到軍隊工作的前臺。

消息傳來那天，他開完會回到家里，對秘書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原來還想不再穿軍裝，不再管軍隊了，現(xiàn)在看來，還是要管啊。你去把各大軍區(qū)的名單要來?！边@句話，既有無奈，也有承擔。

第二天，軍隊高級干部會議迅速召開。七十多歲的葉劍英，再一次在軍隊系統(tǒng)中挑起重擔。這時候，他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幾十年風雨，對軍隊狀況、對國內外局勢，都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不得不說，在那樣動蕩的歲月，能夠站出來承擔責任，需要很大的定力。

同一年，讓他格外揪心的還有另一件事：周恩來的健康狀況。1972年，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一部分人對他的病情進行了刻意封鎖，連毛澤東也一度不了解病情已經(jīng)嚴重到什么程度。周恩來本人仍然忙于處理日常政務，沒能得到足夠的治療時間。

葉劍英對此一直非常焦慮。他抓住一次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的機會，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拿出一瓶周恩來的血尿標本，讓毛澤東親眼看到情況的嚴重性。這一舉動，很果斷，也很冒風險，卻迫使問題不得不被正視。

毛澤東看后，立即指示要抓緊診治。在指示下，中央成立了周恩來醫(yī)療領導小組，葉劍英成為實際負責人之一。這樣一來，周恩來身上的部分政治壓力得到緩解，治療方案也有了較為明確的組織保障。

1973年3月，周恩來向中央請了兩周假，到玉泉山做全面檢查。這段時間里，他原本負責的部分工作，轉由葉劍英暫時承擔?？梢韵胍?，這對葉劍英意味著什么：白天要處理繁重的軍政事務，心里還一直惦記著老戰(zhàn)友的病情。

到了1974年，周恩來病情加重，需要長期住院治療。葉劍英雖然不是醫(yī)生，卻在治療方案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一方面，他與醫(yī)療小組保持密切溝通，提出不少設想；另一方面，還搜集各處有關膀胱癌的偏方、土方，讓醫(yī)院進行研究篩選。這里有科學和非科學的混雜，但從動機上看，是希望盡最大可能爭取時間。

1975年，周恩來又一次因病情惡化住院，需要手術。葉劍英焦慮到夜不能寐，只能依靠安眠藥勉強入睡。每天早晚，他必定給醫(yī)院打電話，詢問病情變化。有時候，電話那頭沒什么新消息，他只是靜靜聽一會兒，放下電話，又默默回到工作中。

為了緩解精神壓力，他重新拾起年輕時的愛好——釣魚。偶爾有空，他就拿上魚竿，到水邊坐一會兒。每當釣到大一點的魚，他會特意讓人把活魚送到醫(yī)院，交給廚房做給周恩來“打打牙祭”。在別人眼里，這只是日常小事，但里面包含的是多年同袍間一種樸素的牽掛。

1975年8月，周恩來經(jīng)過一次電灼治療，病情有所控制，短暫出現(xiàn)好轉跡象。葉劍英聽到消息，心情明顯輕松，當天飯都多吃了半碗。13日，他準備離開北京，外出視察工作之前，專門寫信給周恩來，既鼓勵他堅持治療，又附上一個剛得到的藥方，請醫(yī)院進一步研究。

1976年1月，周恩來病危的消息越來越緊迫。那段時間，葉劍英幾乎每天都去醫(yī)院，多次再三叮囑醫(yī)生：“一定想盡辦法，能延長一天生命也是好的?！蓖瑫r，他還交代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要輪班守在床邊，保持清醒，隨時記錄總理可能留下的每一句話。

1月8日凌晨，周恩來逝世。對于葉劍英來說，這不僅是痛失一位同事，更是送走了一個風雨與共半個多世紀的戰(zhàn)友。悲痛之余，他必須馬上承擔起周恩來治喪工作的重任，在極短時間內安排方方面面事宜，確保一切莊重、有序。

1976年注定是多事之年。8個月之后，9月9日，毛澤東去世。兩位共和國的核心人物相繼離開，國家的重擔落到一批七八十歲老人肩上，其中就包括葉劍英。此后的一系列關鍵決策中，他與鄧小平等人一起，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完成了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任務，把國家從危險的邊緣拉回到比較穩(wěn)定的發(fā)展軌道上。

如果把這一生拉成一條時間線，會發(fā)現(xiàn)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jié)：1917年，他在講武堂里學的是怎樣指揮部隊；1924年在黃埔，他學會了如何把軍事和政治結合起來；1930年代，他在戰(zhàn)火中磨煉意志；1940年代，他參與談判，學會在復雜局勢中運籌帷幄；新中國成立后，他參與建設國家防務；到了1969年，他甘心在印刷廠折封套，換來一個“老葉”的稱呼；1972年之后，他又一次站到前臺，扛起重擔，再到1976年前后，在最艱難的時刻撐起局面。

那句“這里有規(guī)定，只能稱你老葉”，放在這條時間線里再看，就有了另一重味道。稱呼可以改變，環(huán)境可以變化，但有些人的位置，是一步步走出來的，不是憑空得來的。從火海中拉出周恩來，到病房外反復打電話詢問病情，再到那張折封套的大桌旁與工人并肩而坐，這些片段連起來，構成的是一位老一輩革命者復雜而真實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