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北平的胡同還帶著殘雪。西花廳里，燈光并不耀眼，幾盆水仙清清淡淡地開放。鄧穎超翻著一疊舊照片，忽然停在一張：延安窯洞前，一個扎著麻花辮的女孩，笑得又倔又亮。她輕聲說了一句：“這個閨女，是我們從戰(zhàn)火里認回來的。”

這句“認回來的”，其實藏了將近二十年的風(fēng)雨。孫維世與周恩來、鄧穎超之間，并非簡單的一段“收養(yǎng)”故事，而是一種從槍聲、流亡、黨內(nèi)斗爭一路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復(fù)雜情感紐帶。要看清這段情緣，時間得往前撥到1913年北京東華門大街的槍響。

一聲槍響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后來的“周爸爸”“鄧媽媽”埋下伏筆。

一、從龍華刑場到武漢長江邊：一聲“周爸爸”的來歷

1913年1月，北京街頭風(fēng)聲鶴唳。孫炳文參與刺殺袁世凱行刺未成，被通緝，只得帶著妻子任銳輾轉(zhuǎn)回四川。這個川籍熱血青年，此后奔走軍旅與革命前線，足跡遍及川、粵、滬，轉(zhuǎn)折點出現(xiàn)在1916年——他在四川瀘州結(jié)識了朱德。

兩人談起軍閥混戰(zhàn)與國運前途，頗有相見恨晚之感。1922年秋，孫炳文與朱德同赴德國，去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新路。當時孫維世剛滿一歲，還在家鄉(xiāng)牙牙學(xué)語，而在遙遠的柏林，卻已經(jīng)有一場關(guān)系她命運的結(jié)義正在發(fā)生。

1922年10月，在柏林，周恩來介紹孫炳文、朱德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三人同在異國，共同信仰，共同敵人，革命友情迅速升溫，情同手足。孫炳文把自己當成沖鋒在前的“排頭兵”，從不多談家庭，對年幼的女兒也難得相伴。

1924年，周恩來奉命回國，在廣州黃埔軍校從事政治工作。緊接著，他設(shè)法把孫炳文調(diào)到黃埔，一起做國民革命軍中的黨務(wù)與政治工作。兩人白天在軍校里忙碌，夜里常談中國將往何處去，很少有人知道，這其中也悄悄牽扯著一個小女孩的身影。

1926年初，廣州局勢緊張，暗探橫行。那次秘密接頭周恩來與孫炳文約在街巷一隅。孫炳文牽著五歲的孫維世，邊走邊叮囑：“一會兒你就走在后頭，幫爸爸看看，有沒有人跟著。”小女孩認真地點點頭，眼睛滴溜溜轉(zhuǎn)。

等見到周恩來時，孫炳文懷里抱著女兒，三人匆匆坐下談事。孫維世乖乖地在門口“放哨”，嘴里卻記住了一個新稱呼——“周爸爸”。從那天起，她就這樣叫著，再沒改口。后來很多人半開玩笑地說：孫維世是1926年就“參加革命”的，理由就是這次放哨的經(jīng)歷。

這段溫情，很快被血雨打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孫炳文被捕，不久在上海龍華以腰斬之刑遭殺害，時年僅三十多歲。消息傳來，周恩來、鄧穎超震怒又悲痛。身邊一位并肩戰(zhàn)斗的同志倒下了，留下的是失散不知所終的妻兒。

此后將近十年，周鄧兩人在風(fēng)雨飄搖中奔走各地，卻始終留意打聽任銳和孩子的消息。可國共分裂，白色恐怖，許多家庭像是被大浪拍散的木屑，蹤影難覓。

而在遠離戰(zhàn)場的另一端，上海的租界，卻悄然見證了孫維世的成長。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這個當年給人“放哨”的小姑娘，已經(jīng)成了舞臺上的年輕演員。她進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扮相秀氣，表演靈動，出演了幾部電影，結(jié)識了趙丹、白楊這些左翼文藝界的人物。也就是在這里，她認識了日后被稱作“中國話劇皇帝”的金山，還有一個當時還叫“藍蘋”的山東姑娘——江青。

這些人物后來都在歷史舞臺上出現(xiàn)，但那時，誰也想不到各自的未來會如此復(fù)雜。

1937年，淞滬會戰(zhàn)打響，上海一片烽火。任銳得知周恩來時任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負責人，經(jīng)過反復(fù)思量，決定做出一個艱難的選擇：把兒女送進革命隊伍。

這一年，孫寧世22歲，孫維世16歲。兄妹從上海乘船逆江而上，來到武漢，打算投奔周恩來。他們沒有約定，只能去辦事處打聽?？上е芏鱽沓鐾夤ぷ鞑辉?，辦事處根據(jù)規(guī)定，同意留下年齡較大的孫寧世，卻以“太小”為由拒絕了孫維世。

小姑娘被擋在門外，急得在門口大哭，賴著不走。這一幕，恰被剛返回的周恩來看見。面對這個哭得滿臉淚的小姑娘，周恩來看了好一會兒，忽然說：“你是小維世呀？我是周恩來，你的周爸爸?！边@一聲“周爸爸”，像是十年前廣州街頭的回響。

得知孫炳文早已殉難，周恩來連嘆多聲，心里清楚，烈士的女兒不能再被風(fēng)浪推來推去。他與鄧穎超商量，決定把孫維世當女兒看待。鄧穎超握著女孩的手，半笑半認真地說：“維世，你就當我是你媽媽吧。”

隨后，他們給遠在上海的任銳寫信征求意見。任銳很快回信，同意讓女兒拜周恩來、鄧穎超為義父母。這樣，一個失去父親的女孩，有了新的“家”。

此后，每逢工作間隙，孫維世常去住在他們身邊。西山、延安、重慶……不論戰(zhàn)局多緊張，這個“插進來的女兒”，總讓西花廳多了一點笑聲。

二、騎馬闖窯洞：從延安到莫斯科的父女同行

1938年，任銳母女被安排到了延安。母女倆同在抗大、馬列學(xué)院學(xué)習(xí)，還成了一段別人津津樂道的“母女同學(xué)”趣聞。孫維世在課堂上認真，在文藝活動里也極活躍。17歲時，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成了名副其實的“革命后代里的黨員女青年”。

紅色窯洞邊，她的性格愈發(fā)鮮明：要強、直率，有時候還有點“不講理”。1939年夏天，這種性格竟然給周恩來“惹”出一件難忘的事。

1939年7月，周恩來赴中央黨校做報告，途中墜馬，右臂骨折，傷勢不輕。中央決定派他去蘇聯(lián)治療。臨行那天，機場上聚了不少送行的同志。孫維世站在人群里，眼眶有些紅，見周恩來登機前與警衛(wèi)員低聲說話，便趁空拉了警衛(wèi)員劉久洲一把，小聲嘀咕：“你替我跟爸爸說說，我也要跟著去蘇聯(lián)?！?/p>

這話傳到周恩來耳朵里，他臉一沉：“我去治病，是中央決定、主席批準的，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口氣頗嚴肅。

旁邊有個同志半開玩笑：“維世，你要真想去，就騎馬去找毛主席，讓主席寫幾個字，看還來不來得及?！痹捯魟偮洌瑢O維世已經(jīng)翻身上馬，一路揚鞭直奔毛澤東住的窯洞。

她推門就進，把意思說得干脆：“主席，我想跟周爸爸、鄧媽媽一起去蘇聯(lián)學(xué)習(xí)?！泵珴蓶|聽完，笑了笑，不多說，提筆寫下“同意孫維世去蘇聯(lián)”幾個字，又抬頭問了一句帶湘音的“做么子去呀？”孫維世脫口而出：“學(xué)習(xí)！”毛澤東又加了兩個字“學(xué)習(xí)”，再簽名。

紙條墨跡未干，她就揣在懷里沖回機場。飛機引擎已經(jīng)開始轟鳴，她掀開馬鞍跳下，舉著紙條大喊：“主席批準了！”一句話，把一機艙的人都逗笑了。

就這樣，她跟著周恩來、鄧穎超第一次踏上蘇聯(lián)土地。

在莫斯科，她先后進入東方大學(xué)的表演系、導(dǎo)演系學(xué)習(xí)，俄語進步很快，專業(yè)課成績極為出色。那段時間，周恩來的療傷與在莫斯科的政治工作，與這個“闖進來的女兒”交織在一起，生活氣氛反而比延安窯洞要輕松些。戰(zhàn)火還在祖國燃燒，但在異國課堂里，這個烈士之女正為未來的話劇事業(yè)打基礎(chǔ)。

蘇聯(lián)的學(xué)習(xí)結(jié)束后，她于1946年回到延安，又在1949年隨大軍進入北平城。扭著秧歌、演著節(jié)目迎接新政權(quán)，這位在國外學(xué)過戲劇的年輕人，很快被文藝戰(zhàn)線看中。就在這一年，她的親生母親去世，對她打擊不小。

周恩來夫婦盡量彌補這份失落，不僅在生活上給予安慰，還設(shè)法幫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孫新世，姐妹多年后在北京重逢，她們的“新家”，就在周恩來和鄧穎超身邊。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蘇關(guān)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49年底，毛澤東赴蘇聯(lián)訪問。1950年1月，周恩來隨即出訪莫斯科，負責具體談判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一次，他多了一個得力翻譯——孫維世。

她有扎實的俄語功底，這次任務(wù)并不輕松，要參與領(lǐng)導(dǎo)人會談的口譯，還要協(xié)助師哲等人處理條約文本，各種措辭、法律概念都得掂量清楚。那是1950年的莫斯科，風(fēng)雪厚，氣溫常在零下二十度上下。緊張的談判間隙，能在賓館房間里聽到女兒一句“爸爸，喝點熱茶吧”，周恩來心底的疲憊多少能化開一點。

在北京，鄧穎超也在惦記著遠在莫斯科的這一對“父女搭檔”。1950年1月，她收到重慶紅巖時期老房東托人帶來的水仙花?；ㄩ_正好，香氣淡淡。她想了想，把三枝包好，連同信一起寄往莫斯科：“特寄三枝給你，望分一枝給女兒，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兒帶給她?！?/p>

這幾枝水仙，實在算不上什么貴重禮物，卻在那個冰冷的冬天，讓孫維世心里很暖。母親已不在人世，但還有一個“鄧媽媽”，在千里之外惦記著她。

三、婚禮上的《婚姻法》，銀婚上的大紅花

新中國初立，百廢待興，但年輕人的婚事照樣要辦。周恩來、鄧穎超雖然日理萬機，對這個“女兒”的終身大事，卻不肯草率?？紤]到孫維世的性格與經(jīng)歷，他們也曾為她物色過一些條件不錯的對象。

可情感問題往往難以像組織調(diào)配干部那樣安排妥當。孫維世在感情上有自己的判斷，她在上海時期就認識的金山，最終成了她的選擇。這位話劇名家，在藝術(shù)上聲譽很高，早年也是左翼文藝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兩人早有共同語言。

1950年10月14日，兩人在北京青年宮舉行婚禮。孫維世在會場張望，總覺得少了點什么，直到看見鄧穎超進門，才算放下心。她問：“爸爸呢？”鄧穎超解釋：周恩來工作太忙，實在抽不開身。不過，他沒有缺席，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出現(xiàn)。

儀式間隙，鄧穎超打開一個不起眼的小紙包，里面不是首飾，也不是現(xiàn)金，而是一冊剛頒布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周恩來把對女兒婚姻的期望，全部寄托在這本薄薄的法典里：男女平等、自由戀愛、一夫一妻、保護婦女權(quán)益，這些條文對那個年代來說，有著鮮明的時代意義。

親朋故舊圍攏過來看，都笑說“總理送禮真特別”。但周恩來一貫嚴謹，借這個機會提醒女兒：婚姻不是兒戲，更不是舊社會的家長包辦，而是兩個人在新制度下的自覺責任。

遺憾的是，婚姻并非從此一帆風(fēng)順。金山后來在生活作風(fēng)上犯下嚴重錯誤，引起黨內(nèi)批評，也給孫維世帶來巨大傷害。她痛苦、憤怒，甚至有過“離開算了”的念頭。鄧穎超看得出來，專門和她談了很久。

她沒有繞彎子，講得很直白：金山的錯誤很嚴重，組織已經(jīng)批評過他，但這個人有才華，也為黨做過事，只要愿意改，還可以挽救。“這個時候，別人說一句不如你拉他一把。你是他妻子，他在深坑里，你不伸手，更容易一腳踹下去?！痹挷粶厝幔瑓s很清醒。

這番勸解，再加上組織的處理，讓原本幾乎要破碎的婚姻有了緩沖空間。兩人后來在藝術(shù)戰(zhàn)線上重新配合，保持了表面上的完整。

在女兒的婚禮之外，孫維世也惦記著“父母”的婚姻紀念日。周恩來與鄧穎超1925年8月8日在廣州結(jié)婚，不擺酒、不鋪張，簡單登記、共同約定，此后就是革命伴侶。到了1950年，這個并肩走過二十五年的日子，被西花廳里的“女兒”牢牢記著。

那天上午，周恩來在外開會，鄧穎超在家中休息。孫維世早就準備好十幾朵大紅花，把其中兩朵最大最艷的留給“爸媽”。她先悄悄讓鄧穎超換上類似當年廣州時的白色旗袍，再給她胸前別上一朵大紅花。鄧穎超笑著搖頭：“你這是搞什么名堂？”

等到中午周恩來一進門，孫維世迎上去，一把將另一朵紅花別在他胸前，然后把夫妻倆拉到一起：“站好，別動！”一通折騰后，周恩來才反應(yīng)過來：“這是要給我們過銀婚？”孫維世高聲宣布：“現(xiàn)在，我爸爸媽媽銀婚紀念活動正式開始，放音樂！”

留聲機里響起陜北情歌《蘭花花》，院子里的人都跑出來湊熱鬧。周秉德、孫新世、工作人員，胸前都戴上了紅花。有人拿相機到處取景，鄧穎超看著這一切，忍不住感慨：“我們當年結(jié)婚，連照相都沒顧得上，現(xiàn)在算是補上了?！?/p>

那張戴著大紅花的合影，后來成了周鄧生活中少見的“熱鬧留影”，也成了孫維世導(dǎo)演的“家庭作品”。

四、信紙上的叮囑：病榻前的母女牽掛

進入五十年代中期，孫維世的事業(yè)迎來高峰。她和金山先后在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任職，導(dǎo)演、主演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話劇，《萬尼亞舅舅》《西望長安》《紅色風(fēng)暴》等都在當時的劇壇引起不小反響。

排練、修改、演出、講課，一輪接一輪，她的性格又是那種“不肯放”的類型，事事要做到精細。時間久了，精神高度緊繃，加上早年戰(zhàn)火與動蕩中落下的病根，身體終于亮起紅燈。1958年，孫維世因病住院。

鄧穎超此時自己也有病在身，卻仍堅持去醫(yī)院看望。出院之后，她始終放心不下，覺得一次床邊探望遠遠不夠。于是，4月24日，她提筆給這個閨女寫了一封信，語氣雖溫柔，意思卻相當嚴肅：

“倉促地看了你，未能盡所欲言，回來后總不能釋懷！……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你必須認識你所害的病的性質(zhì)……”

這封信里，既有母親的擔心，也有老黨員對年輕同志的提醒——身體垮了，什么才華、理想都沒基礎(chǔ)。

孫維世看完信，心情頗為復(fù)雜。一方面，她被這種細致的關(guān)懷溫暖到了；另一方面，想到鄧穎超自己也病中，還惦記她，又覺得有些愧疚。第二天，她回了一封信，對“爸爸媽媽”的關(guān)心逐一回應(yīng)，表態(tài)要好好養(yǎng)病，不再硬撐。

信寄出不久，鄧穎超又回了一封，落款時間是4月28日。這封信更長，內(nèi)容也更真切。她提到，自己病后第一次試著寫信就是寫給孫維世，自然會擔心“忠言逆耳”?？吹綄Ψ叫廊唤邮?，十分欣慰。信中還有一個細節(jié)：周恩來當時在南方出差，打電話回來問的第一件事，竟然也是“維世的病好些沒有？”

鄧穎超在信里，細細剖析了他們對孫維世的感情來源：有對烈士遺孤的責任，有革命前輩對后輩的同志關(guān)愛，也有長輩對一個優(yōu)秀青年藝術(shù)工作者的欣賞，更有二十年朝夕相處形成的親情。她寫得很坦率，說這種感情“多方深厚”，既是安慰，也是鞭策。

信末，她用了一個頗有力量的說法：這種感情不僅僅讓人心里暖，更能成為推動繼續(xù)奮斗的動力。然后，她寫下“吻你”兩個字，署名“你的媽媽超書”。

這些信件后來被整理出來，字里行間很難看見任何“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架子，更多的是一個老人對女兒的反復(fù)叮囑?？梢韵胍?，孫維世再強硬、再要強，在這樣的信紙面前，情緒難免柔軟下來。

身體調(diào)養(yǎng)一段時間后，她恢復(fù)工作，又投入劇院排練。遺憾的是，她剛剛從病中走出，歷史的陰云已經(jīng)在遠方醞釀。

五、風(fēng)暴中的失散：海棠花謝難重開

六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驟然進入一場遍及全國的政治風(fēng)暴。文藝界、教育界都被卷到浪尖。孫維世的生活無可避免地受到?jīng)_擊。

先出事的是她的大哥。1967年9月，當時任中國人民大學(xué)黨委副書記、副校長的孫寧世，在一連串殘酷的批斗和迫害中含冤而死。這個消息，對孫維世來說，既是家庭悲劇，也是人生支柱之一的倒塌。

緊接著，1967年12月，丈夫金山被捕。到了1968年3月，輪到她自己被以“蘇修特嫌”等莫須有罪名抓捕入獄。這位曾經(jīng)在莫斯科學(xué)習(xí)、為中蘇談判做翻譯的新中國藝術(shù)家，一夜之間被打成“問題人物”。

周恩來得知孫維世被捕的消息后，十分震驚。他派人多方打聽情況，卻一再吃閉門羹。有關(guān)方面要么含糊其辭，要么干脆不予答復(fù)。那段日子里，周恩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得不反復(fù)權(quán)衡，但面對這個“女兒”的遭遇，卻連了解事實都變得異常困難。

1968年10月14日，噩耗傳出：孫維世死于獄中。官方給出的說法含混不清，周恩來立刻在批示上寫道：“自殺或滅口，值得調(diào)查?！庇忠筮M行解剖、化驗，查明死因。態(tài)度十分鮮明。

然而，等到指示下達，事情已經(jīng)無法挽回。孫維世的遺體被連夜火化，沒有留下詳細記錄。連最基本的“死因查明”都成了奢望。

周恩來拖了一段時間，遲遲不忍告訴鄧穎超這個消息。鄧穎超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監(jiān)獄、白色恐怖，對生死看得并不輕松，但她的命根子之一，就是這位伴隨他們二十多年的“女兒”。消息終究壓不住，真相擺到她面前時，她只是沉默很久，沒有失聲痛哭，也沒有大吵大鬧。

后來，有人提起孫維世的骨灰問題，金山出獄后更是到處打聽，想要有個可以憑吊的地方。鄧穎超面對這個問題，說了一句極有分量的話：“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迸c其追著那一瓢骨灰，不如相信這條生命已經(jīng)融進更大的土地之中。

1977年6月9日，文化部藝術(shù)局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儀式，為孫維世安放遺像，正式為她平反。那時周恩來已經(jīng)去世一年多，鄧穎超身邊空出了一大片位置。儀式莊重而克制，文藝界、老同志都有人參加，這算是對這位藝術(shù)勞動者、革命后代的一個公開交代。

孫維世離世時不過四十七歲。許多人用“紅色公主”“人民藝術(shù)家”來形容她，這些稱謂固然不假，但在周恩來、鄧穎超眼里，她始終只是一個當年在廣州街頭給人“放哨”的小女孩，是延安機場上追著飛機跑的“閨女”。

多年之后，1987年，鄧穎超因病住院，給老友、著名演員于藍寫信。信末，她沒有用“鄧穎超”三個字，而是寫下了這樣一個署名：“被維世稱作媽媽的人手書?！边@七個字，說明了一件事：在她心里，孫維世從來不是“順帶照顧的烈士遺孤”，而是用“媽媽”二字實實在在叫出來的家人。

試想那個冬天的西花廳，老照片攤開，延安窯洞、莫斯科街景、北京青年宮、銀婚大紅花，一張張畫面連在一起。戰(zhàn)爭年代的槍聲、革命友誼的忠誠、家庭倫理的溫度，交織成一條并不光滑的線，把孫維世與周恩來、鄧穎超牢牢系在一起。

這一段半世情緣，從刺袁失敗的逃亡開始，經(jīng)由黃埔、廣州、上海、延安、莫斯科、北平，最終停在八寶山一方遺像前。人物早已離場，那些稱呼卻還帶著溫度——“周爸爸”“鄧媽媽”“閨女維世”——在史料里、信紙上靜靜地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