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春天，淮安郊外的周家祖墳前，來了一個滿頭白發(fā)的老人婦人。她拄著竹杖，細細撣去墳頭上的塵土，嘴里輕輕念叨：“你七伯如今管著國家大事，哪有工夫操這份心，我得替他看著點?！崩先?，就是周恩來的八嬸母楊氏，鄉(xiāng)里人都叫她“周八太”。
很少有人會想到，兩年之后，這片她親自打理、守護了幾十年的祖墳，會在一紙指示中被“平掉”，連同周家的老屋一起，交給集體和群眾使用。這件事，在當時的淮安，議論了很久。
而要說清這件事，繞不過去的，是周恩來和這位八嬸母幾十年之間那段極不尋常的親情。
一、從“鎖船”的八嬸，到“守墳”的老人
時間往前推半個世紀。1907年，淮安文渠邊的周家小院，一連出了兩件大事：年僅九歲的周恩來，先后失去了生母萬氏和嗣母陳氏。家中頓時失了主心骨，三個孩子無依無靠。
就這樣，他們被接到了周貽奎家——也就是“老八”家。自那以后，周恩來的生活，幾乎全落在八嬸母楊氏的肩上。
周貽奎自小患小兒麻痹，行走不便，又沒有穩(wěn)定收入。家里本就日子艱難，三個侄子一來，嘴一下子多了三張。楊氏沒有抱怨，只是硬生生咬著牙撐了下去。她帶著周恩來去當鋪，把能當?shù)囊路籍數(shù)?，又把房子抵押出去換錢，一家六口人總算不至斷炊。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周恩來很早就被迫擔起“家中男子”的責任。柴米油鹽要盯著，親戚來往要應酬，哪怕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就已經學會算賬、待人接物。有些細節(jié)，當時沒人注意，后來回頭看，多少能看出他日后那種沉穩(wěn)、有條理的影子。
然而畢竟只是孩子，有貪玩的時候。文渠前的小木船，就是一個誘惑。
那時候，淮安城外的河下鎮(zhèn)，被人稱作“小揚州”，熱鬧非凡。周恩來早就聽長輩說過，心里一直惦記著能去見識一下。一次，有親戚要帶孩子們去河下鎮(zhèn)，他興沖沖地帶著弟弟們登上小船，順流而下，玩得意猶未盡。
有了那一次，又怎會滿足？過了一陣子，弟弟周恩溥又來攛掇他再去玩一趟。兩兄弟一合計，想自己把船劃去?？蓡栴}來了，看孩子的兩個保姆誰也不會劃船。周恩溥只好跑去問八嬸母。
楊氏一聽臉都變了，當場就說：“船上玩不得，出點事怎么向你七伯交代？”她不放心，特意找來一把鎖，把小船鎖在岸邊樹上。
鎖，是上了。心氣，卻沒死。
午飯后，大人午睡，孩子們悄悄摸到河邊，合力把鎖弄開，約上小伙伴，一起劃船出了門。先到河下聽書看戲，再劃去勺湖，在淺水里打水仗，一玩就是一整下午。
等到日頭西斜，幾個人才慌忙往家趕。剛靠岸，周恩來遠遠就看到文渠邊站著一個人影——正是八嬸母。
那一刻，他心里“咯噔”一下，覺得這次怕是難逃責罰。然而楊氏迎上來，不是怒罵，也不是抽打，而是一把把他摟住，眼淚刷刷往下掉。周恩來本就心虛，一見她哭，也控制不住地跟著哭。
這件事之后，他再不敢擅自劃船出門，對八嬸母也多了幾分發(fā)自內心的敬畏。那種敬畏，帶著愧疚，又帶著依賴。
與八嬸母一家的共同生活，持續(xù)了三年。之后，周恩來便離開故鄉(xiāng)，先去東北求學，后來奔走南北，他的路越走越遠，而楊氏的日子，卻一點也不輕松。
二、戰(zhàn)亂中的孤影：八嬸母在淮安的苦日子
1918年，周貽奎病逝。楊氏一下成了寡婦，身邊只剩下兒子周恩碩一家。日常起居，從這年起更是步步艱難。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淮安一帶局勢緊張，炮火頻仍。為躲避戰(zhàn)亂，楊氏不得不帶著兒子一家逃到城外。那里哪有什么像樣的住處，只找到一間破舊牛棚，幾乎沒有遮擋。風從縫里灌，雨從頂上漏，人擠在角落里勉強過夜。
吃飯成了問題。楊氏一家，只能靠乞討維持生活。她年紀大了，彎著腰走街串巷，臉皮薄，開不了口，常常是晚輩替她端著破碗站在街邊。那種窘境，對一個出身舊式人家的婦人來說，不僅是肉體上的磨難，更是一種難堪。
一直熬到實在撐不住，楊氏才帶著兒媳和兩個孫子返回城里。那時候，兒子周恩碩已經參加革命，后來在斗爭中犧牲。家里一下沒了壯勞力，她這才下定決心留在城里不再逃難，任由命運怎般翻騰。
幸運的是，日本人對她這一家人的背景并不了解，也沒把她跟周恩來聯(lián)系起來。雖然沒人找麻煩，可生活仍然困難重重。糧價飛漲，物資緊缺，稍不留神就揭不開鍋。
1945年，新四軍進城，淮安從敵占區(qū)解放出來，形勢起了根本變化。周恩來得知八嬸母近況，通過組織給她家撥了一點救濟糧。這份救濟雖然不多，卻在當時雪中送炭，讓楊氏一家總算看到一點盼頭。
但好日子剛剛露頭，內戰(zhàn)又起。蔣介石挑動內戰(zhàn)，國民黨軍隊重新占據(jù)了淮安。楊氏一家，再次跌回艱難的生活里。
1948年底到1949年初，淮海戰(zhàn)役打響，解放軍在中原大地鏖戰(zhàn)數(shù)月。戰(zhàn)役結束后，整個華東局勢大定，淮安也真正擺脫了長期戰(zhàn)亂。周恩來的名字，在當?shù)刂饾u被人們提起。而在縣文化館里，當他的照片被鄭重掛上墻時，楊氏特意領著兩個孫子去看。
那天，她站在畫像前，對兩個孩子說了一句：“這就是你們七伯?！奔扔序湴?，也有一種難掩的親近。對旁人來說，那是一張新中國領導人的照片，對她來說，卻始終是曾經那個在文渠邊被自己抱著痛哭的孩子。
三、北京與淮安：兩地間的牽掛
1950年秋天，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年多，全國上下百廢待興。就在這一年，周恩來和家鄉(xiāng)建立了更暢通的聯(lián)系。他做的第一件事之一，就是把八嬸母和孫子周爾輝接到北京。
楊氏到了北京，被安排住在惠中飯店。那時候，她年紀已大，對大城市的一切都覺得新鮮。一有空，周恩來就讓工作人員把她接到西花廳來坐坐。無論多忙，只要八嬸母在，他總要抽出吃飯前后那一點時間，陪她說幾句家常。
有一次，端著碗，楊氏看著他，忍不住埋怨：“你七伯，你總是這么忙，吃飯都要人催?！敝芏鱽硇π?，把筷子放下，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八太，我現(xiàn)在可不敢再像小時候那樣出去亂劃船了?！睏钍香读艘幌拢S后也笑了，臉上全是欣慰。
但她終究還是慣不著京城的生活。沒住多久，楊氏就提出要回淮安老家。勸留的話說了不少，她態(tài)度卻很堅決。周恩來和鄧穎超只好尊重她的選擇，在春節(jié)前把她送回淮安，讓她在熟悉的鄉(xiāng)土里過年。
1953年，周恩來又一次把八嬸母接到北京，希望她能在條件更好的地方安度晚年。這一次，楊氏只住了一個多月，又提出要回家。她習慣了在淮安的老宅里，習慣了那條文渠，習慣了熟悉的鄉(xiāng)鄰。華燈初上的北京，再好，她也覺得不踏實。
周恩來明白她的性子，只能再次安排警衛(wèi)護送她回淮安。臨走前，他專門交代警衛(wèi)，給當?shù)卣畮€話：不需要地方上為八嬸母提供特殊供給，他每月會寄錢回去；也不希望地方對她搞什么特殊照顧，一切按普通百姓對待就好。
這一點，頗有意味。對親人，他絕不吝于盡責；但一旦牽扯到“特殊”，他格外敏感。楊氏只是他的嬸母，不是“周總理的特殊對象”，這條界限，他劃得極清。
1950年代中期，楊氏的身體越來越差，不得不住進醫(yī)院治療。地方政府得知情況，出于關照，常派人去醫(yī)院看望。周恩來知道以后，指示得很干脆：就留在當?shù)刂委?，醫(yī)療費用全部由他承擔。這樣既不讓地方政府增加負擔，又不讓老人因為缺錢耽誤治療。
1956年，楊氏病情惡化，沒能再挺過去。這一年，她在淮安去世，終年年逾古稀。噩耗傳到北京，周恩來深知自己無法親自奔喪，只能派人送去喪葬費用，同時托組織妥善料理后事。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指示中強調了一條：不需要當?shù)乩^續(xù)接濟八嬸母的后人，一家人的生活開支由他個人承擔。這種安排，看似簡單，背后卻有講究。一方面避免地方上借“周總理親屬”搞特殊，另一方面，又不讓孤兒寡婦陷入困境。
楊氏下葬時，被葬入周家祖墳。她年輕守寡，半輩子守著這個家；晚年艱辛，又一直在整修周家的老宅和祖墳。讓她最終安息在熟悉的祖墳地里，對當時的家鄉(xiāng)人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很多鄉(xiāng)親那時也不會想到，兩年后，圍繞這片祖墳，周恩來給淮安縣委的一封信，會讓局面發(fā)生徹底變化。
四、“平墳交屋”：親情之后的另一筆算賬
1958年前后，國家正大規(guī)模推進土地利用、城市改造和農村集體化建設。就在這個時間點上，淮安縣委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落款是周恩來。
信里有兩件事，措辭清楚，態(tài)度堅定。
一件，是周家在淮安的老房子；另一件，是周家祖墳。
對于房屋，他的意思很明確：自家老宅全部交給政府，由集體統(tǒng)一安排。一部分可以改作學習用房，供當?shù)馗刹?、群眾使用；其余房間，擇機分配給有住房困難的群眾居住。那套帶著童年回憶的房子，在他筆下，只是一處可以更好利用的資產，并不該成為家族私產。
對于祖墳，信中則提到：周家祖墳全部平掉，騰出的土地交給農民種地。選擇的是菜地用途，讓土地盡快轉化為實際生產力。
有意思的是，在這封信里，他兩次提到了八嬸母。大意是說，過去之所以一直沒有主張?zhí)幚砝险?、平掉祖墳，主要是考慮八嬸母的感受。楊氏在世時，對老宅和祖墳都很用心，一直修葺保護，不讓它們荒廢。她那一代人對祖墳看得很重，輕易動不得。
換言之，親人在，他不忍動；親人走了，該做的事情，就不能一拖再拖。
對許多出身舊式家庭的人來說，祖墳是“根”，是牌位，是心理上的寄托。尤其像周這樣出身書香世家的家庭，祖墳更是象征著家族延續(xù)。周恩來并非不懂這一層含義，恰恰因為太清楚，他才刻意把個人、家族這一塊，和國家、集體分得極開。
這封信到了淮安，當?shù)馗刹恳粫r也犯了難。一邊，是總理本人的明確指示；另一邊，是家鄉(xiāng)人發(fā)自內心的敬重和顧慮。動總理祖墳，在當時很多人看起來，多少有些不敢下手。
所以，即便收到了信，淮安縣委依然遲遲沒有真正動工。老宅暫時還按原樣保存著，祖墳也保持原狀。有干部私下議論：總理出自這里，這些東西是不是該當作紀念？要不要再等等看？
一直拖到1960年，縣里才實在覺得不能再違背指示。那一年，淮安方面作出決定，將周家老宅的一部分騰出來，辟為學習室；另一部分按周恩來原意，分配給群眾居住，讓這所舊宅重新“住上人氣”。
至于平祖墳這件事，最后落實在1965年。
這一年，周恩來特意派自己的侄子、也就是楊氏的孫子周爾輝回鄉(xiāng)，帶著他本人的口信，去和淮安縣委溝通：周家祖墳，確實要按原指示予以平掉，土地劃給當?shù)剞r民種菜。這等于是再次強調立場，也讓當?shù)馗刹扛械讱鈭?zhí)行。
在農村，動誰家的祖墳，都是大事；更別說是總理的家族墳地。周爾輝回鄉(xiāng)出面，本身就傳遞出一個信號：周家晚輩同意，而且支持這么做。這樣一來，事情總算水到渠成。
墳，是平了。土地，歸了農戶。對于周恩來本人來說，這不過是把屬于家族的那一點點“私產”，徹底從自己名下剝離，讓它回到普通百姓手里。對當時的很多普通人來說，這件事卻不那么尋常，甚至有些震動。
有人感慨，堂堂總理，連自家祖墳都不留。也有人覺得，這樣做，有點“絕”。可知道點內情的人，心里明白，這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他一貫做事方式的自然延伸——在親情盡到的前提下，該割舍的，決不拖泥帶水。
細細捋下來，從童年在淮安文渠邊長大，到在東北、南方、海外奔走求學，從投身革命，到參與抗日、指揮解放戰(zhàn)爭，再到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政務總理，周恩來的軌跡，幾乎代表了那個時代一大批革命者的人生路徑。不同的是，他始終清楚，個人、家庭與國家、人民之間該怎么擺順利。
對八嬸母，他記得她當年當衣抵房的辛勞，記得那把鎖船的惶恐，記得牛棚乞討的慘狀，也記得她站在文化館里指著自己的照片對孫子說“這是你們七伯”的那份欣慰。該寄的錢，一分不少；該承擔的醫(yī)藥、喪葬費用，不讓別人代勞。
而在這份情分之外，老宅、祖墳這些承載家族記憶的“實物”，被他一一交出，交給組織，交給群眾。親緣，不因此減弱；原則，也不因此打折。
如果把1956年楊氏葬入周家祖墳，和1958年那封要求“平墳交屋”的信放在一起看，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兩件看似相反的事之間，其實自有一條清楚的線索：生前尊重長輩的情感與習俗，身后則按照更大的秩序來處置家族遺留。
八嬸母在淮安一生謹守周家門戶，到老還幫著修葺祖墳；而周恩來，則在北京肩負國家政務，卻仍在意她的每一次住院、每一筆生活開支。等這位老人安然下葬，最終歸于周家祖墳之后，他再把該做的那一筆賬算清，該劃出去的邊界劃明，這樣一來，情分與規(guī)矩，便都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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