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的北京，天氣還帶著寒意。城里關于一條消息的議論，悄悄蔓延開來——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葉劍英因病休養(yǎng)，由陳錫聯(lián)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這一句“生病期間”，立刻牽動起許多老戰(zhàn)友的心。電話、書信，從各個方向飛向葉劍英的辦公室，語氣里既有擔憂，也有試探：到底病得重不重？還能不能撐得??？

工作人員的答復其實很實在。葉劍英當時已年過七十，身體有一些老年人常見的毛病，但談不上大病。醫(yī)護人員建議他到外地好好休養(yǎng)，他卻遲遲不肯離開北京，一如既往地惦記著軍委的工作。對外界來說，“生病”兩個字顯得有些懸，對熟悉他的人來說，這種“放心不下”，倒是太符合他的性子。

有意思的是，越是這樣實事求是的解釋，反而越讓一些老部下放不下心。電話里說得再明白，不如親眼看一眼。很快，就有人決定，干脆到家里去，面對面地確認一下。

一個冬夜，一輛吉普車悄然停在葉劍英家門前。車門“吱呀”一聲拉開，一個熟悉的身影下車進門。葉劍英抬眼一看，不禁笑著站了起來——來人正是時任空軍副司令員的吳富善，這位當年在江西吉安與他結下革命緣分的老戰(zhàn)友。

“葉帥，聽說您病了，不放心，得親自來看看?！眳歉簧坡詭Ш笨谝舻脑?，既樸實，又透著真誠。

葉劍英打量著這位比自己小一輪多一點的老將軍，精神矍鑠，步伐穩(wěn)健，心里也跟著松弛下來。兩位歷經(jīng)風雨的將領面對面坐下，話題很快從身體狀況，繞回到將近半個世紀之前的南昌、吉安、廣州那些燃燒的年月。

一、吉安相識：左派將領與青工領袖

時間要往回撥到1926年。那一年，中國大革命正處在高潮期，北伐尚未全面展開，東征的余溫還沒有散去。年輕的葉劍英剛從云南講武堂畢業(yè)幾年，已在粵軍中嶄露頭角，成為備受矚目的高級軍官。那時他三十歲出頭，個子高瘦，常穿中山裝，很少穿軍服，言談舉止儒雅，卻帶著軍人的干練。

在國民黨內部，他被公認是鮮明的“左派”。孫中山提出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政策，他不僅口頭贊成，更愿意在實際工作中維護。對那些一心想向帝國主義和軍閥妥協(xié)的右派，他打心眼里厭惡。也正因此，葉劍英漸漸成為右派陣營眼中的“刺”，但在進步力量中，卻口碑極好。

1926年夏，北伐戰(zhàn)爭打響。蔣介石指揮國民革命軍第一次北伐，任命葉劍英為中路軍第一軍總預備隊參謀長。在這支隊伍里，他一面盡職盡責地完成軍事任務，一面觀察著國民黨內部政治路線的分裂。蔣介石雖然對他相當器重，甚至破例允許他佩槍進辦公室，但在葉劍英看來，這種個人信任掩蓋不了政治立場上的日漸對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北伐前后，葉劍英奉命率部進駐江西吉安，組建所謂“新編第二師”。這支部隊的成分極為復雜，大部分軍官出自黃埔軍校，其中又有不少是中共黨員或同情者。葉劍英對這些底細了然于胸，卻沒有去清洗、排斥，相反，他在部隊中嚴格紀律，強調“不要錢，愛百姓，不怕死”，在當?shù)孛癖婇g贏得了好口碑。

也正是在吉安，年輕的工運骨干吳富善注意到了這位“特別”的師長。當時的吳富善，還只是吉安縣青工學徒聯(lián)合會副委員長兼武裝自衛(wèi)隊隊長，活躍在工人運動最前線。他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形象：不擺官架子，說話平和，做事干凈利落，對革命和群眾都十分尊重。

多年以后，吳富善回憶起那段歲月，還忍不住感慨：“他那時候為人和藹可親，思想進步，是個左派?！庇幸馑嫉氖?，當時兩人都還不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卻本能地站到了同一條路上。

1927年4月12日，局勢急轉直下。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公開屠殺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群眾。消息傳到江西，氣氛頓時緊張起來。葉劍英沒有猶豫，他通電討蔣，公開表示反對蔣介石背叛革命，態(tài)度十分堅決。他說得很直白：“不能因為他給了我一個師長的‘巴掌’，我就跟他走。我反對蔣介石，是靠我對革命的認識。”

這番舉動，在新編第二師內部激起軒然大波。右派軍官與地方反動勢力串聯(lián)起來，企圖搗亂，左派軍官和進步士兵則悄悄團結起來，醞釀武裝起義。葉劍英在這種壓力下，很快離開吉安，但在他動身前，二師的左派骨干以“為師長祝壽”為名，在后花園秘密集會，籌劃暴動。

5月6日，臨時革命委員會成立，對外通電討蔣。5月13日，二師官兵聯(lián)同吉安工農(nóng)群眾，發(fā)動武裝暴動。吳富善帶領青工學徒武裝參與其中，還出席了在中山廣場舉行的軍民聯(lián)歡大會。遺憾的是，由于國民黨迅速鎮(zhèn)壓，吉安暴動最終失敗，不少同志犧牲，革命力量被迫轉入地下。

從交往次數(shù)看，吳富善和葉劍英那時見面的機會并不太多，卻很快建立起一種特殊的信任。一個是左派軍官，一個是工人領袖，在風云變幻的吉安，彼此都看到了對方身上的那股“真革命”的勁頭。

二、從武漢到廣州：入黨、起義與再度南下

吉安風云暫歇，革命的舞臺轉移到長江流域。1927年夏，葉劍英由南昌赴武漢，參加國民會議。這時的武漢，表面上仍然是大革命中心之一，內部矛盾卻已經(jīng)異常尖銳。

在武漢，葉劍英再遇老友李世安。這位曾在廣東梅縣任教的中學教師，是中共黨員，思想堅定，眼光敏銳。兩人在梅縣共事時就十分熟悉，此番相聚，談話自然繞不過對時局的分析和對道路的選擇。葉劍英此時已經(jīng)痛感舊式軍閥政治的腐敗，也更加認定中國的出路在于革命，更在于一個有紀律、有理論的政黨。

張發(fā)奎、黃琪翔等人，在武漢一度擺出“左派”的姿態(tài)。他們歡迎葉劍英到第四軍任職，想把這位在粵軍名聲不小的軍官拉到自己一邊。第四軍中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軍人較多，思想空氣較為進步，葉劍英在其中接觸到更多關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理論，對中國共產(chǎn)黨也有了更具體的了解。

時間節(jié)點很關鍵。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發(fā)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chǎn)黨人和左派人士被捕、被殺，大革命迅速陷入低潮。葉劍英下定決心要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卻一時間找不到可靠的組織渠道。公開身份的黨員，他多半不熟；熟悉的黨員，又難以聯(lián)系上。

在這種局面下，一些曾經(jīng)的“左派”開始考慮赴蘇聯(lián)留學或者外出“尋找出路”。葉劍英也曾短暫猶豫，但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革命終歸要在中國進行，不能指望繞開這片土地。于是，他請李世安幫助介紹入黨。

李世安非常慎重。他清楚，葉劍英是國民黨軍中的高級軍官，即使已經(jīng)通電反蔣，要在基層組織層層討論，風險不小。于是，他直接把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對葉劍英并不陌生，多次合作和接觸讓他對這位青年軍官有足夠了解，評價很明確：“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們應當表示歡迎。”

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正式批準葉劍英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就在同一時期，黨中央確定了以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統(tǒng)治、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jù)地的方針，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陸續(xù)被提上日程。

葉劍英并未直接參加南昌起義指揮，但在前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察覺到汪精衛(wèi)意圖暗害賀龍、葉挺，冒著極大危險去提醒和商議對策。起義之后，他又盡力勸阻張發(fā)奎追擊起義部隊，為保留革命力量做了不少幕后工作。

南昌起義軍南下途中遭到強敵圍追堵截，部隊傷亡嚴重，形勢一度極其嚴峻。葉劍英則在另一條線上積蓄力量。1927年8月上旬，他兼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提議擴編警衛(wèi)團，并建議由共產(chǎn)黨員梁秉樞擔任團長。這支教導團和警衛(wèi)團，后來成為廣州起義的重要武裝力量之一。

同年秋天，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愈發(fā)血腥。武漢政府所轄的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南撤回廣州，與桂系軍閥爭奪地盤。為準備即將到來的廣州起義，葉劍英率教導團南下，再一次途徑江西吉安。

此時的吉安，已是另一番景象。8月6日，當?shù)貒顸h駐軍發(fā)動“八六”事變，逮捕了吉安縣總工會委員長梁一清等人，不少黨員和群眾遭到殺害。許多革命者被迫轉入地下。八七會議之后，江西省委在吉安設立四個區(qū)委，準備新的武裝暴動，氣氛壓抑卻未沉寂。

葉劍英帶著教導團短暫停留，身份雖然對外仍保密，但吉安的革命群眾普遍知道他是堅定的左派，對他心懷信任。他沒有停留太久，卻在交談、布置和鼓勵中，給地下組織帶去一股“不會就此完結”的力量。吳富善等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與葉劍英有了第二次交集。

不久之后，吉安黨組織先后領導了東固暴動、延福暴動、官田暴動。規(guī)模不算宏大，武器也談不上精良，卻成功在當?shù)亟⑵鸶锩鶕?jù)地，并將參加暴動的隊伍整編為工農(nóng)革命軍。正是這些看似“小”的起點，為后來贛西南根據(jù)地、中央蘇區(qū)和湘贛邊根據(jù)地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南下之后，葉劍英于1927年12月11日參加廣州起義。教導團和警衛(wèi)團，加上工人赤衛(wèi)隊，總共也就五千余人，面對的是數(shù)倍于己的敵軍。起義雖然最后失敗，卻讓共產(chǎn)黨在南方保留了一批骨干武裝。有的部隊北上，匯入朱德、陳毅領導的隊伍，一起上了井岡山；有的留在當?shù)?，為百色起義等斗爭積累經(jīng)驗。

1928年冬，葉劍英受組織派遣赴蘇聯(lián)學習，在莫斯科進一步系統(tǒng)研究軍事理論和革命經(jīng)驗。1930年下半年，他回到國內，投入土地革命戰(zhàn)爭，先后在紅軍中擔任要職，成為紅軍時期的重要軍事領導人之一，與早年吉安、武漢的那位年輕軍官相比，肩上的擔子更重，視野也更開闊了。

相較之下，吳富善的道路稍晚一些，但同樣曲折。1930年，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先后擔任紅四軍第十二師特務連政治委員、師直屬機關政治處主任、紅一軍團第七師十九團政治委員等職務，并參加了長征?？梢哉f，從吉安暴動，到湘鄂贛、到長征，他一步步走入革命核心戰(zhàn)場。

多年以后，當吳富善在北京葉劍英家里提起1927年教導團南下路過吉安的情景，兩人都不免有些感慨。

“那時有多困難啊，吉安暴動失敗，我們都轉入地下，只能偷偷來見你?！眳歉簧茙еσ?，卻不避當年的艱難。

葉劍英沉吟了一下，點點頭：“記得，怎么能忘呢？”短短一句話，背后是太多犧牲和波折，不必再展開。

三、從開國戰(zhàn)將到空軍奠基者

新中國成立后，兩人的軌跡又在不同層面交織起來。一個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共和國元帥級的軍事家；一個成為資歷深厚、以作風扎實著稱的開國中將。

1949年初，毛澤東在北平香山接見解放軍高級將領時，一眼認出了吳富善：“你是吳富善，我知道，知道。”這種“我知道”，既是對他長期戰(zhàn)斗經(jīng)歷的肯定，也說明他在黨內軍內早已不是無名之輩。

建國之初，南方大城市的局勢復雜。廣州解放后，社會秩序還帶著舊時代的影子，各種潛在勢力交織在一起。吳富善被任命為廣州警備司令部副政委、廣州軍管會委員，負責治安工作，壓力不小。他與公安、地方機關協(xié)同，著手整頓治安、安置舊軍警、肅清遺留勢力，使廣州很快走出混亂狀態(tài)，轉入穩(wěn)步恢復和建設階段。這一段工作，看似不如戰(zhàn)場沖鋒顯眼，卻極為關鍵。

1951年4月，吳富善調任中南軍區(qū)空軍副政委。也從這時起，他和“空軍”這兩個字結下近三十年的緣分。新中國空軍起步很晚，基礎薄弱，既缺人才，也缺經(jīng)驗。朝鮮戰(zhàn)場上空戰(zhàn)的硝煙，讓全軍都意識到“制空權”的重要性。吳富善在空軍政治工作、干部培養(yǎng)、部隊作風建設方面，下了極大功夫。

不得不說，他的履歷本身就是一種資源。紅軍時期的長征經(jīng)歷，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的作戰(zhàn)經(jīng)驗，使他非常清楚“地面兵種思維”有多頑固，又理解空軍這種新軍種需要怎樣的精神支撐。他經(jīng)常強調，飛行員固然要技術過硬，但意志和作風同樣重要。

1955年9月，授銜時他被定為中將軍銜，獲得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在一眾開國中將中，他的資歷算是相當老的。毛澤東后來到武漢視察，再次見到他時，依然一眼認出：“你是原44軍政委，吳富善?！边@種記憶，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他在重大戰(zhàn)役中的存在感。

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吳富善長期在中南軍區(qū)空軍、廣州軍區(qū)空軍任職，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位老將軍身上少了些鋒芒，多了股耐力。他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在為制度建設和干部隊伍打基礎，對普通人來說不易直觀感受到，卻實實在在改變了空軍的面貌。

1975年，他調到北京，出任空軍副司令員，并兼任空軍學院院長，親自抓空軍人才培養(yǎng)。這個階段，我軍逐步向現(xiàn)代化國防建設轉型，飛行技術、雷達電子、指揮體系等多個領域，都急需成體系的人才。吳富善在干部選拔、教育體系設置方面，傾注了大量精力，為后續(xù)空軍的發(fā)展留下了一批骨干。

1982年，年近七十的他卸任空軍副司令員，退出現(xiàn)役，轉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88年，我軍恢復軍銜制，他已不在現(xiàn)役，不再授銜，但獲得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以表彰他長期為軍隊建設所作出的貢獻。從吉安的青工學徒，到空軍的奠基者，這條路走得并不輕松，卻極具代表性。

與此同時，葉劍英的歷史角色早已為人熟知。自土地革命時期起，他先后參與和指揮多次重要戰(zhàn)役，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擔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極其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周旋；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參與全國戰(zhàn)略部署，為關鍵決策提供重要支持。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國防和外交等領域承擔重要責任，在多次重大歷史關頭發(fā)揮了特殊作用。

到了1970年代中期，葉劍英已經(jīng)是老一輩革命家中極受尊重的一員。他對大局的把握、對穩(wěn)定的珍惜，外界多有評價，在這里不必展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許多老部隊出身的將領眼中，他既是“師長”，也是可以托付的“主心骨”。

四、1976年的那次探望：軍禮背后的信任

回到1976年2月的那個夜晚。北京的寒風在窗外掠過，屋里卻因為兩位老戰(zhàn)友的重逢而多了些暖意。聊起身體狀況、大局形勢之后，話題自然轉到了當年的吉安、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

“那時，有多困難啊。”吳富善說，“吉安暴動失敗，我們都轉入地下，只能偷偷地見你?！?/p>

葉劍英聽著，神情里帶著一絲追憶，也帶著幾分淡然：“記得，怎么能忘呢？”短短一句，不見夸飾，卻把幾十年的陰晴冷暖壓在了心底。

那一代人之間的感情，很少用華麗的語言表達。更多時候，只是通過一種姿態(tài)，一句簡單的話，甚至一個眼神來傳遞。夜色漸深，吳富善看著精神尚佳的葉劍英，心里逐漸放松下來。他清楚，這位當年的“革命師長”，雖然年事已高，卻并未被病痛擊垮。

臨別時，吳富善站起身，特意整理了一下衣襟，面向葉劍英，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動作干凈利落，帶著軍人一貫的堅決。

“您還是當年的革命師長，”他開口，“還是我們最信賴的老帥，我永遠聽從您的指揮?！?/p>

這句話，不是客套，也不是簡單的回憶，而是一種態(tài)度。對過去幾十年共同經(jīng)歷的戰(zhàn)火歲月，是一種致敬；對今后國家走向的信任，也是一個表態(tài)。對很多老戰(zhàn)士來說，葉劍英不僅僅是曾經(jīng)在吉安出現(xiàn)過的“左派師長”，更是那個關鍵時刻總能站穩(wěn)立場的人。

有意思的是，兩人之間真正面對面的接觸，其實并不算頻繁。早年在吉安的幾次見面，之后是各自奔赴戰(zhàn)場、各自擔負重任。新中國成立后，吳富善在中南、在廣州、在空軍系統(tǒng)忙碌，葉劍英在更高層面處理國防和國家事務。直到1975年吳富善調任空軍副司令員到北京，兩人才有了更多登門拜訪、互通消息的機會。

吳富善對葉劍英的探望，并非一次隨意的串門，而是老部下對老首長健康和精神狀態(tài)的確認。中央“一號文件”發(fā)出后，外界關于葉劍英“生病”的議論難免有各種猜測。吳富善選擇走這一趟，既出于關心，也出于對整體局勢的敏感。

在那次探望里，病情本身反而變成了次要話題。更重要的是，兩個人共同回顧早年革命歷程時，那種毫不做作的默契：對蔣介石反革命政變的判斷，對國民黨道路的否定，對中國共產(chǎn)黨選擇的堅定。幾十年過后再看，當年的那幾次抉擇，非常關鍵。正是靠著這些選擇，他們才一步步走到了1976年的北京，坐在同一間屋子里，談起當年的南昌、吉安和廣州。

從某種意義上說，吳富善的那句“我永遠聽從您的指揮”，不僅是出于對個人的敬重，更是對一條歷史道路的認同。葉劍英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條從大革命失敗、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一路走來的革命路線。老一代將領對這條路線的信服，源自親身經(jīng)歷，而不是書本上的口號。

1976年的中國，已經(jīng)站在另一個轉折點上。對于熟悉歷史的人來說，這一年發(fā)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與國家的走向密切相關。葉劍英在這一時期所承擔的責任，已有眾多研究和記載，在這里無須重復。對吳富善而言，這次登門探望，是將個人記憶與國家命運再一次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時刻。

離開葉劍英家時，夜色已深。吉普車重新發(fā)動，緩緩駛出胡同。車里坐著的，是一位從青工武裝到紅軍政委、從地面部隊到空軍副司令員的老將軍。他身后，是幾十年風雨洗禮的道路；他心中那句“聽從指揮”，并非今日才生出的念頭，而是從1926年、1927年起，在吉安、在南昌、在武漢、在廣州，一點點形成的信念。

老一輩革命者的經(jīng)歷，也許并不驚心動魄到每一頁都能寫成傳奇，卻在關鍵節(jié)點上，始終圍繞著一個共同的核心：在生死關頭，在成敗難料的時候，站在什么位置，跟誰走，與誰并肩。葉劍英和吳富善之間跨越半個世紀的交往，恰好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