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這天，延安的天空下著小雨，城里的人突然聽到遠處有飛機的轟鳴聲，很多人下意識抬頭張望，卻怎么也找不到飛機的影子。誰也沒想到，就在同一時刻，幾百公里外的山西興縣黑茶山上，一架美式運輸機已經(jīng)在山腰炸成殘骸，機上乘客無一生還，其中有被稱為“新四軍之魂”的葉挺。

有意思的是，這架飛機的失事原因，當時的官方解釋只有一句話——迷航撞山。幾十年間，這個說法一度被反復引用，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細節(jié)浮出水面，人們才慢慢意識到，這并不是一場普通的意外，而更像一次精心設計的謀殺。

要想看懂這場“空難”的來龍去脈，繞不開兩個脈絡：一個是葉挺個人三十多年跌宕起伏的革命道路，一個是國共關系從合作到撕裂，再到被迫談判的復雜背景。只有把這兩條線纏在一起看，黑茶山上的那團火光，才不會只是簡單的事故記錄。

一、從“為詢”到“葉挺”：少年立志與北伐名將

1896年，廣東惠陽一個普通農(nóng)家迎來了男孩的出生，按照族中長輩的意思，取名“為詢”，希望日后做個勤學好問的人。家境清貧，田地不多，日子過得緊巴巴，但這個孩子性格倔強，從小就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

大約在1911年前后，新式學堂里傳進來的革命書刊，在南方沿海一帶悄悄流傳?！睹駡蟆贰缎旅駞矆蟆分惖目铮灰恍嵫嗄戤敵蓪氊愐粯觽鏖啞Ｉ倌辍盀樵儭苯佑|到這些東西之后，心思就再難安于鄉(xiāng)間農(nóng)田。15歲那年，他離家外出求學時，干脆給自己改了個新名字——葉挺。名字不長，卻帶著一股子硬氣：做人要挺得直，遇事要敢往前沖。

1914年底，葉挺做出一個在當時看來相當“冒險”的選擇——從軍。那時候的青年，想救國無非幾條路：讀書、辦報、行商、從軍。葉挺覺得，山河破碎，靠紙上文章怕是來不及了，便報考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后又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定在當時幾乎是軍界的“黃埔”，能進去的不少都成了后來各派系軍隊中的骨干。

從軍校畢業(yè)后，他投到孫中山領導的援粵軍，短時間內(nèi)就展現(xiàn)出敏銳的軍事直覺和嚴謹?shù)淖黠L，很快被任命為大本營警衛(wèi)團二營營長。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注意到這個年輕人不光能打仗，腦子也清楚，曾親自接見他，勸他要有長期斗爭準備，不要幻想一蹴而就。對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軍官來說，這番話分量很重，葉挺后來回憶這段經(jīng)歷時，也一直心存敬意。

進入1920年代后，葉挺的視野逐漸超出軍營。他在湖北行軍、駐扎時，曾給《新青年》投過稿，談自己對國家出路的憂慮和期望。這一點，很多人不太了解：他不是單純的“武夫”，而是認真思考過制度與道路的軍人。他閱讀馬克思主義論著、關注十月革命，在不斷比較之下，對舊軍閥、新軍閥與新思想之間的差異，看得越來越清楚。

不久之后，他赴蘇聯(lián)學習，正式接觸到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組織紀律。1924年前后，他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經(jīng)過一段考察，又轉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那時的他，大概不會想到，未來的某一天，自己的黨籍會被迫中斷近十年，而重新回到黨內(nèi)，又是用一條幾乎交代了性命的囚禁之路換來的。

1925年，葉挺回國，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擔任參謀處長。很快，他又被調(diào)到中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的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擔任團長。這支部隊后來有了個響當當?shù)拿帧叭~挺獨立團”。他在團里實行“嚴練精兵”的一套辦法，要求高、紀律硬，不少士兵剛開始頗有怨言，但上戰(zhàn)場之后才明白，這種嚴格換來的是一次次攻堅戰(zhàn)中的低傷亡、高戰(zhàn)果。

在北伐戰(zhàn)場上，葉挺的部隊攻城拔寨，屢屢打出漂亮戰(zhàn)例，他本人也被譽為“北伐名將”。那幾年的戰(zhàn)績，讓他在各派勢力中都贏得了一個評價：會打仗，靠得住，主意正。

二、“離黨十年”的代價：廣州起義到皖南事變

1927年年底，風向急劇變化。國共之間的分裂已無法挽回，中共在廣州發(fā)動起義，試圖再造革命局勢。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zhí)着c葉挺一道，策劃并指揮了這次舉世矚目的行動。葉挺擔任總指揮，首戰(zhàn)就把沙河一支守軍打得潰不成軍，俘虜六百余人，起義軍迅速控制了廣州大部分地區(qū)，氣勢一度極盛。

然而，長堤上的第四軍軍部遲遲未能攻克，國民黨方面反應過來后，迅速回兵增援。葉挺敏銳地意識到，局勢已經(jīng)開始向不利方向傾斜，多次提出應當及時撤退，保存力量。但這一判斷，被當時共產(chǎn)國際代表諾依曼堅決否決。幾天之內(nèi)，敵我兵力對比發(fā)生巨大變化，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

這次挫敗，對葉挺打擊極大。他既憤怒，又委屈，對部分領導人脫離實際的指揮意見相當不滿。情緒之下，他選擇離開黨組織，走向海外。這個決定，讓他“離黨十年”，也徹底改變了此后人生的軌跡。

時間走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侵占沈陽及整個東北三省，民族危機陡然加深。葉挺在國外關注這些消息，心中愈發(fā)難安。他開始通過各種渠道設法回國參與抗戰(zhàn)。蔣介石得知后，先后派陳誠、陳濟棠等人出面，準備以高官厚祿相誘，希望把這位“北伐名將”納入國民黨嫡系系統(tǒng)。

葉挺并未輕易表態(tài)，他冷靜觀察國民黨在“攘外”與“安內(nèi)”之間的實際選擇。看到蔣介石仍然不肯停止“剿共”，他給出一句話：“我回國是為了抗日，不是為了做官?！边@句話不長，卻講得非常干脆。他也明確表示，自己對國民黨消滅共產(chǎn)黨、破壞抗日的方針深感不滿，不愿替這樣的政權賣命。

1936年，形勢又有新變化。中共提出由“反蔣抗日”轉向“聯(lián)蔣抗日”的主張，潘漢年奉命與葉挺接觸，希望他在兩黨之間發(fā)揮溝通作用。葉挺接受任務，1937年舉家遷往上海。同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全國抗戰(zhàn)全面展開。

周恩來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中在上?？赐~挺，向他透露：黨中央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紅軍改編問題，如果順利，希望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葉挺欣然應允，從此與新四軍結下不解之緣。

擔任新四軍軍長后，他多次前往延安向黨中央?yún)R報。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他時，用了極高的評價：“你是我們共產(chǎn)黨軍隊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戰(zhàn)史要從你寫起?！边@句話，并不夸張。早在北伐時期，他領導的“葉挺獨立團”，已經(jīng)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人民軍隊的雛形。

毛澤東還當面征求他的意見：“愿不愿意恢復黨籍？”葉挺沉吟片刻，提出了一個看似有些“擰巴”的選擇：暫不恢復，以無黨派身份出現(xiàn)，便于同國民黨各派人物打交道，緩和矛盾，也利于以個人名義向國民政府爭取新四軍軍費。

這一說法看似曲折，實則考慮頗為現(xiàn)實。毛澤東聽完后笑著點頭，表示完全同意。從那一刻起，葉挺雖然在組織手續(xù)上仍是“離黨十年”的狀態(tài)，但在實質(zhì)上，已經(jīng)再次站在共產(chǎn)黨與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核心位置。

遺憾的是，這種合作只維持了短短幾年。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fā)，國民黨大批軍隊圍殲新四軍，葉挺被扣為“階下囚”。這場事件，成了他生命中最沉重的轉折之一。

三、囚禁歲月與《囚歌》：寧為玉碎的執(zhí)拗

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皖南地區(qū)執(zhí)行北移任務時，遭到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數(shù)個師、共計數(shù)萬人重兵包圍。蔣介石預先下達密令，準備借機“解決新四軍問題”。激戰(zhàn)之后，大批新四軍官兵犧牲或被俘，葉挺本人被扣押。這就是震驚海內(nèi)外的皖南事變。

在被囚期間，國民黨當局試圖軟硬兼施。叛徒趙凌波被派去勸降，話還沒說幾句，就挨了葉挺一個耳光。他冷冷地說：“做叛徒是最可恥的，是要被人唾棄的。”語氣里帶著不容轉圜的決絕。

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提出，只要寫所謂“悔過書”，不僅恢復自由，還能給予高官厚祿。葉挺的回答很直接：“國家存亡關頭，我心里只有抗日。你們反復無常，毀約破信，又來陷害新四軍。頭可斷，志不可屈。”對方碰了一鼻子灰。

曾與他同窗的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也出面希望他出任副司令長官，用情分施壓，語氣算是“誠懇”。葉挺卻把話說得更透：“人在世間，氣節(jié)是第一生命。沒有氣節(jié)，沒有人格，活著也沒有意義。讓我做副司令可以，除非你們蔣委員長下臺，讓共產(chǎn)黨、毛主席來領導抗日?！边@句幾乎“當面翻桌”的話，把對方堵得啞口無言。

軟硬不成，國民黨轉而對他實施長期軟禁。1941年7月，他被押往桂林。蔣介石想出一招：把葉挺的妻子李秀文、孩子和老母親安排到桂林團聚，以親情“感化”，希望他能心生感激，轉而歸順。表面看似寬厚，實則仍然處處設防——葉家居所被軍統(tǒng)特務包圍，鄰里間潛伏著密探，連家門口都有人輪流值守。

剛搬到竹籬笆小屋不久，軍統(tǒng)特務就住在隔壁，村里布滿暗哨。葉挺看得一清二楚。為了表明態(tài)度，他在家中墻壁寫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大字。這些話不是寫給別人看的，更多是寫給自己和家人——既是警醒，也是決心。

現(xiàn)實生活卻無比拮據(jù)。拒絕國民黨提供的薪俸，就意味著要自己設法養(yǎng)活一家十口。家里首飾衣物能當?shù)亩寄萌プ冑u，換成糧食、油鹽和幾頭小豬、十幾只羊。院子后面種滿蔬菜，肉吃不起，就帶著孩子去池塘邊捉田雞充饑。有一次，好友千家駒來訪，葉挺苦笑著說：“家里孩子一年只能吃上一回西瓜，雖說西瓜便宜，也不敢隨便買?！?/p>

軍統(tǒng)特務看在眼里，心里打的是另一種算盤：窮困，說不定能逼人就范。特務頭目楊繼榮親自上門，擺出一副“關心舊友”的模樣。葉挺根本不給臺階：“新四軍浴血抗日，有哪一點對不起國家和人民？你們?yōu)槭裁匆?lián)合日寇圍剿新四軍？又為什么軟禁我？”一連串質(zhì)問，讓楊繼榮只能找借口退走。

值得一提的是，葉挺對特務的態(tài)度毫不客氣，連孩子們都受影響，見到那些人就罵“狗”。特務們雖然心中惱火，卻不敢當面發(fā)作，因為上級也清楚，這位將軍在軍界與民間都有不小威望，真鬧出大事，后果難料。

隨著時間推移，軟禁并沒有寬松，反而越收越緊。葉挺每每外出拜訪朋友，身后總有特務跟蹤。剛開始只是遠遠盯梢，后來干脆在他離開后闖進友人家中盤查，搞得許多人不敢再與他見面。他只好把交往范圍壓縮到少數(shù)幾位信得過的舊識，行動越來越受限。

1943年冬天的一件“小事”，差點引發(fā)大禍。那天，葉挺要去看望老上級李濟深。剛出門，就有兩名軍統(tǒng)尾隨，他試圖用快慢步伐甩開，對方死纏不放。葉挺怒罵“狗東西”，但無濟于事，只能硬著頭皮一路走到軍委會桂林辦公廳。進了大門，那兩名特務才被攔在外面。

短暫與李濟深會面后，他從后門悄悄離開，借機去了千家駒家。進門第一句話就帶著幾分得意：“今天把狗甩掉了。”隨后商量以家中首飾作抵押，換些現(xiàn)款。兩人約定第二天由長子送來首飾，結果這次見面成為絕筆——第二天，葉挺已經(jīng)不在人身自由之列。

原來，那兩名特務在門外等了很久沒見動靜，心生疑惑，打電話給李濟深的副官，得知葉挺早已離開，頓時慌了神。楊繼榮接報后，火速下令封鎖全城，軍統(tǒng)與憲兵四處搜查。幾個小時后，得知葉挺其實已回到家中，這才長舒一口氣。但這件事驚動了蔣介石，讓他擔心將來再出現(xiàn)“脫網(wǎng)”情況，于是決定把葉挺轉押湖北恩施。

1944年12月25日清晨，桂林的葉家還沉在薄霧之中。葉挺像往常一樣早起，叫醒女兒去上學，準備帶大兒子上山放羊。這時，隔壁一名特務進門，說他們家的乳羊在后山被人偷了。羊是家中最值錢的東西之一，葉挺一聽，顧不得多想，急忙往后山跑。走到半山腰，突然從林中躥出二十余名持槍特務，將他團團圍住。

“你們想干什么？”葉挺心知有詐，卻依舊面色鎮(zhèn)定。對方遞上一封信：“郭懺司令請你去恩施走一趟?！彼淮笈骸罢埲?，你們怎么不到家里來？舉著槍算什么，請？”特務支支吾吾，說是怕驚動家里老人孩子。葉挺反問：“你們學的三民主義，就是教你們當土匪的嗎？”對方說自己不懂三民主義，他抬手又給了一記耳光：“連三民主義都不懂，還配做國民黨？”

話雖如此，槍口在前，終究無法抗拒。特務們一擁而上，將他押上車，押往湖北。李濟深得知后，大怒拍案，質(zhì)問楊繼榮：“如此大事，為何不與我商量？”對方卻只拿出一句“奉蔣委員長手諭”搪塞了事。

在恩施的日子里，葉挺繼續(xù)被囚。他寫下那首廣為人知的《囚歌》：“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這幾句，既是對監(jiān)獄環(huán)境的描述，也是對投降者的警告。他寧肯在牢門之后熬日子，也不愿從“狗洞”爬出去求生。

1946年3月4日，形勢出現(xiàn)轉機。中共在邯鄲戰(zhàn)役中俘獲國民黨高級將領馬法五后，提出用馬法五交換葉挺，迫使蔣介石同意釋放。這一次，葉挺終于走出囚禁五年的牢籠。獲釋當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黨中央正式提出恢復黨籍申請。毛澤東親自復電，稱“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至此，“離黨十年”的那一頁，終于翻過去了。

四、黑茶山的迷霧：從“濃霧失事”到“有人做了手腳”

走出牢門不久，新的使命隨之而來。1946年初，國共雙方在重慶進行談判和政治協(xié)商。葉挺以中共一方重要人物的身份，參與相關工作。4月8日，他與王若飛、秦邦憲等人，乘一架美方運輸機從重慶出發(fā)，經(jīng)西安轉赴延安，準備向中央?yún)R報情況。

當天下午，陜北上空天氣并不算惡劣，延安市區(qū)只下了小雨。延安方面的人清楚記得，曾聽到天空中傳來飛機轟鳴聲，隨后逐漸遠去。直到幾個小時后，山西興縣傳來消息：一架運輸機撞上黑茶山，機上乘客和機組全體遇難。

按照當時公布的說法，事故緣于濃霧與迷航。駕駛員是美方機長，有豐富飛行經(jīng)驗，飛機在山地飛行時偏離航線，未能及時拉高高度，最終撞山失事。文件上，這樣寫下事故原因，看似合情合理。

然而，有些人從一開始就心存疑慮。周恩來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6月，他與葉挺的兩個兒子葉正大、葉正明談到此事時，直言不諱地說：“以前說是濃霧撞山失事，今天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边@句話，并非出自主觀猜測，而是結合多方面信息后的判斷。

周恩來列舉了幾條理由。第一，機上乘客全部是中共方面的人員，且都是重量級人物：王若飛、秦邦憲是黨的重要領導干部，葉挺剛剛獲釋，馬上恢復黨籍，政治象征意義極強。國民黨內(nèi)部一些人對他們都頗為忌憚，這樣的“目標組合”，本身就足以讓特務機構動念。

第二，蔣介石對葉挺一直耿耿于懷。葉挺被關押五年，出獄第二天就向黨中央申請恢復黨籍，他站隊的姿態(tài)再清楚不過。周恩來與蔣介石交道多年，對蔣的性格了然于心，在他看來，“這個人排除政敵，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利用特務在飛機儀表上動手腳，從技術上并不難。

第三，從飛行情況來看，也有很多說不通之處。按計劃，飛機從重慶起飛，到西安落地加油，稍事休整后再飛往延安。離開西安時，確實遭遇冰雹，機長向延安報告后關閉電臺，打算憑經(jīng)驗躲過惡劣天氣。問題在于，延安方向那天只有小雨，且飛機曾出現(xiàn)在延安上空附近，按理只要稍微拉高高度，就可以避開海拔約兩千米的黑茶山。但最終結果卻是撞山，且在殘骸中發(fā)現(xiàn)了“迷失方向”的電報稿，說明機組在出事前不久，已經(jīng)意識到航向出了問題。

在調(diào)查報告中，有一個細節(jié)頗為刺眼：駕駛員是久經(jīng)訓練的美方飛行員，熟悉高空運輸機操控。對這樣的機長來說，要避免黑茶山這樣的高度，技術上并非難事，只要儀表指示正常，稍作調(diào)整便可完成避障。偏偏這一次，飛機偏航后，導航系統(tǒng)失效，機長只好憑肉眼和經(jīng)驗飛行，最終在復雜山地環(huán)境中撞山。這種“巧合”，很難不讓人懷疑。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懷疑國民黨方面動了手腳，為何當時中共沒有立即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徹查？周恩來的說法簡單而沉重：“沒有真憑實據(jù)，沒有人證物證，蔣介石絕不會承認，還可能反過來被他利用?！边@話聽上去無奈，卻也符合當時的政治現(xiàn)實。國共正在談判與對峙的微妙階段，一旦公開指控“謀殺”，局勢極可能全面失控，甚至成為對方大肆攻擊的口實。

為了防止類似悲劇再次發(fā)生，中共后來向國民黨提出一條特殊要求：今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乘坐國民黨方面提供的飛機，必須安排一位國民黨將軍同機。這樣一來，一旦發(fā)生意外，國民黨高級將領也將一并遇難，特務機構就不敢輕易動手。這種做法，說穿了，是形勢所迫下的自保之舉。

時間進入21世紀初，一個長期被壓在地下的秘密，終于在臺灣的一間病房里被說出。

五、臨終告白：磁鐵、儀表與“執(zhí)行任務”的人

據(jù)公開披露的材料顯示，一名名叫杜吉堂的臺灣老人，在生命走到盡頭時，向身邊人講述了1946年那場空難的內(nèi)幕。他曾在中美合作所擔任特工隊長，直接參與了軍統(tǒng)發(fā)起的謀害葉挺等人的行動。

中美合作所，是抗戰(zhàn)時期中美雙方共同組建的特務機構，名義上是情報合作，實際上也為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提供了不少技術和掩護。杜吉堂回憶，1946年4月7日，他接到一份電報，內(nèi)容就是通知他：“中共葉挺將軍準備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請立即執(zhí)行刺殺任務?！彪妶蟠朕o冷冰冰，卻傳達出一個明確信號——這是上級下達的“必殺令”。

接到任務后，他立即召集幾名特務密謀方式。支配他們的不是個人恩怨，而是慣常的職業(yè)習性：如何讓一件事看上去像“意外”。有人提出，直接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讓飛機在空中迷航，跌進山地，自然墜毀。這樣的方式既隱蔽，又容易被歸咎于天氣、技術失誤，很快被采納。

4月8日早晨，特工們借檢修之名，進入飛機停放和維護的場地。按規(guī)矩，飛機起飛前要進行例行檢查，特工便偽裝成檢修員的助手，趁真正的檢修員不注意，從儀表板背面下手。他們沒有大動干戈，只在關鍵儀器的背部固定了一塊磁鐵?？瓷先ゲ贿^是一塊小小的鐵塊，卻足以讓精密儀表產(chǎn)生嚴重誤差。

從飛行原理來說，飛機儀表尤其是羅盤和相關導航設備，對磁場極為敏感。多出來的一塊磁鐵，會讓指針產(chǎn)生偏移，導航數(shù)據(jù)扭曲。機長若完全依賴儀表，就可能被“帶到”錯誤的方向上去。更何況，那天又確實有冰雹、云層等復雜氣象因素摻雜在一起，讓人為辨別更加困難。

根據(jù)杜吉堂的說法，飛機起飛后，按計劃抵達西安機場休整、加油。一切順利，未暴露任何異常。離開西安飛往延安時，天候突變，下起冰雹，機長按照規(guī)程通報情況后關閉電臺，全神貫注操縱飛機。為了避開冰雹區(qū)，飛機略微偏離既定航線，結果這一下，配合被磁鐵干擾的儀表，徹底把線路帶偏。

短時間內(nèi)，飛機上的導航儀器逐漸失靈，機長不得不憑經(jīng)驗飛行，試圖穿出云層?？墒窃陉儽焙蜁x西交界的山地，地形起伏劇烈，稍有誤判就可能撞上山體。片刻之后，飛機撞上黑茶山，瞬間解體，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起火燃燒的殘骸從山腰一直滾落到山腳。

從表面看，這一切像是天氣惡劣加飛行失誤導致的意外，符合事故報告中的常規(guī)解釋。只有參與的人心里清楚，真正的“導火索”，是一塊藏在儀表背面的磁鐵，是一次帶著明確政治目的的“任務執(zhí)行”。

杜吉堂臨終前的講述，與周恩來當年的判斷，從兩個方向相互印證：其一，事故并非單純的天候與技術問題；其二，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確實有動機、有能力在飛機上做手腳。更關鍵的是，他說出自己當年具體的行動方式，這一點很難憑空捏造。

從時間線上看，1946年春天，國共和談仍在繼續(xù)，表面上還維持著政治協(xié)商的姿態(tài)。就在這種微妙而緊繃的氣氛中，軍統(tǒng)內(nèi)部卻密謀、實施了針對中共重要代表的暗殺行動。這種“臺上談判、臺下下黑手”的做法，實際上預示了之后全面內(nèi)戰(zhàn)爆發(fā)的必然趨勢。

對葉挺個人而言，這場空難無疑是極其殘酷的結局。他從1896年出生，到1914年從軍，再到1925年北伐成名，經(jīng)歷了廣州起義失敗、離黨十年、抗戰(zhàn)期間出任新四軍軍長、皖南事變后被囚五年，直到1946年3月重獲自由、申請恢復黨籍，短短一個月后就在黑茶山上丟掉性命。整整五十年的人生，幾乎全部壓在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波濤之中。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塊磁鐵，如果那架飛機順利降落在延安，他會不會在隨后的歲月里繼續(xù)參與軍隊建設、參與新中國的籌劃？關于這些，歷史沒有給出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是在監(jiān)獄墻壁上寫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還是在《囚歌》中寫出“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葉挺在關鍵節(jié)點上做出的選擇，一直保持著同樣的硬度。

50年后，一個已經(jīng)垂暮的臺灣老人，用“是我做的”這幾個字，把黑茶山上那場火光背后的陰影點了出來。這句簡單的承認，并沒有改變歷史走向，卻讓那場發(fā)生在1946年4月8日的空難，有了更清晰的輪廓。對于了解那一段風云歲月的人來說，這些細節(jié)雖晚，卻仍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