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的廣州，江風已經(jīng)有了幾分燥熱。黃埔軍校里，一批批學員整隊集合，行軍的腳步在操場上砰然作響。就在這個節(jié)點，一位青年政治部主任即將離開校園，他的去留，對于很多人來說只是人事變動的一條消息，但對個別人，卻是“人生老師”的告別。

說來也有意思，后來人們記住的是“臨別一跪”，卻很少追問，這一跪到底從何而來，為何會出現(xiàn)在周恩來和胡宗南這兩個人之間。

一、從被刷下來的考生，到被“撈”回來的學員

時間要撥回到1924年夏天。

那年6月，黃埔軍校第一次招收學員，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蜂擁而至。胡宗南也擠進了人群，參加復試和體檢。文化課成績不差，軍事基本素質也過關，他原以為入學只是時間問題，沒想到卡在了一道最簡單、卻又最殘酷的標準上——身高。

“不足一米六�！避娽t(yī)給出的數(shù)字，讓考官當場搖頭。有教員冷冷來了一句：“連槍都沒你矮，當什么軍官？”

話不多，卻扎心。胡宗南被人扶出考場，眼圈通紅，坐在門外的石凳上，整個人像是突然被抽干了力氣。他想起不久前在湖州道場山萬壽寺求簽，一位老和尚慢慢念完簽文，只是搖頭，說他前程不太光明。那時只是半信半疑，這一刻，卻像被人當面驗證。

心里一亂，人也跟著亂跑，他悶頭往校門外沖。誰知腳下一滑，右腳踢在石頭上，兩趾當場受傷，疼得他一頭栽在地上，大男人忍不住低聲啜泣。正是這副狼狽樣子，被路過的一位中年人看見了。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時任黃埔軍校黨代表的廖仲愷。

“怎么回事？”廖仲愷把他從地上拎起來，看著這位個頭不高、臉上掛著血絲和眼淚的年輕人，語氣不重，卻帶著幾分關心。胡宗南支支吾吾，把被刷下來的原因說了個大概。廖仲愷聽完，拍了拍他的肩膀，帶著一點玩笑意味：“矮瘦子嘛，自然有人喜歡矮瘦子。你看我，個子也不高�！�

一句半開玩笑的話，把氣氛緩和了下來。廖仲愷當場寫了一張紙條，字跡匆忙，卻寫得很清楚：國民革命需要軍隊，需要人才，只要成績好、身體健康，個子矮一點，不該成被拒絕的理由。署名是“廖仲愷 急草”。

這張紙條改變了胡宗南的命運。拿著它，他重新回到考官面前，又去軍醫(yī)處處理傷口，結果是：被錄取，編入第一期學員。

不得不說，在那樣一個風云將起的年代，一塊石頭、一張紙條，就足以扭轉一個人的一生。而更深一層看，是國民革命陣營內部，那一部分人真正看重“人才”的眼光。

同年初夏，胡宗南和徐向前、陳賡、杜聿明等一批青年，一起走上黃埔島。黃埔軍校第一期，日后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留下名字的，不止一兩個。

二、“參加哪個黨好？”——一個年輕軍人早期的猶豫

黃埔軍校正式開學，是在1924年下半年。孫中山夫婦在蔣介石陪同下前往黃埔島，檢閱這批第一期學員。那一日的場面，后來不少回憶錄里都有提及：全校集合，學員整隊，孫中山講話簡短，卻充滿鼓動性。

晚上宴會上，蔣介石穿著整齊軍服，以校長身份發(fā)表講話，提到要為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臨陣犧牲”。胡宗南站在隊伍里，看著這位說著寧波話的校長，感覺親切，也覺得心里有了某種歸屬感。

不過，真正讓他心里打鼓的，是另外一件事。

入校沒多久，他發(fā)現(xiàn)同學中加入政黨的不少，有的是國民黨，有的是共產黨。那時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黃埔軍校本身就是兩黨合作的產物，青年學生對政治并不回避。有人做他的工作，勸他加入國民黨；也有人從另一邊來，希望他參加共產黨。

胡宗南猶豫了。他決定去找那位曾經(jīng)“救他一命”的黨代表問問。

1924年底的一天，他走進廖仲愷的辦公室，開門見山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同學們不是國民黨員就是共產黨員，兩面都有人來拉他，他到底該加入哪一個黨更合適。他提到，自己追隨孫中山，按理說應加入國民黨。但一說到共產黨，他嘴邊蹦出的第一個名字，卻是“周恩來”。

這一點很值得玩味。那時的周恩來，剛剛被中共中央決定派往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尚未正式到位，但他的名字已經(jīng)在黃埔學員中傳開�？梢娫谝徊糠智嗄耆诵睦铮@位日后新中國總理的形象，早早就與“進步力量”“新思想”聯(lián)系起來了。

面對胡宗南的提問，廖仲愷給出的回答很明白：既然衷心擁護孫中山、認同三民主義，那就加入國民黨。他沒有強行把對方往一邊推去，也沒有用大道理壓人，而是從對方的思想出發(fā)做判斷。

這次談話，很快被校內高層得知。蔣介石一向重視黃埔學員的政治歸屬，對于胡宗南這樣的“尖子生”，自然不愿落到共產黨的陣營。他把胡宗南叫進校長室，“訓話”的內容雖無原文留下，但意思不難想象，就是要他在政治上劃清界線。

與此同時，周恩來那邊也在考慮，要不要爭取這個出身“根子正”的青年軍人。周恩來托蔣先云去做工作，蔣先云是黃埔有名的革命軍人，和學員們關系極好。然而，周恩來和蔣介石的“爭取”，最后還是蔣介石占了上風。胡宗南選擇了國民黨。

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組織選擇問題，而是后面所有故事的前提。正因為站在不同政治立場，兩人日后在戰(zhàn)場上是敵對陣營，可在黃埔學校里的師生關系，卻在那時已經(jīng)結下。

三、“最好的老師”——黃埔政治部主任的威信

周恩來正式到黃埔軍校履職，是1924年11月。那一年，他26歲，從歐洲留學歸國不久，就承擔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樣重要的崗位。中共中央的考慮很明確：要借黃埔這個平臺，培養(yǎng)一批有政治覺悟、有軍事素養(yǎng)的青年骨干。

周恩來到校時，由廖仲愷親自迎接。黃埔軍校政治部在當時，既負責思想教育，也管政治工作，涉及黨務、宣傳、士氣、紀律等方方面面。對于一個從未直接接觸過軍隊政治工作的青年革命者，這個崗位既是挑戰(zhàn)，也是試金石。

不得不承認，周恩來在這方面的天賦和努力，很快就體現(xiàn)出來。

他經(jīng)常給學員作報告，講革命形勢、講中國處境、講個人與時代的關系。這些話題，在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中極容易引起共鳴。每到周恩來講演，大花廳里總是人頭攢動，有些同學甚至提早占座。

有人回憶，當時聽周恩來講話，有兩個特點：一是條理極清楚，邏輯緊，數(shù)字、時間、事件銜接得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二是語氣并不高亢，卻極有感染力，讓人聽完之后很想馬上投入實際斗爭。這種風格，說簡單點，就是既“講道理”，又“能點燃人”。

更重要的是，他不只出現(xiàn)在講臺上。很多學員在思想上有困惑，或者在生活上遇到難處，都愿意去找“周主任”聊一聊。政治部的辦公室里，經(jīng)常坐滿了來談心的學生。有的談加入政黨的問題，有的談家庭阻力，有的干脆就是對未來感到迷茫。

有意思的是，在不少黃埔一期學員的回憶中，都出現(xiàn)過類似的說法：“周主任是我們最好的老師�！边@種評價，不是靠職務壓出來的，而是靠一點一滴贏來的。周恩來愿意花時間傾聽，也愿意替別人思考出路，從這個角度看，他對學生的影響遠不止課堂上的幾次演講。

徐向前后來寫過一段話，提到周恩來主持政治部工作時，抓組織，抓宣傳，抓紀律，帶動了全校師生的革命熱情。這不是夸張的詞句，而是很多人在親身經(jīng)歷后得出的共識。

政治部在周恩來的整頓下，很快步入正軌。宣傳工作有計劃，黨團組織有安排，紀律獎懲也較為明確。學員們在接受軍事訓練的同時，也在接受系統(tǒng)的政治教育。黃埔軍校由此成為國共合作時期重要的革命搖籃，這是歷史定論。

不過，周恩來在黃埔的順利，并沒有改變他和蔣介石之間的距離。蔣介石試圖拉攏這位頗有威望的政治部主任，兩人也有過接觸，但周恩來并未接受對方的政治安排。隨著形勢變化，矛盾愈發(fā)明顯。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爆發(fā)。蔣介石以“護衛(wèi)總理”為名，實際上借機削弱共產黨在黃埔和國民革命軍中的影響。風向變化很快，黃埔軍校的政治環(huán)境，也不再適合共產黨人繼續(xù)工作。周恩來在這一背景下，辭去政治部主任職務，準備離校。

這一去，意味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局面出現(xiàn)重大裂痕。對當事人來說，是政治斗爭中的一次轉折；對不少黃埔學員來說，卻是失去了一位日常相處的老師。

四、“一日為師”——那一跪與后來的酒局

周恩來離開黃埔軍校時，具體是哪一天，記載并不完全一致，但時間大致在1926年春夏之交。那天，他整理好自己的東西，準備離開校園。有人來送行，有人遠遠觀望，氣氛壓抑，卻不失敬意。

就在這時候，胡宗南走了出來。

多年后，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回憶這個情節(jié)，說胡宗南當時在送行時，突然行了一個大禮，直接跪下，對周恩來說了一句：“你永遠是我的老師，我永遠是你的學生�！�

這句話不長，卻足夠明確。跪這一動作，在中國傳統(tǒng)禮儀里分量很重，一般是對父母長輩、對宗廟神位，或者在極特殊的場合，表達某種至高敬意。一個年輕軍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向即將離職的政治部主任下跪，表態(tài)“老師”“學生”，這件事情自然傳得很快。

消息后來傳到蔣介石耳朵里。蔣介石很不高興，找胡宗南問話：為什么周恩來離校，你要如此“依依不舍”，還要下跪送行？在蔣介石眼里，政治立場已經(jīng)分明，周恩來是“另一邊”的人，與之保持距離才是“正確態(tài)度”。

面對詢問，胡宗南的回答很直白：“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雖然我和周恩來在政治上不同，但很敬重周恩來。”

這句話，一方面是解釋，一方面也是立場。政治上，他跟著蔣介石，屬于國民黨嫡系；在個人情感和道德判斷上，他承認這位昔日老師的品格與能力。這種“公私分開”的說法，也許略顯理想化，但在當時那種復雜環(huán)境下，能這樣開口，已經(jīng)不易。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種師生情分，并沒有因為日后敵對陣營的身份而徹底斷絕。

時間跳到1943年。此時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政府駐重慶，延安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jù)地中心。胡宗南已是國民黨軍隊中頗有分量的將領，負責西北一線防務。蔣介石對他非常倚重，還暗中給他下達過“閃擊延安”的密令。

1943年7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從重慶返回延安，要經(jīng)過西安。胡宗南得到消息，提出要設宴招待舊日老師。表面上是“敘舊”，背后卻有政治考量：一方面完成上級交代的“試探任務”，另一方面，也希望借酒局看看對方的態(tài)度。

宴席安排得不算張揚，卻很講究。胡宗南從駐西安的黃埔六期以上將級軍官中，挑出三十個酒量大、酒品好的來陪席。這些人心里有數(shù)：今天的任務，不僅是敬酒這么簡單，而是要設法把周恩來灌醉，以探口風，甚至制造某種輿論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胡宗南身邊的機要秘書熊向暉，事實上是中共派出的情報人員，長期在他身邊搜集情報。周恩來抵達宴會地點前，熊向暉就悄悄把“灌酒”的計劃透了個底：“要小心，今天酒桌上恐怕不干凈。”

那天，鄧穎超身體欠佳，沒有隨同出席，周恩來獨自赴宴。

一落座，寒暄幾句之后，胡宗南帶來的那些將領就按預定“劇本”行動。有人舉杯致辭，說到情深處，突然提出要大家一起敬周恩來三杯酒，第一杯先祝蔣委員長身體健康。

這一步設計得并不粗糙。按一般情理，共產黨代表為國共合作、為抗戰(zhàn)大局著想，為蔣介石的身體舉杯，似乎無可挑剔。一旦喝下，后面第二杯、第三杯就順水推舟了。

周恩來舉起杯子，微微一笑，說了一句頗有分寸的話：自己作為共產黨員，愿意為蔣委員長的健康干杯，同時也請在座各位為毛澤東主席的健康干杯。話音一落，場面一下子僵住了。

那些國民黨將領面面相覷。為蔣介石喝酒，他們當然毫不猶豫；要他們公開為毛澤東舉杯，這就觸到底線了。酒杯端在手上，誰也不肯先動。周恩來見狀，語氣平和地補了一句，說看起來大家有所顧慮，就不勉強，這杯酒算了，說完把杯子原樣放回桌上。

這一招，既不違背禮節(jié)，又讓對方的企圖落空。

第一輪“圍攻”沒奏效，一些將軍夫人被推上臺面。一位夫人站起來，說為發(fā)揚“黃埔精神”，每個人敬周恩來一杯酒，用的是“舊日情誼”這條線索。邏輯很簡單：當年黃埔學生，今天向老師敬酒，老師怎么好意思拒絕？

周恩來反問：“既然說發(fā)揚黃埔精神，那誰能說得清，什么才是黃埔精神？誰講得最好，就跟誰喝這杯酒。”一句話把“黃埔精神”從口號拉回到內容�，F(xiàn)場一片安靜，夫人們面面相覷，沒人回答得出。這些將軍夫人，多半對黃埔精神沒有系統(tǒng)理解，只是照著男士們的提示講臺詞而已。

胡宗南只好站出來打圓場，說今天只敘舊，不談政治。周恩來順勢把將軍夫人們請回座位，場面緩和下來。表面看不過是一個小插曲，實際上，周恩來輕描淡寫之間，把對方設下的“情感陷阱”也化解掉了。

將軍們見連續(xù)兩次失手，只能硬著頭皮上前。有一位出面，說他們當年都在黃埔軍校讀書，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他們與他有師生之誼。如今有機會再見老師，每人敬老師一杯酒，老師不至于拒絕吧。

按傳統(tǒng)師生關系來說，這話不無道理。可眼下的身份，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老師和學生，而是分屬兩方陣營的高級人物。周恩來輕輕搖頭，說胡副長官剛才說了，今天不談政治，而他當年在黃埔，就是管政治的政治部主任。既然不談政治，他這杯酒也不好隨便喝。隨即轉頭問胡宗南：“你說，我該不該喝？”

這句話把胡宗南推到了臺前。若說“該喝”，等于承認今天這酒局帶有政治意味；若說“不該喝”，又駁了自己手下和同僚的面子。一時間，他被周恩來這句看似平常的反問堵住了，只好說：在座各位都是軍人，沒什么政治頭腦，這杯酒算他們自己的罰酒。

結果是，計劃中的“灌酒”變成了“自罰”。那些將領一人一杯喝下去，表面上是給老師盡禮，實際上是任務失敗的尷尬收場。

宴會臨近結束時，周恩來主動舉杯，這一次，不再是圍繞個人，而是把話題落在共同的敵人上。他提到近期社會上有各種傳言，希望大家能夠同心協(xié)力，光復被日本侵占的山河土地，說同意這一點的，就干這一杯；不同意的，他也不強求。

這話分量很重。反對日本侵略，是國共兩黨在那個階段的共同立場。當著眾人的面，說出“同意就喝，不同意就算了”，實際上讓每個人都做了一個態(tài)度表態(tài)。胡宗南等人自然不可能公然表示“不同意”，只能一起端起杯子。就這樣，一場原本意在“灌醉”的酒局，最后變成了一次政治分寸和心理博弈的展示。

從1924年黃埔校門前那張“急草”紙條，到1927年離校時那一跪，再到1943年西安酒局上這一連串巧妙應對，胡宗南和周恩來之間的關系，既有師生情分，也有政治立場的對立。胡宗南后來依舊是國民黨方面的重要將領，多次被派往西北與解放軍對峙，但談到周恩來時，他給出的評價里，總是少不了“敬重”二字。

這大概就是那句老話的另一種寫法：一日為師，終身難忘。哪怕站在彼此對立的戰(zhàn)線上，這一點，也沒有被完全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