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城那年頭，正月初四，天還沒亮透呢，大霧蒙蒙的，殿前司的人馬就把皇城門都給看住了，趙匡胤穿著那身黃袍走進崇政殿，底下站著幾個宰相，臉都白了，范質(zhì)的手還在那兒抖，他也是剛想明白，哪有什么遼軍打過來，這全是演的一出戲。

這就是公元960年，陳橋兵變那天，史書上寫得好聽，說整個過程開封城里買賣照做，老百姓都沒感覺換了天，可就在這你好我好的“禪讓”戲碼背后，有一個人是實實在在倒在血泊里的，他叫韓通，侍衛(wèi)親軍的副都指揮使。

韓通算是周世宗柴榮留下的最后一道鎖，禁軍的副帥，他一聽到兵變的消息，想都沒想就騎著馬往外沖，想去召集人手關(guān)城門，結(jié)果半道上就撞見了王彥升，趙匡胤手下的一個將領(lǐng)，這人一路追到韓通家門口，一刀就把人砍死在門檻上，跟著進去把他全家都給解決了，這是正史里明明白白記著的一筆血債，也是趙匡胤黃袍加身這事里，唯一的一點紅色。

趙匡胤進了城，聽說這事，心里頭不痛快，給韓通追封了個中書令，好生安葬了，可對殺人的王彥升，也沒下狠手，就是一輩子不給他大的官做，這態(tài)度就很有意思，他需要韓通的死來鎮(zhèn)住那些前朝舊臣，又得表現(xiàn)出惋惜來拉攏人心，韓通就成了新朝代開張前，最后一個被擺上臺面的祭品，他自己連怎么死都選不了。

電視劇《太平年》里的司馬浦，就是照著韓通這類人寫的，可給他的命完全是另一條路，劇里說這司馬浦考了四十年科舉都沒中，被趙匡胤破格提拔，然后就天天跟皇上對著干，最后是自己一頭撞死在柱子上，場面搞得特別大，這個虛構(gòu)角色的可悲就在這，他到死都覺得自己是在用命講道理，壓根不知道在編劇的本子里，他就是趙匡胤“納諫”人設(shè)的最好道具。

可歷史上哪有這么個“撞柱忠臣”，建隆元年的朝堂上，根本不是劇里演的那樣君臣和和氣氣，趙匡胤面對的，是五代十國誰都沒解決掉的麻煩，怎么在不變天就流血的老規(guī)矩里，建立一個能長久安穩(wěn)的王朝，他不能學(xué)朱溫那樣殺光前朝大臣，也不能學(xué)石敬瑭那樣抱著外族的大腿，他得玩出一種新的權(quán)力花樣。

這花樣的核心，就是“太平”兩個字，趙匡孕自己最清楚，五代那五十多年，換了多少皇帝，根子就在武將權(quán)力太大，想鬧就鬧，要斷了這個循環(huán)，他就得演，演給天下人看，我這個新朝代跟以前不一樣。

什么更戍法，收精兵，那都是長期的制度設(shè)計，不是哪個大臣一死諫就有的結(jié)果，乾德二年王全斌帶兵平后蜀，確實有亂殺降兵的事，可那都是四年后的事了，跟建隆初年朝堂上的局面完全不同，劇里把司馬浦的死跟這事扯上，時間上就對不上。

歷史跟劇本的分岔路，在韓通和司馬浦的結(jié)局上一看就明白，韓通死在兵變的混亂里，沒有撞柱子的壯烈，沒有風(fēng)光大葬的榮耀，連句遺言都沒留下，他的死是亂糟糟的，是來不及反應(yīng)的，是被權(quán)力碾碎的，而司馬浦的死，是編劇設(shè)計好的，有儀式感的，是為了一段高潮劇情服務(wù)的。

建隆三年，趙匡胤確實在講武殿請客吃飯時提到了韓通，還掉了眼淚，但史書上沒記他用手指敲桌子，也沒什么李重進全家被殺的奏報送上來，更沒有那種現(xiàn)代劇里復(fù)雜的內(nèi)心戲，皇帝的眼淚，可能有真的惋惜，也可能有政治的成分，但把這解讀成什么棋局里的算計，那是我們現(xiàn)代人想太多了。

《太平年》的司馬浦，說白了就是一個符號，他裝著觀眾對“忠臣”的想象，對“明君”的期待，對“以死明志”的審美，可歷史里的韓通，就是一個在錯誤時間，出現(xiàn)在錯誤地點的武將，他的死沒什么象征意義，只有血淋淋的現(xiàn)實。

我們?yōu)樗抉R浦撞柱子感動的時候，或許該記著，在真正的建隆元年，沒有大臣敢這么說話，也沒有皇帝需要這種表演，太平這個年號的背后，從來不是劇里那種充滿戲劇性的權(quán)力游戲，而是一個軍閥頭子，用一種盡可能溫和的方式，把另一個軍閥集團給收編了而已。

劇是劇，史是史，司馬浦的撞柱，只屬于屏幕里的光影，韓通的血，還留在崇政殿的臺階上，早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