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二月十一號，是個值得玩味的日子。

就在這天，日本帝國手里攥著的兩塊最重要的殖民地——朝鮮半島和臺灣島，不約而同地搞了個大動作：同時也推出了更改姓名的法令。

乍一瞅，這不過是“皇民化”流水線上的一道標準工序，無非是想把殖民地百姓從里到外改造成“日本人”。

可要是湊近了細看，你準能發(fā)現(xiàn)一樁怪事。

在朝鮮那邊，這簡直就是一場呼嘯而來的暴風雪。

有個叫理查德·金的朝鮮人回憶當年的情景，那天外頭風雪交加，天氣惡劣得很。

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趕到學堂，結果連門都沒進去，直接被老師轟了回來。

理由硬邦邦的就一條：沒取日本名，就不許進教室。

遭罪的不光是念書的娃娃。

在朝鮮，你要是不改名，孩子升學無門，大人的飯碗也得砸，搞不好還得被警察三天兩頭找麻煩。

這招泰山壓頂實在太狠，效果也是立竿見影，才過了半年，四分之三的朝鮮家庭都頂著日本姓氏了。

可把目光轉到臺灣，那景象截然不同。

同樣是這一天，臺灣總督府門口冷冷清清，壓根沒見人排隊。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直到這年四月，整個臺灣島滿打滿算，只有十二戶人家拿到了改名的批條。

是因為臺灣人骨頭比朝鮮人硬？

還是臺灣那個總督是個大善人？

都不是。

這反差的根兒底下，藏著兩個殖民政府完全兩樣的統(tǒng)治算盤，以及兩筆算得精刮響的“賬”。

第一筆賬：是要聽話的奴才，還是合格的國民？

朝鮮總督府的路子野蠻直接：老子要的就是你低頭。

大伙都知道，朝鮮人的姓氏那是相當集中，1930年那會兒兩千多萬人，翻來覆去也就二百五十個姓。

金、李、樸、崔，這哪光是姓啊，這是家族的臉面，是宗族的根。

為了把這個根刨斷，朝鮮總督府硬生生編了套歪理：他們把“姓”和“氏”給劈成了兩半。

官方給出的說法是：你們韓國人只有“姓”，那是宗族的大帽子，沒有“氏”，也就是小家庭的稱號。

所以啊，逼你們改名不是滅你們的祖，是幫你們建立現(xiàn)代化的“氏”，這得叫“創(chuàng)氏改名”。

這話純屬是強盜邏輯。

在韓國老百姓眼里，這就是要在祖墳上動土，要斷了自家的香火。

可日本駐朝鮮那幫官老爺才不管這一套。

前線頭子南次郎嘴上掛著“不強求”，手底下的刺刀可是早就見紅了。

那個叫理查德·金的小學生，眼瞅著平日里受鄉(xiāng)親們敬重的老爹——個鐵骨錚錚的反日讀書人，為了兒子的前程，不得不含著淚邁進警察局的大門。

那天，金先生叫上幾個老友，特意穿上朝鮮長袍，胳膊上纏著黑紗，那是奔喪的打扮，卻去登記那個該死的名字。

這就叫霸王硬上弓，是一種讓人窒息的“硬著陸”。

再看臺灣那邊，總督府的手段可就陰損多了。

臺灣玩的是“特許制”。

啥意思呢？

你想改日本名？

嘿，不好意思，這名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配不配”。

官方直接豎起兩道高門檻：

頭一條，你家得是“國語常用家庭”，全家上下六十歲往里的，在家里嘮嗑都得用日語。

第二條，你得具備“公共精神”，得有點“皇國民”的樣子。

這一招實在是高。

它把那種被殖民者按著頭改姓的屈辱，硬生生包裝成了一種“特權”。

在臺灣，改名不是逼你下跪，而是吊著你的胃口，讓你覺得這是一種身份的升級。

既然得“申請”，那就有個挑挑揀揀的過程，既然挑過，這就有了“含金量”。

于是乎，臺灣這邊的改名運動一開始冷場得很，甚至有點無人問津的意思。

一直熬到1943年年底，全臺灣改名的人加起來，也就占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二。

但這恰恰是臺灣總督府想要的結果：他們不需要一群被刀架在脖子上改名、心里卻藏著刀子的仇人，他們想要的是一幫子削尖了腦袋想被同化、以說日語用日名為榮的“模范生”。

那幫官員心里跟明鏡似的，知道漢人對“姓”看得有多重。

舉個例子，姓陳的，想改名叫“穎川”。

穎川這詞兒，日語讀起來確實像個日本姓（日本也真有這姓），但在中國人心里，穎川那是陳姓的老窩，是郡望。

改叫穎川，跟沒改一個樣。

這點小心思，早就被臺灣總督府看穿了。

在發(fā)布改名規(guī)矩的時候，官方特地列了四條“高壓線”。

其中第三條毒得很：嚴禁使用跟原來姓氏有關的中國地名。

這一手，直接把臺灣人“雖改實不改”的后路給堵死了。

早在1926年，就有個叫陳培英的臺灣人，打報告想改名叫“穎川榮一”。

當時總督府警務局批復得那叫一個干脆：名可以動，姓不能動。

理由說得冠冕堂皇是“不合規(guī)矩”，說白了就是不允許你在日本名字里藏著中國的根。

相比之下，朝鮮總督府的活兒就干得糙多了。

因為那是趕鴨子上架，速度太快，朝鮮那邊冒出了大批的“暗度陳倉”。

姓樸的，改名叫“高村”。

因為傳說里樸姓的老祖宗是在“高墟村”被撿到的。

姓尹的，改名叫“坡平”或者“鈴原”。

因為尹姓發(fā)源地在坡州，古時候叫鈴原。

這種帶著濃厚尋根味道的名字，在朝鮮遍地開花。

理查德·金的父親，最后挑了“巖本”這個姓。

警察局那幫人挺樂呵，以為這是因為金家住在巖石山腳下。

可實際上，這位身為長老會教徒的父親，心里想的是《圣經》里的典故：“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磐石上?！?/strong>

這是一個被征服者，在名字里埋下的誓死不屈的秘密。

更有膽大的，有個叫田炳夏的朝鮮人，改名叫“田農丙下”，那日語讀音竟然跟“天皇陛下”一模一樣。

這些名字，有的蒙混過關了，有的惹了一身騷。

但這說明個事兒：朝鮮的“創(chuàng)氏改名”雖然在人頭上贏了，但在里子上輸?shù)玫籽澏疾皇！?/strong>

第三筆賬：誰的統(tǒng)治更“高明”？

要是咱們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來盤盤這兩場發(fā)生在1940年的改名運動，誰的招數(shù)更靈？

這就牽扯到一個統(tǒng)治成本的終極算計。

朝鮮走的是“硬掰斷”的路子。

把人往死角里逼，結果是換來了75%的改名率，但也種下了深入骨髓的仇恨。

這種仇恨讓朝鮮人和日本統(tǒng)治者之間，連最后一點回旋的余地都沒了。

哪怕名字改了，他們照樣是隨時可能炸響的火藥桶。

臺灣走的是“軟腐蝕”的路子。

雖然起步慢吞吞的，可隨著戰(zhàn)事吃緊，特別是到了1944年口子一開，改名的人數(shù)那是蹭蹭往上漲。

更要命的是，這種模式養(yǎng)出了一批實打實的“精神日本人”。

這在幾十年后得到了印證。

戰(zhàn)后，翻看《臺北縣志》的記錄，臺北縣只有三萬七千多人申請把漢名改回來，大概也就占了改名總人數(shù)的百分之七多點。

這個數(shù)字背后，是無數(shù)個被動或主動卷入皇民化大潮的普通人家。

而在改名這事兒上，臺灣人也琢磨出了一種“妥協(xié)的藝術”。

既然“郡望”不讓用，臺灣人就搞出了“拆字法”。

姓黃的，改成“共田”或者“廣田”；

姓林的，改成“小林”；

姓呂的，改成“宮川”（兩個口）。

這種改法，既糊弄了日本人，又給自己留了點念想，還沒那么大的火藥味。

就連抗日領袖林獻堂，雖然自己咬死了“絕對不改”，但也勸朋友陳炘：要是官方逼得太緊，改了也就改了，保住實力才是正經。

甚至林獻堂的親侄子林夔龍，頂著霧峰莊莊長的帽子，在當局的催逼下，也在1943年改名叫了林孝祐。

這種“甚至連反抗者都留有余地”的局面，恰恰是臺灣總督府“溫水煮青蛙”策略結出的果子。

1940年的這場改名風波，活像一面鏡子。

它照出了日本殖民統(tǒng)治在兩地的溫差：在韓國那是凍死人的嚴冬，在臺灣卻是讓人昏昏欲睡的暖風。

它也照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活法：韓國人選擇了在絕望中硬碰硬，哪怕是用“犬糞”這樣的名字去惡心對手；臺灣人則選擇了在夾縫里找彈性，用拆字和妥協(xié)來守住最后的底線。

那個叫巖里政男的年輕人，就是在這種“許可制”的大背景下，領到了他的日本名字。

這個謎題，到現(xiàn)在也沒人能徹底解開。

但有一點是板上釘釘?shù)模核械摹巴?，骨子里都是一場對記憶的屠殺?/strong>

區(qū)別只在于，是用刀子殺，還是用糖塊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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