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的專機降落在重慶。

那時候，整個西南成了國民黨手里最后一張牌，眼看也要打爛了。

對于蔣介石而言，大局已定，人心向背這種事早就顧不上了。

就在那天晚上，一道死命令遞到了保密局頭子毛人鳳手里：做掉那家伙。

哪怕這人在牢里蹲了足足十二個年頭，都要撤往臺灣了，蔣介石還是沒打算放過他，連帶著把人家秘書一家子都算上了。

遇害的是楊虎城。

那一晚，楊家父子、秘書宋綺云兩口子，還有才八歲的“小蘿卜頭”宋振中，沒一個活下來的。

這哪是處決，分明就是撒氣。

縱觀蔣介石這輩子，手里的人命案不少，可對付那些掛著“總司令”頭銜的高級將領(lǐng)，大多還講究個場面。

偏偏對吉鴻昌、韓復(fù)榘、楊虎城這三位，那是真沒留后路。

巧的是，這仨人貼著同一個標(biāo)簽：全是馮玉祥帶出來的兵。

正是這層關(guān)系，成了貼在他們腦門上的催命符。

先聊聊楊虎城。

動他，你要說有啥軍事價值或者政治算盤，那是瞎扯。

說白了，就是為了出一口憋了多年的窩囊氣。

想當(dāng)年西安事變平了，張學(xué)良送蔣回南京被扣，楊虎城被迫出國。

這一關(guān)就是十二年，老婆謝葆真死在牢里，小閨女也沒保住。

蔣介石對張學(xué)良那是“管著”，對楊虎城簡直就是“熬鷹”。

到了1949年，眼看要卷鋪蓋去臺灣，還要弄死一個手無寸鐵的老頭子，除了私仇，實在找不出第二個解釋。

可要把日歷往前翻，瞅瞅另外倆總司令是怎么死的，你就會發(fā)現(xiàn)，蔣介石的“狠”，那都是算盤珠子撥得啪啪響的。

1938年1月11日，河南開封。

蔣介石召集高級將領(lǐng)開會，山東省主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fù)榘接到通知，來了。

這一去，他就沒能走出來。

一個星期后的1月19日，何應(yīng)欽牽頭的高等軍法會判了他死刑，給的說法是“不聽指揮，擅自逃跑”。

這事兒，咱不能光看熱鬧。

抗戰(zhàn)剛開始，韓復(fù)榘是真拼過命的，德州那一仗，三個師的弟兄拼得沒剩多少。

也就是在那會兒，韓復(fù)榘心里犯了嘀咕：再這么耗下去，這點家底兒全得賠光。

于是，濟南不要了，黃河泰山防線也扔了。

那會兒第五戰(zhàn)區(qū)的老大李宗仁發(fā)急電，讓他死守泰安。

韓復(fù)榘回了一句能把人氣死的話：“南京首都都丟了，讓我守泰安這么個小破城干啥？”

這話一出，等于直接扇了蔣介石一耳光。

可真正讓蔣介石起殺心的，不光是跑路，而是“不聽話”加上“手握地盤”。

早在西安事變那會兒，韓復(fù)榘就通電全國支持張、楊，還想抄中央軍的后路。

在山東地界上，他一邊不當(dāng)漢奸，敢把大炮架在日本領(lǐng)事館門口，一邊又禁了反日宣傳，想在夾縫里求生存。

在蔣介石看來，這家伙就是個定時炸彈。

除掉他，一是排雷，二是殺雞給猴看——嚇唬那些想保實力的雜牌軍。

連老上級馮玉祥都說了：這種見敵就跑的，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這一招確實管用，后來李宗仁指揮臺兒莊大捷，韓復(fù)榘這血沒白流。

可這里頭藏著個看人下菜碟的“規(guī)矩”。

后來像湯恩伯、桂永清這些蔣介石的心腹愛將，照樣不戰(zhàn)而逃，禍闖得更大，結(jié)果呢？

屁事沒有。

這種明擺著的偏心眼，讓雜牌軍將領(lǐng)們心涼透了：

跑路像韓復(fù)榘那樣得挨槍子兒；要是拼光了家底，也沒人給你補給。

結(jié)果就是，后來孫殿英、郝鵬舉這幫人，一看苗頭不對直接投了日本人，反正按蔣介石的邏輯，他們本來就是后娘養(yǎng)的。

再把日歷往前翻四年，1934年11月24日。

吉鴻昌在北平走了。

他走得最早，罪名是“通共”，可實際情況是，這人太想打鬼子了。

聽著新鮮吧？

想抗日怎么還成了死罪？

因為那時候，蔣介石剛跟日本人簽了停戰(zhàn)協(xié)議，一門心思搞“攘外必先安內(nèi)”。

吉鴻昌是馮玉祥的鐵桿。

中原大戰(zhàn)馮玉祥敗了，吉鴻昌沒辦法接受改編。

蔣介石讓他剿紅軍，他不干；918之后，他好幾次請戰(zhàn)要去打鬼子，蔣介石不讓，逼著他交權(quán)出國“考察”。

1932年淞滬抗戰(zhàn)一打響，吉鴻昌跑回國，秘密入了黨。

1933年，他在張家口拉起“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一口氣收復(fù)了多倫四座縣城。

按理說這是大好事。

可在蔣介石的算盤里，賬不是這么算的：

第一，你吉鴻昌壞了我的“安內(nèi)”大計，容易把日本人引來；

第二，也是最要命的——這是不是馮玉祥借著抗日的大旗，想東山再起？

對一心想獨裁的蔣介石來說，馮玉祥的老部下要是緩過勁來，比日本人還難纏。

所以，同盟軍一散伙，吉鴻昌躲到天津繼續(xù)搞抗日，軍統(tǒng)的特務(wù)就盯上了。

先是暗殺打傷了，接著引渡，最后直接槍決。

走之前，吉鴻昌留下了那首絕命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p>

咱們回頭盤道盤道這三位總司令的結(jié)局。

吉鴻昌因為“太激進”沒了，韓復(fù)榘因為“太滑頭”沒了，楊虎城因為“太不給面子”沒了。

瞅著理由五花八門，其實骨子里就一條：他們都是“一方諸侯”。

中原大戰(zhàn)之后，名義上全國是一統(tǒng)了，但這哥仨雖然歸順，手里還是有人有槍有地盤，說是聽調(diào)不聽宣也不過分。

在蔣介石看來，這就是“原罪”。

只要碰了他的紅線——不管是手握重兵威脅（吉鴻昌）、不聽招呼（韓復(fù)榘），還是讓他丟了面子（楊虎城）——那你就別想活。

可是，這種靠殺人立起來的威風(fēng)，脆得很。

殺韓復(fù)榘，一時半會是把人鎮(zhèn)住了，可那雙標(biāo)的吃相，最后讓雜牌軍徹底寒了心；殺楊虎城，更是把他那點窮途末路時的歇斯底里抖摟得干干凈凈。

1949年重慶那個下雨的晚上，槍聲一響，蔣介石丟的不光是大陸這片江山，連最后做人的底線也沒剩下。

信息來源：

《共產(chǎn)黨員（河北）》：吉鴻昌：“我為抗日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