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幫人把他的棺材板給砸了個稀巴爛，硬是把尸骨從土里拖出來，掄起鞭子抽打，最后扔在荒野地里喂了野狗。

按咱們中國人的老理兒，講究個“入土為安”，人只要一死，多大的仇多大的怨，也就跟著那一抔黃土一塊兒埋了。

可在川西大邑縣這塊地界上，鄉(xiāng)親們心里那個坎兒過不去。

這不是簡單的泄憤，這是憋屈了幾十年的火山口，終于噴發(fā)了。

你要問，到底得有多大的深仇大恨，連個死人都不放過？

單單用一個“壞”字來概括，那可太小看他了。

只不過到了最后，這筆買賣連本帶利全賠進去了。

剛開始，他拿到的劇本也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富家少爺。

家里有田有地，如果不折騰，頂多也就是在鄉(xiāng)里鄉(xiāng)親面前擺擺譜，欺負幾個長工罷了。

這種小打小鬧的“惡”，影響不了大局。

那會兒的四川亂成了一鍋粥，是個槍桿子底下出政權的世道。

想不挨宰，就得跟屠夫穿一條褲子。

靠著這層硬關系，他立馬搞到了一個肥得流油的差事——宜賓煙酒公司的“一把手”。

這個位置可太關鍵了。

這哪是當官啊，這就是開了臺印鈔機。

在川南那一帶，他不僅收稅，他還搞“發(fā)明創(chuàng)造”。

老一套的稅收不夠花了咋辦？

創(chuàng)新唄。

“廁所捐”、“鋤頭稅”。

聽著跟編段子似的，可在當時那就是老百姓頭上的緊箍咒。

上個茅房得掏錢，下地干活拿把鋤頭也得交費。

這背后的邏輯霸道得很：只要你還在這個地界上喘氣，你的一舉一動都得給我交“會員費”。

更絕的是大煙。

他逼著農民種鴉片，理由硬邦邦：種糧食你交不起稅，種大煙就能交上。

等大煙長出來了，他再反手收一道高額的“煙土稅”。

這就搞成了一個死局：老百姓為了活命被迫種毒，種了毒還得被剝一層皮。

有時候煙苗剛鉆出土，催稅的狗腿子就已經堵在門口了。

他這是把行政、財政和暴力手段捆在一起，打造了一套嚴絲合縫的吸血系統(tǒng)。

大伙兒心里恨得牙癢癢，嘴上卻不敢吭聲，為啥？

到了1931年，天變了。

他心里明鏡似的，宜賓這地兒是待不下去了，再不撤，連人帶錢都得搭里面。

他當機立斷，做了一個極其果斷的動作：回老家，安仁。

這趟搬家，他帶走了多少家當？

光是裝著金銀細軟的箱子，就足足有4500多個。

但這堆金山銀山搬回鄉(xiāng)下，那就是塊大肥肉。

怎么守住這份家業(yè)？

他在安仁老宅搞起了一個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他比誰都清楚，亂世里頭，錢得靠槍來守。

于是，他花大價錢招攬了一幫退伍兵和地痞流氓，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私人武裝。

這幫人可不是看家護院的保安，那就是他的私人憲兵隊。

翻翻大邑縣1943年的老檔案，上面記得清清楚楚：劉家的家丁在大街上那是想攔誰就攔誰，想抄家就抄家，想抓壯丁就抓壯丁。

這簡直恐怖到了極點。

在這塊地盤上，法律是個屁，只有劉家的家規(guī)才是王法。

有了這個獨立王國，他對人的控制就從兜里的錢延伸到了身子骨。

最典型的就是糟蹋大姑娘。

好些還沒出門子的農村姑娘，直接被強行抓進院子里，從此就沒了音訊。

后來成都、邛崍那邊有些逃難出來的人寫信揭露，劉家大院里對女性的控制簡直到了令人發(fā)指的地步。

在那兒，他就不當自己是個人，他是那個無法無天的土霸王。

這事兒后來成了他頭上最刺眼的一個標簽，專門用來形容他的荒淫無度。

這事兒到底有影沒影？

這簡直成了一場記憶的拉鋸戰(zhàn)。

一邊是受害者。

有個叫羅二娘的老鄉(xiāng)，她的證詞那是相當有畫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