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PENG

作者：王汎森

當代中國歷史學家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副院長

我覺得歷史很重要的一個任務(wù)，是要讓我們隨時從里面得到智慧的警醒。即使是在最不好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即使好像結(jié)構(gòu)性的力量強大到你無法打破，可是終究還是有人可以把它扭轉(zhuǎn)過來，可以從中得到一種勇氣，得到一種智慧。這是我認為史學責無旁貸的一個任務(wù)。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會引我想起這個問題。

傅斯年：

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很多人物因政治的原因而被歷史的塵煙掩埋，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們再依次重新經(jīng)歷那一代人的心路歷程，他們的怕和愛。

? 粥棚

文｜王汎森

編輯｜當代史學

人的消失？

——二十世紀史學的一種反思

我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人的消失！？”。我覺得歷史很重要的一個任務(wù)，是要讓我們隨時從里面得到智慧的警醒。即使是在最不好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即使好像結(jié)構(gòu)性的力量強大到你無法打破，可是終究還是有人可以把它扭轉(zhuǎn)過來，可以從中得到一種勇氣，得到一種智慧。這是我認為史學責無旁貸的一個任務(wù)。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會引我想起這個問題。

大概在十年前，在我做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時候。有一次在做完演講以后，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說，他覺得那天演講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問題——歷史研究中“人的消失”的這個過程。所以我要謝謝那位同事，他的這句話使我慢慢丟掉其它東西，去關(guān)心這個問題。當然在進行演講之前，我也必須承認，我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消失在歷史中了。我只是說其中有一個力量、有一個因素事實上是揮之不去的。

當然，還是有人在寫各式各樣跟人有關(guān)的歷史。但是，有一個東西造成人們在期待上認為“人越少的歷史越好”。哈佛大學有一位剛?cè)ナ赖氖穼W家，我不講他的名字，他就曾經(jīng)跟我說過：你的研究里面，人名越少越好。人名少的歷史才是硬的，人名多歷史就軟。我很不同意他。但我并不是說要回到傳統(tǒng)的傳記。很多人誤會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的結(jié)論最后會講。

今天我在這里用了一個問號和一個驚嘆號，是為了提出疑問：我講的到底是不是事實。而且我要強調(diào)，我講的只是其中的一個脈絡(luò)。但是這個脈絡(luò)也形成一種期待，讓我們覺得好像好的東西是那樣，這不見得影響所有人，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人們是這樣看事情的。所以，我的演講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講20世紀史學。新的史學一波一波的革命中，對于一種非個人性的力量的發(fā)現(xiàn)——impersonalforce的發(fā)現(xiàn)，影響歷史的impersonal force：非個人性的、非人格性力量的發(fā)現(xiàn)，包括結(jié)構(gòu)、語言的轉(zhuǎn)向等等。

從梁啟超起，其實都是認為傳統(tǒng)的史觀里面太注重重要的個人的作用。所以，20世紀史學很重要一個因素，即非個人性的力量的發(fā)現(xiàn)——impersonal force是我個人造出的名詞——就是不認為，這一切都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產(chǎn)生的作用。但是在1960年代以后，明顯地產(chǎn)生一種人的消失或人的死亡的呼聲：認為“人是歷史的泡沫”。所以，我大概就是這兩個重點。

傳統(tǒng)史學中“人”的角色與分量

我認為上世紀是兩個部分。在20世紀的前五十年，強調(diào)的非個人性力量impersonal force——這可以是團體，可以是社會，可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等等，可以是各式各樣的東西；可是到后半段，我覺得就是人的消失或人的去中心化或人的死亡。?？略赥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知識考古學》）里面追蹤人的死亡也是這樣。布羅代爾則認為“人只是歷史的泡沫”。事實上，是這些言論使我仔細地在想這個問題。不知道為什么，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雖然淺顯，但我覺得它對我個人的史學實踐有很重要的意義。雖然只是一盤小菜，但是對我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梁啟超認為，傳統(tǒng)史學就是人的事情；錢穆等等都反復地講。從《尚書》到 《左傳》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由事到人的轉(zhuǎn)變——《尚書》還是以事為主，《左傳》里面就以人為主，到 《史記》 以后，更是一個一個人的傳記。捷克有一位漢學家Jaroslav Prusek（普實克），他認為，中國從《史記》以后的史學，表記、世家、列傳像一個一個格子一樣，把人和事放在一個個格子里，材料是儲存在格子里的。他說，希臘羅馬以來的史學是像河流一樣，都是為了一個政治或什么目的，整個從希羅多德以來這樣寫下去——對不對當然可以商量，但是他這個觀察蠻有意思的。他認為《史記》以來，漸漸是以人物為主體的；他覺得這個格子最重要，因此可以舍棄掉其它。而且，在評價歷史的時候，從古代到近代，很多人在評論事情上的成敗起落，都還是以人為重點。我在草稿里面也舉了《涑水紀聞》（[宋]司馬光注），很多人都認為他評論歷史的時候很有見解，但不知各位有沒有仔細去玩味他對人物的評論、對事情起落興衰的評論，都還是以人物為主的。近代到蔣百里，里面對于事情的起落的評價，都還是以個人為主——我相信他講的也都很有道理，就是人對他來說還是很重要。到了梁啟超才慢慢有變化。

梁啟超有關(guān)“人”的觀點：

從注重團體到注重“首出人格者”

梁啟超1902年寫《新史學》和《中國史敘論》這兩篇文章的時候認為，二十四史都是“相斫書”，要寫群、寫團體、寫社會的才有歷史性，寫個人沒有什么意義。他對二十四史的批評，其實也間接地批評了二十四史中以人為主體的歷史。他認為，敘述、褒貶都應(yīng)該以團體為單位，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這也就間接否認了以人為主體的二十四史。

梁啟超在1922年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的《補編》中，這些看法已經(jīng)稍稍有所改變。我想這些文本各位都是很熟悉的，都是“史學史”第一堂課上的內(nèi)容。那個時候，他對早期的很多史學觀點已經(jīng)開始修正，如他在《新史學》和《中國史敘論》里面，認為史學中有個law、所謂公理或公例，認為這個東西我們一定可以找到。

但到了1920年代寫《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補編》的時候，對這個看法不再肯定，他就認為有一個大的agency，所以他不再用公理、公例，尤其在涉及個人的時候，他常常注意歷史上“首出的人格者”。這些“首出的人格者”是個人。他說，以明代思想來講，王陽明就足以概括他之前或之后的時代。這種首出的人格者，在歷史上有百人以上，只要寫了百人就足以把若干重要的歷史講清楚。這與他在1902年《新史學》和《中國史敘論》中的觀點不同。

但是，這個變化還有很多的東西。什么樣的東西可以被寫進歷史？歷史的形成就是史跡，而史跡的形成是看它有沒有改變社會。所以，首出的人格者主要是這個意義。這個人與他所掀起的一陣風，跟他的前前后后相比，必須有直接作用于社會而形成所謂的史跡，這樣才是歷史中的人物。不然，還是不值得寫。梁啟超對于“歷史界”跟“天然界”的區(qū)別，我曾經(jīng)在什么地方寫過，這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共同觀點：認為歷史界跟天然界是不一樣的東西，歷史是有意識在里面的，是會改變的；而天然是一成不變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亦如此。昨天的太陽從那一個地方來，明天、后天也還是一樣，以后代代、百代還是從那里來，永遠是同一個太陽。所以，天然界沒有歷史。

我在那篇短文里引了當代一個史學家的話，他說，天然界現(xiàn)在也有歷史了。為什么?生態(tài)破壞也是一個歷史，十年前看到的地貌,十年已經(jīng)就可以完全干干凈凈，再一百年又變了……當然這是題外話。總之，在梁啟超那個時代認為什么是歷史，是有非常清楚的定義。

近代“以事為本位”、

“以問題為本位”史學的興起

從19世紀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這一代的主體是“新史學”，以歷史的、考證的、客觀重建等等為主導的。領(lǐng)導者是北大派，包括在北大任教的胡適，以及北大畢業(yè)后來創(chuàng)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等一大批學者。他們認為，新史學是以問題本位為主的史學。

新史學還有另外一派，是以何炳松為代表的、以事情為主的史學。所以，何炳松認為中國史學里面只有“紀事本末”和 《廿二史札記》 符合西方近代的史學。因為西方的歷史以事為主，而“紀事本末”正是以事情為主。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在近代以來也提高了位置，因為他偶爾也會寫到人，但是主要還是以事為主。所以，“紀事本末”、還有《廿二史札記》大興，是新史學中的一派推崇的結(jié)果。

像何炳松講究通史，一般講究西方史學里面認為最重要的是事情。他們會認為，覺得人重要那是傳統(tǒng)的史學。然而，嚴格地說，如果問一個清朝人，他當然不會認為“紀事本末”是最重要的史體。在近代經(jīng)過這一波洗禮之后，“以事為本位”而非“以人為本位”，“紀事本末”跟《廿二史札記》就變成最重要的史體，就是因為它們跟西方相通。

那么，我剛剛講到的考證、歷史客觀性的重建，包括考古，包括以北大、中研院為主體的新史學——當然也不只包括這兩個——是以問題本位為主的。像傅斯年、胡適他們反復講，是為了重建歷史上的那些問題。遼金元史專家陳述在一封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進了史語所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以前的老先生們是以一本一本書為主體的歷史，而進了史語所才知道是以問題本位的歷史。寫一篇文章，是為了解決一個歷史上的問題而形成的。傅斯年在表述史語所工作旨趣的時候，最后提出了三句口號，非常明確地講，東方學的正統(tǒng)是什么？第一個，仁義道德的那一套、舊的那一套，不是我們的同志。以仁義道德、你自創(chuàng)的這些主觀道德作為歷史的評斷，不是我們的同志。這里面就有impersonal的味道，有非人格性的味道。所以，他并沒有反對傳統(tǒng)史學?？墒悄憧此膸灼匾恼?，他認為傳統(tǒng)史學都只是材料，不是真正書寫史學的究竟的體裁：究竟的體裁還是要寫以問題為本位的史學。

我那本很不成熟的英文書《傅斯年》，當年有一個閱讀評論說，傅斯年使他想起1940年代的路易斯?納米爾（Lewis Namier）在英國提出的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趙尋注：原句應(yīng)為“takingideas out of history”，“把心性從歷史拿走”作為傅斯年的理解固然不錯，但Namier的意思是排除歷史中的“觀念”影響以作客觀研究。）。納米爾活著的時候，是英國最有名的史學家之一，提倡群體學（Prosopographical Study）的研究，就是把大群人、上億人做群體學的研究。這個字是非常難懂的，我也是看Lawrence Stone(勞倫斯?斯通)的文章才知道，這是文藝復興的一個字，后來被Lewis Namier和Lawrence Stone復活了的一種Prosopographical Study（人學研究）、一種群體學。所以，他認為個人、尤其個人的內(nèi)在世界對歷史研究是不好的，所以要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從歷史中拿掉）。

當然，傅斯年不是那么簡單，他也不像納米爾那么極端。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以解決問題為本位的史學，個人是它研究的范圍，但并不是它最終研究的主體。它不像傳統(tǒng)史學那樣，一切以人或是一切以書為本體——不是研究一本《史記》或者 《戰(zhàn)國策》 ，它是以問題為本位。胡適在他的《胡適文存》的序里面說，有人認為我不太重視個人——傳統(tǒng)派史學就覺得他研究問題、做歷史考證的時候，不重視個人，但他覺得不是，他說，只要你們看看看《胡適文存》里面的文章，我是多么重視個人。有這一句辯解，就說明當時傳統(tǒng)史學派，覺得他太問題取向了，好像把人丟掉了。后來翦伯贊也批評胡適，然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太重視個人。歷史是由無名群眾所形成的，怎么會像你講的，個人有這么大作用呢？所以，這里面就可以看出史學觀念的更迭。

左翼史學：

不相信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左翼史學，在座的各位都是專家，我就不太需要講了。但我在這個草稿里面引用了好幾個人。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這是我認為左派史學中討論個人跟歷史學最有啟發(fā)性的一本書。當然，討論這種東西的書非常多。普列漢諾夫認為，要把人和歷史學結(jié)合起來，他認為個人不代表偶然性。他認為社會發(fā)展史有必然的規(guī)律，可是必然規(guī)律并不完全否定個人可以在這個規(guī)律里面非常自由、積極地發(fā)揮他的作用。如果不是這兩個剛好恰合的話，歷史也不會以那樣的方式發(fā)生。

普列漢諾夫是說得比較有分寸的，18世紀像費爾巴哈他們早期的歷史觀總認為，一個人心里所想的、一個人的計劃、一個人的能力，可以全體地改變歷史。普列漢諾夫認為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歷史是歷史規(guī)律下的產(chǎn)物，拿破侖是當時歷史規(guī)律下一個偶然性的產(chǎn)物；如果沒有拿破侖，也有另一個有能力的將軍會來墊他的位置。所以拿破侖是那個時代的產(chǎn)物，他不是一個可以改變歷史規(guī)律的一個人。普列漢諾夫?qū)@個問題討論得很細致，我在這里就不再展開了。

早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其中最有貢獻的人物之一是李大釗。李大釗在《史學要論》里面也強調(diào)，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認為思想的變動要從社會經(jīng)濟的基礎(chǔ)來看，這也使得他當時與胡適他們有很大不同。

不過，李大釗也注意到，這一股史學潮流太過輕視重要的個人。他注意到當時很多歷史課本或通俗讀物里面，講漢武帝的時候，不講漢武帝講《漢書》；講商鞅變法的時候，不講商鞅講秦代變法；講亞歷山大大帝，不講亞歷山大而講馬其頓如何如何。他說，這些現(xiàn)象非常嚴重，他個人也并不贊成。所以，李大釗在《史學要論》這些書里面，雖然一方面介紹社會經(jīng)濟史，認為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認為歷史發(fā)展有它的規(guī)律，認為歷史發(fā)展有一個社會階段；但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過度抹殺個人并非很好的傾向。

在北伐的時候，柳亞子因為太痛恨蔣介石，建議惲代英（惲曾是黃埔軍校教官）把蔣介石刺殺了。惲代英卻回答，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相信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殺他沒有用。這個非常有意思。殺他沒有用，因為我們馬克思主義不相信這些東西。

其他還有很多例子，在我的這個文章里面比較詳細，翦伯贊的、尚鉞的、劉大年的，我都從當時最基本、最常用的書找例證，他們自己寫的還是編譯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史學認為，歷史重要人物，沒有在那個歷史規(guī)律里面，隨時可以換成另一個人，他們只是當時社會關(guān)系下的產(chǎn)物，批評十八世紀那種早期的史觀過分重視人的作用，認為歷史規(guī)律才是最重要的。

前兩年，我看了一篇講軍統(tǒng)頭子戴笠的文章，也是一樣，認為戴笠是半封建半殖民下的產(chǎn)物，沒有戴笠也會有別人。他居然從蔣介石的一個小小侍衛(wèi)，后來變成一個特務(wù)的大魔頭，這完全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發(fā)展的必然情況下所產(chǎn)生的。它不講戴笠這個人。有個很有名的思想史家，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他在1970年代寫孫中山，說孫中山也是社會關(guān)系、社會發(fā)展下的一個產(chǎn)物。歷史的定律是由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決定的，而不是由個人決定。個人是沒有作用的，他剛好和歷史的規(guī)律產(chǎn)生了一個互相的作用以后，他才能成就事情。

這也沒有錯，因為人很難完全逆轉(zhuǎn)他的這個時代，但是把人說得這么微小。如果沒有拿坡侖，拿坡侖旁邊那個二號手也可以上來替代他的位置，等等等等，這些在當時是很值得注意的。所以我注意到1970、198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一些辯論，就是不愿意承認個人的影響，提出合力說，提出平行四邊形說，還有1980年代提出的歷史人物問題的論戰(zhàn)等等，其實都曲折地反映了這一件事情，認為歷史規(guī)律是決定性的。但是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剛才舉的這個例子，惲代英對柳亞子的回答：個人不重要。

但事實上，依我在臺灣的觀察，在蔣經(jīng)國死后曾有兩個可能的繼承者，A和B就完全不一樣。

錢穆的反駁：

沒有人，哪來的歷史事件？

但是1930年代以后，在錢穆他們看來是“以上皆非”。錢穆認為，自梁啟超以來的新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等，通通都不對。錢穆并沒有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我注意到這個問題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反復出現(xiàn)，就是人的問題。錢穆不太批評梁啟超，也許是因為他本人的史學受梁啟超啟發(fā)也很多，比如他一再強調(diào)歷史人和自然人的區(qū)分：一個人如果在歷史舞臺上沒怎么發(fā)揮作用，那他就是自然人；如果發(fā)揮了作用，他就是歷史人。但是對于發(fā)揮作用，他卻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章太炎，我也注意到他有類似的看法——有人問章太炎說，“紀事本末”這個體裁很棒吧？“紀事本末”只寫大人物的歷史，因為有大人物、大影響才會寫一篇“紀事本末”。但章太炎沒有忽略歷史上小人物的作用。他說，歷史上很多事情是小人物的作用，而不是已經(jīng)形成一個掀天揭地、動蕩的大事件可以寫進歷史中，才有人的歷史作用。我想錢穆沒太受章太炎的影響，錢穆說歷史上有兩種人，有一種人雖然沒有產(chǎn)生任何作用、不足以寫在“紀事本末”里面，但他們形成一種歷史的潛勢力。所以，他在判斷歷史人或自然人的時候，在判斷這個人是不是在歷史舞臺有一個地位的時候，他還考慮有一種潛勢力。

他說，孔子在《左傳》里面只有幾句話而已，顏淵就根本沒有出現(xiàn)在《左傳》里面。可是，孔子跟顏淵的歷史影響如此之巨大，《左傳》里寫了一大堆的人，在后來反而沒有那么大影響。顏淵雖然連生日都說不好，但是他作為一種生命的風格、一種style（風格）也影響過很多人。他說，公孫忤臼、程嬰等等人，沒有做任何成功的事情，但是人們到現(xiàn)在還一直在談?wù)撍麄兊墓适?。他說，三國時代的管寧是個隱士。他一生最重要的事，用我略帶調(diào)侃的話，就是逃跑和躲起來而已，可是對后世也有影響。錢穆當然也舉了其他人，他沒有集中地寫過，分散在很多地方，我只是把它們歸納起來而已。說不定我還把它們過分系統(tǒng)化了，如果是這樣，請大家諒解。所以，有時候，一些失敗的人，反比成功的人更有影響力。很多小人物，甚至是隱士，就不會成為“紀事本末”的對象。如果以事作為歷史的單位和主題，那么他們就不重要。但是他們在歷史上卻形成了一種潛勢力，在這個舞臺后面的臺子上，一直有影響力。

所以，什么可以成為歷史？這是我一直要關(guān)心的問題。什么可以成為歷史？歷史并沒有規(guī)定性，它可以把你們?nèi)繉戇M去，也可以只寫幾個重要的人物。什么可以成為歷史？這是我下一次演講的主題，如果還有機會的話。顯然，錢穆和梁啟超的看法是不同的。

梁啟超還是認為，有事情、重大事情才是歷史，雖然錢穆對歷史人和自然人的區(qū)分可能是受梁影響，但是他認為有一種潛在的、精神的、舞臺后面的，在當時并不發(fā)生作用，但卻對后來的歷史產(chǎn)生重大作用。

這方面，章太炎雖然沒有講得這么詳細，但他也有同樣的看法。人，不一定是重要的人，他們都強調(diào)人。所以，錢穆在1970年代在耶魯大學訪問的時候，他跟當時耶魯?shù)囊粋€西洋史教授辯論的時候，那個西洋史教授反復跟他講：在我們西洋歷史里面，事情最重要，人不重要。錢穆跟他講：沒有人，哪有事情？而錢穆確實有很多關(guān)于人、關(guān)于歷史中的人的這個意見都是針對傅斯年、胡適和左派史學等等而來。比如，他在認為重物甚于重人的時候，不但是批評左派史學過分重視物質(zhì)社會經(jīng)濟基礎(chǔ)，也批評中研院史語所——大家知道，錢穆先生一生對中研院史語所是很有意見的，我忘了在他全集里面的哪個地方。其實他的全集非常好看，可是數(shù)量太多了。比如，不知在哪里提到，當時國史館要把人物成立各種列傳，這個是國史館一直在做的。但是不知道當時做一件什么事情，錢穆在回復中寫：很好，但千萬不要送到史語所去審查。他大概覺得史語所是另一種史學。他對中研院的考古，尤其是從事地下考古，非常不贊成。他認為過度重視物。那么，傅斯年的意思是，沒有考古挖掘之前，商朝的事情只有那么一點點，一二十年，可信不可信都還不知道；可挖出來以后——你看《殷墟卜辭綜述》——幾百年，從這里面得到關(guān)于商朝的知識，可以變成一本七八百頁的大書。但是，anyway（不管怎么說），錢穆當時認為這是過度重物而不重人。這個重物而不重人里面，既有左派史學的味道，也有中研院史語所的味道。

錢穆認為，傳統(tǒng)史學的書寫里面對人的重視，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史學本來就應(yīng)該寫人。希臘羅馬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他的史學不重視人，這是錢穆的話。不重視人，碰到?jīng)]落也就無法可循，沒有辦法可以挽回了。但我不知道，他根據(jù)什么推斷希臘羅馬后來的史書不重視人，我也不太清楚，不過這是他的話。所以錢穆在1930年代以后，一直到他死，都偶爾會把這個問題再提出來。我的感覺，他會覺得，近代的史學是一場足球賽，只看到球跑來跑去，結(jié)果沒有人在踢。

但是呢，他好像又過度了。好像認為太談社會經(jīng)濟、太談結(jié)構(gòu)的問題、太談地下史料等等，這些就破壞了他所理想中的史學。這個其實在他的文字里，包括他 《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論衡》 等好幾部書里面，都隱隱地表示，好像反面才是對的。

所以，最后我對這個問題要把它回過頭來再說幾句，我贊成他對人的重視的部分，可是我不贊成他以上皆非的態(tài)度。

年鑒學派：

人不重要，集體心態(tài)才能反映歷史

結(jié)構(gòu)主義史學的影響，我覺得真正大影響是在布羅代爾所代表的年鑒學派。布羅代爾深受涂爾干的影響，涂爾干學派在社會學上最重要的就是講collect（集體），講集體的再現(xiàn)（presentation）。涂爾干說，什么叫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就是你到北大來，你不是跟校長發(fā)生關(guān)系，你是跟整個學校的一個集體的東西發(fā)生關(guān)系。你不能被一塊石頭絆倒以后，就說是校長的問題，因為你是跟一個社會事實在發(fā)生關(guān)系。年鑒學派敘述他們歷史的時候，常常都回溯到涂爾干的這個部分。

可是我個人還是深信，尤其是在布羅代爾，他們深受這個當時法國流行的結(jié)構(gòu)主義的影響。再加上要反擊法國最主流的蘭克史學影響下以政治史為主——認為一個個政治人物個人是改變歷史的最重要力量。布羅代爾很不喜歡這些，因為各位知道他們都是在邊緣的學者，大學是最邊緣的；在雅爾薩斯那邊的一個邊緣地段，他們不是Sorbonne（索邦大學），不是巴黎大學最古老校區(qū)的教授，他是從邊緣來開始戰(zhàn)斗的，所以他反對這個東西。

年鑒學派的影響表現(xiàn)在很多方面，包括我上次講的心態(tài)史。凱撒和他的士兵共享了一個心態(tài)mental habit（心態(tài)習性），這種就是collect表現(xiàn)的東西。所以這又不只是布羅代爾的一種影響。從馬克·布洛赫的著作里面，一種集體的心態(tài)反映在國王可以用手按著你的頭、治愈你的疾病。這樣子的一個史學，這要相信涂爾干的collect，才會去往這方面思考。

可是，結(jié)構(gòu)主義也是非常重要的，對布羅代爾而言。當然，還有我剛剛講的，對傳統(tǒng)的蘭克史學重視個人、重視政治人物、以政治史為主、認為這些人就可以改變世界的這種徹底的翻轉(zhuǎn)，所以布羅代爾有名的書大都在否定個人有任何扭轉(zhuǎn)乾坤的重要性。在《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中，真正跟那場戰(zhàn)爭有關(guān)的只有七八十頁，而那本書有一兩千頁。因為他認為其他的氣候、地理、封建系統(tǒng)等等這些longue durèe（長時段）的東西、結(jié)構(gòu)性的東西才有力量,如地理、氣候等等；次重要的是經(jīng)濟，他稱為conjuncture（事態(tài)），中間的這個conjuncture；而事件是最沒有力量的，事件是歷史的泡沫，人是歷史的泡沫。布羅代爾的On History（《論歷史》）這個論文文集里面，我不知道有沒有中譯本，很多地方都提到人是歷史的囚徒，只有長期不變的這些東西是真正的關(guān)鍵，它們透過限制來影響歷史的發(fā)展。

比如一座山擋住你，你可不能像愚公移山把它鏟平。布羅代爾曾經(jīng)在一個地方講過，我家門口有一條河，它可能會阻擋你跨過，但是有一天你也可以坐船，跨出那一條河游遍全世界。但是無論如何，你要承認那一條河你影響不了它、移不動它，那個結(jié)構(gòu)在那里，那個比你更有力量，事件只是泡沫。布羅代爾說，他有一個晚上在巴西看煙火，煙火放上去天空大亮，可是煙火掉下來，黑暗馬上攻占了所有。他說，人就像這些煙火一樣，就好像是事件，人是歷史的囚徒。而強大的是longue durèe長時段的因素，像經(jīng)濟conjuncture。布羅代爾后來在一九七幾年出過一本關(guān)于資本主義的書，也是好幾冊，里面就反對Karl Polanyi（卡爾·波拉尼）。

有一對波拉尼堂兄弟，他的堂弟Michael Polanyi由物理化學家而成為哲學家，寫過一本PersonalKnowledge(《個人的知識》)。我個人認為，他是在講知識里面有一種個性化或個人化的知識。

他的堂兄弟Karl Polanyi（卡爾·波蘭尼）寫了一本書叫《巨變》（The Great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Our Times）?！毒拮儭罚蚁敫魑挥袥]有讀過？他認為，好像18世紀歐洲有一個市場的革命、市場機能、市場形式散布到各個領(lǐng)域里，形成一個巨大改變。布羅代爾說，沒有這個東西，人沒有這么大力量可以一下子造成一個市場。上次我們提到韋伯的《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布羅代爾完全反對，他認為沒有這個東西。好像人可以造成一個資本主義，因為基督新教然后配合什么什么，從而形成一個資本主義，他認為沒有這些東西。他認為，這些形式本來都存在，只是它什么時候成為一個dominant決定性的，什么時候還是邊緣。他還是長時段的這個看法。他認為，歷史上的個人，沒有像《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講的那樣，沒有那些新教徒如何能夠改變?nèi)祟愡@種模式。布羅代爾認為，人是歷史的囚徒，人有作用，但是人是有限的，這些是泡沫。

福柯：

埋葬了活人的知識

?？略凇吨R考古學》里有一個地方宣稱“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man，上帝死了，人就死了。在The Order ofThings（有人譯成《詞與物》)這本書里面，第九章講“人及其副本”，也是宣稱這個。

第一，“人”是很晚才發(fā)現(xiàn)的觀點，在17、18世紀的一種認識論皺褶之下才產(chǎn)生的。“一種皺褶之下”——這個我到現(xiàn)在還沒有辦法完全理解——而且，近幾個世紀產(chǎn)生的人文學科都沒辦法真正了解，使得人的真正意義從他們的指縫之間溜走了。當然，他認為現(xiàn)在的人文科學以及經(jīng)濟學、語言學等等，都有一個系統(tǒng)，他對這個系統(tǒng)有很大的批判。我們每天都在弄的這些東西，他認為整個形成有很大的問題。他追溯這些系統(tǒng)，就覺得這里面有很大問題。人的真正的意義，反而被這些人文學科聯(lián)合埋葬了。人的真正意義，我猜測他要講的是比較“存在性”的，反而從這些人文學科指縫中間溜走。

還有一個，他在“人及其復本”里面講到，他就講，人跟他的double（復數(shù)）。人既作為被認識的，也作為認識的主體，這個是矛盾的。人怎么可以既作為被認識的人、被人文科學研究的人，同時又是研究者呢？這里面有矛盾。

福柯對于人的死亡，他講得很復雜，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也只是有興趣所以看一看他。他倒不是完全宣稱這個東西，可是他喊出了“人的死亡”、“人的消失”這樣的口號，他給人造成一種感覺，其實對他以外的很多學科包括歷史學，是產(chǎn)生一定作用的。雖然他其實講得很復雜，“人”是很晚才產(chǎn)生的，人文學科是有問題的，它埋葬了很多真正活著的人的知識，從它的指縫之間溜走了。第三，man and his double，人和他的復本是完全矛盾的角色，人沒有辦法進行認識。這些對西方近代的史學有暗示性，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有語言轉(zhuǎn)向。

人的“復返”：

對歷史人物或團體要有苛責

到了年鑒學派第三代，按照Peter Burke（彼得?伯克）在The French Historical里Revolution里面的講法，從地窖到閣樓。他認為，第三代到了閣樓，也就是1990年代前后出現(xiàn)的開始寫人物傳記，像勒高夫?qū)懙摹妒ヂ芬住贰Ｋf，原來在地窖的階段，是否定人的，在它最盛的時候是在地窖階段，然后它慢慢到了一樓，然后慢慢到閣樓的時候，它又發(fā)現(xiàn)了人的功能。所以是有一些，即使在西方最否定人的時候，他們還是有很多人認為不行，而且在輿論上、在宣言上跟它做對抗。

但是，我最重要的也是最后我要講的，要有歷史的教訓。對歷史上的人物或團體，要有一個道德的苛責。如果人在里面沒有作用，如果希特勒只是德國經(jīng)濟不景氣循環(huán)的一個產(chǎn)物，如果斯大林只是俄國官僚階層的mouthpiece（惡魔代言人），那么你怎么來看這些歷史？二戰(zhàn)反思的結(jié)果，德國是整個結(jié)構(gòu)的產(chǎn)物，是德國大部分人都有責任。但如果你承認希特勒在里面的作用，那希特勒跟他的團體要自己負責。所以，在史學的觀點里面，包括對人，其實反映的是歷史的課責問題。

到底誰有責任？如果所有都是結(jié)構(gòu)所為，人在里面很少力量，那這些人都沒有責任，是他整個國家的責任。但如果說，承認他也有責任呢？這就很不一樣了。

當然，苛責的方式有很多，現(xiàn)代史學里面不再重視歷史的苛責，也不太重視所謂歷史教訓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史學的很重要的原始的目的，就是苛責。這些也都是不能不考慮的。我們只能說，它不是在你下筆的時候，要時時刻刻想的問題。但是，史學里面還是有這個責任，還是有這個課責問題。如果它們都是結(jié)構(gòu)的，如果人在里面只是泡沫，那么這些事情怎么課責？

我曾在一個短文里舉了四個的例子，都是討論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書。認為他們都是結(jié)構(gòu)的產(chǎn)物，他們是不景氣循環(huán)的產(chǎn)物，他們是大的歷史背景的產(chǎn)物，那這個人就沒什么重要責任。你也可以把他說得很小。所以這里面不僅牽涉到人跟歷史的問題，還牽涉到歷史的教訓和歷史的課責的問題。

但是我最后要提到的一點就是，我從梁啟超一路講到西方史學，我不是認為這些都沒有作用，不是認為20世紀新史學里面對歷史中非個人性因素或是非人格性impersonal force的作用的強調(diào)完全視若無睹，我覺得它們正是20世紀史學最重要的地方。

結(jié)構(gòu)性力量和“人”

的作用都應(yīng)交相考慮

套用我一句常常用的話，我們今天討論今天的文化，不能假裝五四運動沒有發(fā)生。討論人跟現(xiàn)代歷史的問題，不能假裝這一百年來的這些史學的變化都沒有發(fā)生，而是應(yīng)該要考慮一下，不要回蕩在沒有生機的兩極。不是說討論這個問題，就要一定回到《史記》以來的傳統(tǒng)，似乎要回到傳統(tǒng)就一定要接受錢穆先生所講的“以上皆非”。我是認為這兩個應(yīng)該要結(jié)合。

即使有這么大的結(jié)構(gòu)性力量，但是人，少掉這些個人——少掉孔子、朱子、王陽明，我們的思想史就沒法講了。你不能說這些人沒有作用，可這些人的思想，我上次講的，他們的影響以及很多縱深的問題。所以我個人認為，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問題，不能假裝這些新的史學發(fā)展沒有發(fā)生，而是應(yīng)該把他們作為一個重要的考慮。

隨便舉一個例子，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現(xiàn)在的研究就覺得他想要做各式各樣的改革，但沒有成功，為什么？因為結(jié)構(gòu)性力量太大。所以，不能否認結(jié)構(gòu)史學，結(jié)構(gòu)是有很大的作用?？墒牵行┤诉€是有辦法從這里面扭轉(zhuǎn)，有些則完全沒有辦法。有辦法和沒有辦法，成功和失敗，在里面是怎么樣掙扎、怎么奮斗？史學家應(yīng)該在兩個地方都要寫出來——他的結(jié)構(gòu)的阻力是什么？而他個人努力是什么？這中間的故事，人跟他的結(jié)構(gòu)、人跟他長時段的關(guān)系是什么？前年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就是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寫的《21世紀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他去中研院演講的時候，我就問他，我覺得你深受布羅代爾的影響，長時段的影響。他說，沒錯。所以他討論資本主義的貧富差距的時候，其成因跟惡化，用的是兩三百年的長時段。用二三十年不夠，要兩、三百年。所以他是有他的建設(shè)性。

所以我還是回到我的話，不能假裝這些對impersonal force的發(fā)現(xiàn)沒有發(fā)生，而是應(yīng)該要重新把人帶回來。人在這個結(jié)構(gòu)里面，到底是本身什么作用？成功失敗，人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說這里面完全沒有人的這個角色。

所以我一開始講，我不是認為要恢復到——像臺灣的一些歷史研究者，他不知道其他歷史，或是回到像美國很多寫傳記的人，其實都是業(yè)余?？墒?，不能假裝這些事情沒有發(fā)生，也不能假裝人沒有存在。變成一場足球賽，只有球在跑，沒有人在踢。我主要講的是這個。

我曾經(jīng)在一個小場合里面提到這個問題，所有人都跟我說，那你應(yīng)該去寫一本傳記。我說，我的意思不是這個。其實，寫傳記也是要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否則你就無法解釋尼古拉斯二世，這么努力怎么會不成功？怎么會不成功，這里面就有很多層面。我上次跟你們講，拿破侖攻打俄國的時候，托爾斯泰就說我們沒法計劃戰(zhàn)爭。不管怎么計劃，都是到時候手忙腳亂的胡亂搞一下。那個俄國的元帥就說，作為一個軍事和政治領(lǐng)導，最重要是要謙虛地體會那個巨大的神秘力量，往往是它幫我們把所有事情都做了?？墒?，決定要這樣做的，也還是那個元帥。換成別的個人，他可能就更加手忙腳亂了。但這個俄國元帥就說，你要耐心地等待并聆聽那個巨大的力量，即使決定了要這樣做的，也還是他的個人，也仍然是個人與那個巨大力量之間的interplay（交互作用）。

講了這么多，我不是要說，還是回到那種很簡單地認為，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改變世界——像普列漢諾夫批評費爾巴哈那樣的史學，尤其是18世界前半段的歷史學。然而，我覺得充分體驗，然后把人考慮進去，這是我個人對這一百年來史學發(fā)展的反思的一個想法。謝謝各位！

轉(zhuǎn)載于：“歷史學研究通訊”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