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歷史名人·牛大年（邵伯宋朝進士）

南宋慶元至淳祐年間，一位來自江都邵伯的官員，以其畢生踐行的“清操凜然”，為江都的士人傳統(tǒng)增添了新的精神風骨。牛大年，字隆叟，他既非權傾朝野的宰輔，亦非戰(zhàn)功赫赫的將帥，卻憑借始終如一的廉潔、切中時弊的諫言以及務實惠民的地方治理，在南宋中期的官僚群體中樹立起一座品格的豐碑，成為江都歷史上理學精神與清廉吏治相融合的代表人物。

牛大年出生于運河古鎮(zhèn)邵伯，其具體家世雖史籍記載不詳，但慶元二年（1196年）登進士第，標志著他通過科舉正途踏入南宋政治舞臺。牛大年注重心性修養(yǎng)，強調士大夫氣節(jié)，關注天命人心。這種精神底蘊，奠定了他一生“以廉潔自守”的內在準則和直言敢諫的政治風格。

進士及第后，牛大年初任作監(jiān)主簿，這是一個掌管宮室建筑的實務官職。然而，他很快便在更為核心的政治場合——皇帝“入對”問策時，展現(xiàn)出超越其職務的遠見卓識與過人膽識。他向皇帝提出了兩條根本性的建議：

其一，“人主當以天命人心之所系致念”。此言論將君主統(tǒng)治的合法性與“天命”“人心”直接關聯(lián)，提醒皇帝其權力不僅源自傳承，更取決于百姓的擁護與社會的穩(wěn)定，極具強烈的民本思想與警示意味。

其二，直指“士氣久靡”的弊病。他尖銳地指出，若要振作士氣，朝廷必須首先有“扶持作興之意”，營造崇尚名節(jié)、鄙夷貪利的風氣，如此士大夫方能培養(yǎng)出“持正秉義之操”。這番論述，直指南宋官場因偏安享樂而滋生的精神萎靡與功利主義，可謂切中要害，顯示出他對國家精神支柱衰變的深切憂慮。史書評價其言論“多剴切”，即切實懇切，絕非泛泛而談。

牛大年的才干與品德，在地方任職期間得以充分彰顯。他曾出任黎州（今四川漢源）知州，并兼節(jié)制黎、雅州戍軍馬。在這樣一個地處西南邊陲、軍事壓力較大的州郡，他推行了多項務實政策：

強軍恤兵：主動修繕軍事裝備，并申請增加地方財政對戍邊士兵的補貼，以鞏固邊防、體恤士卒。

救荒恤民：當州境遭遇特大水災時，他毫不猶豫地動用自己的官俸積蓄，緊急救助災民。

離任清風：任期結束奉調回朝時，他的行李簡樸到僅“一夫荷擔”的程度，與當時許多官員離任時車船滿載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如此清廉惠政，自然贏得了黎州百姓的感念與贊譽。

此后，他還在四川擔任都大提舉茶馬司等重要職務，主管重要的邊境茶馬貿易與織錦事務。告老還鄉(xiāng)時，依舊“不載一物”，其廉潔操守始終堅定不移。

憑借卓越的地方政績與卓著的清譽，牛大年被召回歷任工部郎官、軍器監(jiān)主簿等職。他再次獲得入對機會時，所奏之言依舊鋒芒畢露，直指吏治核心——“請懲貪吏”。這與他早年振作士氣的呼吁一脈相承，旨在肅清政治環(huán)境。

其后，他的官職穩(wěn)步升遷，先后擔任秘書監(jiān)、起居郎，并獲授“崇政殿說書”這一榮譽頭銜，得以在皇帝身邊講解經史，其道德學問備受認可。最終，他以寶章閣待制的崇高貼職，提舉太平興國宮這一宮觀閑職，榮耀退休。去世后，朝廷特贈其四級官階，以示褒獎。這一仕途結局，是對他一生清正勤勉的官方定論。

牛大年的成就在于，在一個士氣漸趨萎靡的時代里，始終堅守并踐行著儒家士大夫的理想品格。

他是“清操凜然”的踐行者：他的廉潔并非口頭宣稱，而是從地方到京都、從入職到致仕，貫穿一生的身體力行。在黎州以私財賑災、離任時行李簡陋、掌管茶馬織錦不染分毫，這些細節(jié)共同塑造了一個無比堅實的清廉形象，在當時乃至后世的各種《廉吏傳》中，他都占據一席之地。

他是“剴切”務言的諫臣：他的政治見解，聚焦于“天命人心”“振作士氣”“懲治貪吏”等根本性、風氣性問題。這表明他關注的是王朝統(tǒng)治的精神根基與官僚體系的整體健康，體現(xiàn)出理學家“正人心、格君心”的政治關懷。

他是理政有方的能吏：在黎州任上，他治軍、恤民、救災，舉措具體且有效，證明他并非空談道德的迂腐文人。 而是一位具備扎實行政能力的務實官員，清廉與能干在他身上實現(xiàn)了完美統(tǒng)一。

牛大年所散發(fā)的光芒持久且純凈，他代表了南宋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一部分士大夫以內心道德準則抵御外部惡劣環(huán)境的抉擇?！扒宀賱C然”這四個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墓志銘，更為邵伯古鎮(zhèn)綿延千年的文脈，增添了一抹剛正不阿、克己奉公的厚重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