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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947)，二十歲的錢弘佐離開人世。十九歲的錢弘倧繼位為君。

　　1、錢弘倧的繼位

　　錢弘佐在闞璠之獄后，任命了一個新的都監(jiān)使：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臨安人，出自錢镠之母水丘氏家族。他和程昭悅、兩個都監(jiān)使，都是錢弘佐發(fā)動福州之役的功臣。

　　但錢弘佐當初與程昭悅合謀誅殺闞璠，不過是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利用，臨時茍合，本來沒什么忠信可言，加上程昭悅在事后“多聚賓客，畜兵器，與術士游”，不能令人不防，錢弘佐去世前在水丘昭券的幫助下把他殺了，同時釋放了錢仁俊。

　　至此，吳越國內牙軍的兩個最高領袖是：內衙統(tǒng)軍使胡進思與內衙都監(jiān)使水丘昭券，一個是內牙宿將，一個是王親國戚。但水丘昭券在軍隊中的地位很難與胡進思相提并論。

　　錢弘佐雖然殺了程昭悅，但對胡進思卻沒有采取行動，一來大概是他沒這個力量，胡進思畢竟不同于程昭悅，后者只不過是內牙軍的暴發(fā)戶，在軍隊中沒有基礎，底子不足；胡進思卻是久經(jīng)戰(zhàn)陣、久握兵權的大將；二來，錢弘佐與胡進思之間也確實處得不錯，胡進思大概是為了報答錢元瓘的知遇之恩，為了不辜負錢元瓘的顧命重托，盡心盡力輔佐錢弘佐。

　　后來，他受到錢弘倧的侮辱，回到家里，設了錢弘佐的靈位，“被發(fā)慟哭”。但錢弘佐做夢也沒有想到，胡進思會在他去世之后掀起比闞璠更大的政治風波，把他弟弟給廢了。

　　錢弘倧被廢的經(jīng)過，詳見《吳越備史》卷三《忠遜王》篇末總序：

　　自忠獻王時諸校驕慢，雖屢加誅殛，而在位者皆優(yōu)禮遇之，及王纘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吏三人。而統(tǒng)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每有僭越，必顯責讓，進思頗憂懼不自安，屬內銜指揮使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于都監(jiān)使水丘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請于王，且容之，王猶豫未決。承訓亦懼，反以謀告進思，進思遂亂，率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猝愕入義和院，進思繅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風疾，傳位于[弘俶]。”因率諸將迎今大元帥于私第，且言于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于廉下，曰：“俟見新君?！边M思等亟出搴廉，德昭乃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元帥，元帥曰：“若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边M思承之，元帥始視事。于是進思殺水丘昭券，進思妻曰：“他人可殺，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殺之？”

　　但是，對于胡進思是如何“干預政事”，錢弘倧如何“責讓進思”的，《吳越備史》都沒有說明。

　　據(jù)《新五代史》卷六七《吳越世家》：

　　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恃，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兵于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大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边M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鐘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保將殺己。是夕擁衛(wèi)兵廢倧，囚于義和院，迎做立之，遷倧于東府。

　　又據(jù)《資治通鑒》卷二八七后晉高祖天福十二年七月條：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后，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赟。既而孺赟悔懼，以金簡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tǒng)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倧從之。

　　《資治通鑒》卷二八七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條：

　　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

　　弘倧問進思：

　　“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焙雮徳唬骸叭粍t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嘴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于此?！边M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yè)，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贊歸福州，及孺赟叛，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

　　2、福州之役

　　可見，錢弘倧與胡進思的矛盾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兩人政見不同。

　　主要表現(xiàn)在福州問題上。

　　從開運元年(944)到開運三年(946)的兩年間，福建方面共三次向吳越請求救兵。可能是鑒于建州之役的失敗教訓，前兩次吳越均未作出答復，甚至在福建方面第三次請求救兵、吳越國內進行討論時，大部分將吏仍認為：“道路險遠，難于師救”。

　　但年僅十九歲的錢弘佐毅然作出了出兵的決定。

　　需要指出的是，錢弘佐出兵福州與他父親出兵建州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次軍事行動。錢元瓘出兵建州，開始時也曾受到對方邀請，但他的本意乃是貪圖對方的疆土，想趁著王氏子孫內亂撈點便宜，實際上是對吳越國一貫以來連橫抗吳外交政策的一種背叛。而當錢弘佐之時，時易勢異，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當時閩國不僅內生變亂，更重要的是外遭侵凌。南唐想吞并福建！一旦讓南唐野心得逞，吳越除了東面臨海，其余三面將全部處在南唐的包圍之中。

　　錢弘佐說：“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我為天下元帥”云云，不過是虛張聲勢的堂皇之言，前面一句話“唇亡齒寒”卻道出了吳越出兵福建的真正用心。因此，吳越國軍隊的福州之行是完全符合“尊奉中原，連橫諸藩，對抗淮南”這一基本國策的。

　　事實上，與南唐相比，吳越國從閩國的滅亡中獲得了更多的戰(zhàn)略利益。閩國滅亡之后，南唐在表面上占有了除福州之外的整個福建，但土著出身的留從效仍盤踞漳、泉二州，他名義上是南唐的臣屬，實際上是獨霸一方的藩國；他后來又與吳越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并向中原工朝稱臣納貢，實際上代替原來的閩國成為吳越的戰(zhàn)略伙伴。

　　而且，南唐在這一戰(zhàn)役中也耗費了大量的積蓄，“征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捕雞不著反損米。

　　吳越國能取得福州之役的勝利，從吳越國自身講有兩條，首先是它年輕的君主具有非凡的勇氣和堅定的目標，開始時讓大臣就是否出兵進行表態(tài)，一旦作出決定，就下令“即有異議者斬”。

　　其次，他為這次軍事行動作了周密、妥善的部署，讓水丘昭券負責用兵，程昭悅負責應援運輸，元德昭負責謀劃，一切都顯得有條不紊。

　　因此，當吳越國的第一支救援部隊被困在福州城中時，他能派出第二支援兵。錢弘佐在戰(zhàn)前還作了一番軍事動員，“遣將誓師，辭命明肅”。在此以前，朱文進、王延政曾先后向吳越請求援兵，吳越雖未作出反應，但錢弘佐大概在那時即開始考慮出兵問題，并著手募集士兵，組建了一支新軍。這支新軍在后來的福州之役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南方之捷，多其力也”。

　　吳越能夠取勝，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它的對手南唐的衰敗無能。

　　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元宗李璟貌似寬厚大度，實質儒弱無能。當時南唐政府頗受黨爭的困擾，南方的土著官員與來自北方的僑寓官員之間互相傾軋，缺乏明確、連貫的對外軍事政策。

　　在福建問題上，土著官員主張出兵，但他們提出這一建議只是為了其自身的黨派私利，而不是從國家長遠的戰(zhàn)略利益著眼。

　　開運元年(944)，朱文進殺王延羲篡位，南唐樞密副使查文徽表請對閩用兵，自言攻之必克，但一旦兵臨建州城下，聽說漳、泉、汀三州已經(jīng)歸附王延政，嚇得馬上退兵，致有邵武之敗。既克建州，土著黨人又想趁勝奪取福州，在這一提議遭到李璟的反對之后，樞密使陳覺又大言夸口，主動要求去說服李仁達歸附，到了福州，見李氏態(tài)度倨傲，竟嚇得連提都不敢提一下就匆匆而還。

　　事后又覺得無功而返太丟面子，便矯詔遣人召李仁達入朝，又擅自發(fā)兵去逼迎李仁達。李璟對陳覺自作主張、先斬后奏的舉動非常惱火，但由于有人對他說，既然已經(jīng)兵臨城下，不可半途而廢，也只好如此了。

　　可見，南唐在發(fā)動福州之役前未作充分準備，完全是一次帶有偶然性、富有戲劇性的軍事冒險。

　　第二，這次軍事行動缺乏統(tǒng)一、有效的指揮。

　　鎮(zhèn)守建州的永安節(jié)度使王崇文雖為統(tǒng)帥，但樞密使陳覺卻在他的上面頤指氣使；馮延魯、魏岑也上下其間，爭權用事；部下的將領們彼此爭功，不能團結作戰(zhàn)。而且，由于南唐在取得福建之后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強在那里的統(tǒng)治，泉州刺史留從效雖也參與對福州的進攻，但騎墻觀望，不肯出力用命。

　　因此，從開運三年(946)八月到天福十二年(947)三月，整整七個月，南唐軍隊不能攻克福州。當吳越海軍在白蝦浦擊敗馮延魯部之后，北城及福州東南尚有大量唐軍，根本未受任何損傷，福州外城仍在南唐手中時，軍中傳出謠言，說吳越根本不想占有福州，只想把李仁達接應回去。

　　于是有人建議南唐駐守福州東南方面的大將王建封，索性把困在內城的李仁達和吳越國的軍隊放出城去，全取福州。但王建封由于不滿陳覺的專橫，竟燒營而去。留從效見狀，當然更不會猶豫，全軍而退；接著福州城北的唐軍也一哄而散，把好好一座福州城拱手讓給吳越?？梢?，福州之役完全是南唐自己打敗了自己。

　　第三，南唐軍隊在戰(zhàn)術上嚴重失誤。吳越軍隊在白蝦浦登陸時，面對泥濘的海灘，只有鋪上竹簀才能上岸，而福州城南的唐軍萬箭齊射，吳越軍隊根本連鋪竹簀的機會都沒有。

　　但南唐大將馮延魯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命令停止射擊，讓吳越軍隊從容登岸，企圖將之一舉殲滅，徹底斷絕城中的希望。當時手下有人勸他：“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zhàn)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

　　但馮延魯不聽勸告，一意孤行，終致福州之敗。

　　年輕的錢弘佐實在是贏得非常僥幸的！

　　3、第二次福州之役

　　錢弘佐占有福州后，命鮑修讓鎮(zhèn)守福州。鮑修讓是吳越國開國功臣鮑君福的兒子。

　　后漢天福十二年(947)，李仁達派他的弟弟李孺賓到杭州，要求朝見吳越國王。這年六月，在平定福州僅僅過了三個月之后，年輕的錢弘佐溘然與世長逝，終年二十歲。七月，李仁達如愿以償?shù)貋淼胶贾?，覲見吳越新君錢弘倧。亡國之臣，寄人籬下，感覺畢竟不好，李仁達馬上后悔起來。他向手握兵馬大權的吳越國實權人物胡進思求情，要求回福州，胡進思答應了他的請求。但這樣一來，福州就出現(xiàn)了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心懷疑忌的福州故主、威武節(jié)度使李仁達；另一個是帶著重兵駐扎在那里的吳越國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兩人互不相協(xié)，矛盾愈演愈烈。

　　到十二月，李仁達開始密謀投奔南唐，鮑修讓先發(fā)制人，帶兵攻殺李仁達。事后，錢弘倧派丞相吳程出鎮(zhèn)福州。這是第一次福州之役后吳越國方面的情況。

　　在南唐方面，土著官員對福州之敗似乎耿耿于懷，一心想著報復。三年之后，即后漢乾祐三年(950)二月，以平定建州功臣自居的查文徽再次從建州率兵東下，發(fā)動了吳越與南唐之間的第二次福州之役。

　　據(jù)《資治通鑒》與陸游《南唐書》，吳軍是先勝后敗，陳誨首先擊敗了吳越軍隊，接著查文徽冒險輕進，中伏被擒。

　　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查文徽為什么對來自福州的消息如此輕信？究其緣由，福州城內實有讓他輕信、讓他上當?shù)姆N種情由。第二次福州之役后不久，錢弘儇代替吳程鎮(zhèn)守福州。

　　《吳越備史》卷四《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乾德四年九月癸卯《錢弘儇附傳》載：

　　福州初歸我，將校有仇憾者，率多相誣。謂左右曰：“人各有憾，如一啟之，誣構交生，人相疑懼，豈國家推心懷遠之道也？”因悉不問，閩人莫不感悅。

　　由此可知，自吳越占有福州之后，駐守福州的將士之間即存在著矛盾與斗爭，彼此“誣構交生”。錢弘儇來到福州之后，對此種種“誣構”，“釋而不問”，結果“閩人莫不感悅”。

　　這里所說的“閩人”當是指閩國舊部，當吳越國人以新主人的姿態(tài)來到福州時，這些閩國舊人懷故傷情，不免會有種種感觸，他們與吳越駐軍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自然不可避免。

　　鮑修讓之殺李仁達即是這一矛盾暴發(fā)的結果。李仁達雖然死了，但政治上的整頓未必會馬上結束。閩國末年，歷經(jīng)軍亂，福州數(shù)易其主，軍隊之中的派系成分本來就比較復雜。所謂的“誣構”就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滋生，弄得人心惶惶。在這過程中不免會有一些人心懷兩端。事實上，從上引《吳越備史·吳程附傳》可以看出，在查文徽進兵之前，福州城內“將卒充溢庭廡，紛然不可遏”，一派亂哄哄的景象。這大概讓查文徽覺得有機可乘。

　　可見，吳越國是在內部尚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發(fā)動第二次福州之役，它最后雖然打贏了這場戰(zhàn)爭，但實在是贏得非常僥幸的。

　　4、錢弘倧與胡進思的矛盾激化

　　然而，錢氏王室與內牙軍在福州問題上的矛盾在錢弘佐時就已存在，內牙軍人反對出兵福州，而錢弘佐力主出兵。到錢弘倧時，既已占有福州，吳越國在如何統(tǒng)治福州上仍存在著爭論，作為內牙軍人的胡進思在這一問題上仍持保守態(tài)度，主張放回李孺赟，讓福州成為吳越的附屬國；而代表王室利益的錢弘倧則主張把福州收歸吳越國中央直接統(tǒng)治。

　　最后吳越國按胡進思的主張把李儒赟放回福州，但李孺赟回到福州后，卻馬上走上獨立之路，這無疑激化了錢弘倧與胡進思之間的矛盾。

　　錢、胡之間的矛盾在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為錢弘倧的意氣用事。如錢弘倧少年登位，不知稼穡之苦，對士兵賞賜過厚，作為吳越國的一個老臣子，胡進思上前勸諫，完全是一種盡心盡職的表現(xiàn)，怎么能說是干預政事？但錢弘倧不但不領情，反而把筆一摔，向他大發(fā)脾氣。至于他拿胡進思曾經(jīng)屠牛的事來侮辱他，更是大失人君之風。

　　本來，錢弘倧要抑制內牙軍人的勢力，也未嘗不是一樁善事。

　　但他一面不斷地侮辱胡進思，激化與胡進思的矛盾，一面卻沒有計劃，沒有謀略，更沒有行動。唯一的行動大概是想給胡進思“授予一州”，剝奪他的兵權。但這種伎倆在錢弘佐、胡進思當初對付闞璠時便已用過，胡進思自然不會上當。水丘昭券認為胡進思勢力太大，不好對付，叫錢弘倧不要盲動，他不聽；他與何承訓密謀對付胡進思，卻又猶豫不決，終于導致何承訓害怕陰謀敗露，索性倒戈投靠了胡進思，胡進思先下手為強，廢了錢弘倧。

　　錢弘倧被廢之后，繼位的新君錢弘俶與胡進思曾有一個約定：“能全吾兄，則敢承命”。

　　但胡進思很不放心，要求錢弘俶把錢弘倧殺了，斬草除根，以絕后患，遭到了拒絕。為了防止意外，錢弘俶還把錢弘倧遷到衣錦軍私第，派兵保護，并擊退了胡進思派來的刺客。錢弘倧后被遷至越州，“于臥龍山西寢后置園亭，栽植花竹，周遍高下，旦暮登臨，汔于四時。倧能為歌詩，亭榭間紀錄皆滿”。最后得以善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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