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的歷史可謂是一部模糊史、血淚史。947年冬日，吳越國都杭州的宮廷里，一場政變悄然發(fā)生。權(quán)臣胡進思率領親兵沖入宮中，廢黜了在位僅半年的忠遜王錢弘倧，另立其弟錢弘俶為王。在這場政變中，一位被稱為"君子"的大臣水丘昭券被殺害。他的死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五代時期禮樂崩壞，綱常淪喪的縮影。水丘昭券出身于與吳越王室有著深厚姻親關(guān)系的家族。

武肅王錢镠的祖母和母親均出自水丘氏，這一家族背景使他以國戚身份入朝為官。他歷任忠獻王錢弘佐，忠遜王錢弘倧及后來的忠懿王錢弘俶三朝，是吳越國的核心謀臣。在朝為官期間，水丘昭券以知書達禮，為人厚道著稱。當忠獻王錢弘佐想深夜派兵捉拿程昭悅時，他勸諫道："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這一建議體現(xiàn)了他遵循禮法，主張明正典刑的為政理念，錢弘佐因此認為他"深知大體"。水丘昭券不僅有君子之風，更有政治家的遠見。開運三年(946年)，南唐攻打閩國，閩國大將來吳越求救。吳越諸將多以"道險遠，難救"為由反對出兵，水丘昭券則從長遠利益考慮，以"救鄰恤災，古今通義"的道理力勸錢弘佐發(fā)兵相救。

947年三月，吳越軍大敗南唐，這場勝利不僅鞏固了吳越國東南邊境，也展現(xiàn)了水丘昭券的戰(zhàn)略眼光。與水丘昭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權(quán)臣胡進思的崛起之路。胡進思出身低微，曾以屠牛為業(yè)。他憑借軍功逐步攀升，在吳越國四朝為官，最終成為掌握實權(quán)的內(nèi)牙統(tǒng)軍使。當年輕氣盛的忠遜王錢弘倧繼位后，不滿胡進思專橫跋扈，君臣矛盾日益激化。在一次關(guān)于賞賜將士的爭議中，錢弘倧當眾怒擲筆于水中，對胡進思的勸諫表示不滿。

這種公開的羞辱使胡進思"大恨而退"，加劇了二人之間的矛盾。隨著矛盾激化，錢弘倧開始與何承訓，水丘昭券密謀驅(qū)逐胡進思。水丘昭券持謹慎態(tài)度，認為"進思黨盛，未可猝去，不如姑容之，以待日后解決"。然而這一謀劃被何承訓泄露給胡進思。胡進思先發(fā)制人，于947年冬發(fā)動政變，廢黜錢弘倧，并將其禁錮于義和院。在這場政變中，胡進思殺害了錢弘倧的舅舅和水丘昭券。政變后，胡進思立錢弘倧之弟錢弘俶為王，自己則繼續(xù)把持朝政。水丘昭券之死，生動反映了五代時期"禮樂崩壞"的社會現(xiàn)實。

歐陽修曾評價這個時代："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在這一時期，傳統(tǒng)的君臣綱常被武力顛覆，"兵強馬壯者為天子，武夫盜匪者為統(tǒng)帥"成為常態(tài)。門第觀念也開始淡薄，世家貴族政治逐漸瓦解。水丘昭券作為國戚兼君子，本應受到禮法保護，卻慘死于政變刀下，這正體現(xiàn)了當時禮法秩序的崩潰。胡進思妻子"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殺之"的哭訴，道出了當時有識之士對禮義廉恥淪喪的痛心。

水丘昭券死后，胡進思繼續(xù)把持朝政，直到948年因背疽發(fā)作去世。被廢的錢弘倧則一直被軟禁，最終于20年后去世。這場政變成為五代亂世的一個縮影：君子殞命于刀劍之下，禮法讓位于武力脅迫，世家尊嚴被軍功新貴踐踏。水丘昭券的悲劇命運，折射出那個時代價值體系的全面崩塌。但同時也告訴世人一個道理，一旦決定的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徹底，一切的妄想都是枉然，等局勢自己明朗是很艱難的，事在人為，應該主動介入，水丘昭券的“不如姑容之”其實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