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城里，有一座廣西境內最為著名的粵東會館，因為這里是百色起義記憶最為深刻的地方之一，自然的，也成為了百色重要的文化名片，文旅宣傳重點之一。

對于這座粵東會館里，人們談及最多，宣傳最多，研究最多，展示最多的，是它經歷過的那段紅色歲月，可是，這是一座有著300余年歷史沿革的古建筑，它所見證過的，不僅僅是百色起義彪炳千秋的時刻，還見證了百色城三百年間的興衰發(fā)展。

自然的，記載的故事也就多了。

比如，百色粵東會館里，還隱藏有一段少被關注的古代科舉狀元，科舉榜眼的人文內容。

那百色粵東會館，怎么和古代科舉的狀元，榜眼扯上關系呢？這就得從清末時的粵東會館的一次重建說起了。

百色粵東會館，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它的興建，和往來兩廣做生意的廣東商人有關。

清代初年，朝代更替，社會處于一個百業(yè)待興的經濟低迷時期，由此一些傳統(tǒng)的商幫進入廣西發(fā)展，由于地緣相近，文化相似，來自廣東的粵商抓住機會，很快就發(fā)展起來，帶動了廣西各地的經濟生活，為方便同鄉(xiāng)，同業(yè)溝通交流，互助互惠，粵商在廣西沿河很多的縣城，或圩集都建起的了粵東會館。

粵東會館是一處有著很明顯的地域性，行業(yè)性，商業(yè)性的場所，商旅到百色的粵商，也順從大流，建起了一座同樣的會館，成為了粵籍商人在百色城的重要落腳點。

初建的粵東會館，格局應該也有模有樣，但歲月流轉，風雨變幻，到清道光年時，這座歷經一百多年的建筑，也略有舊相，所以，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當時的廣東商人捐資發(fā)起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會館重修工作，由此，基本確定了今天的會館建筑范圍，也奠定了會館的在百色的地位。

但沒過幾年，在咸豐年間，由于太平天國，大成國兩大歷史事件的影響，廣西社會動蕩，依水系而興的粵桂間的商貿受阻，商貿業(yè)受到了巨大的沖擊，1860年（咸豐十年），當時太平天國石達開回師廣西，其部曾出兵攻打百色城，由此，位于城墻外街道，建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粵東會館沒能避免。

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社會秩序稍平，兩廣之間的商貿業(yè)重新流通，廣東商人再次組織一次對粵東會館進行重修。今天能看到的粵東會館建筑主體，墻面繪盞，屋脊上各種裝飾，基本就是這一次重修的遺存了。

百色粵東會館在同治十年開始的重修重建，但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持續(xù)了好幾年，主體建筑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完工，其他相關的建設，則一直延續(xù)到光緒六年（1880年）前后才基本結束。

因為是公共建筑，又有很強的地域性，加上是有著很重的“商會”背景，所以，當時很多的建筑材料，如木頭，石料雕像構件，磚瓦等等，都是從廣東順江而上運來來，正是如此，會館采用的是“分部承包捐建”的方式，接受各位商眾樂捐與建議，簡單說，就是整個建筑的資金來源很多，集資方式有眾資與獨資，認捐認建。

打個比方：普通的就是你捐一塊我捐兩塊集中起來，資金由相關重建管理的人員專門統(tǒng)籌運購，特別的如李商戶說屋頂裝飾所有資金由我一人出，我在廣東購買材料運來；梁商戶說一進大廳墻面所有繪畫裝飾的費用我包了，材料我在廣東運來；又或是幾個商戶共商出資買某些用料建設某一部分，也是從廣東自己購運過來等等。諸如此類，零零散散，最后歸置統(tǒng)一用于會館的建設與裝飾。

在古代，一座公共建筑基本建設成形，或是建設完成，都會有一個慣例，就是為建筑作個碑記，或是作個序文，并刻成石碑，置于建筑內，以示興祝銘記傳世。這類碑文一般是請有一定社會地位，社會成就的德高望重之人寫的。

百色粵東會館也不例外，那這樣重要的碑記，序文由誰寫呢？

這是由廣東商人所建的會館，這些商人南來北往，當中有不少人不說是人脈通天，那交友也是十分廣泛的，三流九教，達官貴人都認識個把，不知道是哪位大商，回到廣東南海，請出了譚宗浚寫碑文。

譚宗浚，廣東南海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進士，他這進士名頭得來可不簡單，本科一甲第二名，即傳統(tǒng)中所說的榜眼。

一位科舉榜眼，一位朝廷官員，他怎么會為遠在桂西腹地的百色粵東會館寫重建碑文呢？具體很難考證，但現在流傳有兩種說法。

一說他這人十分“好吃”，“會吃”，如現在飲食界中算是有名的老字號“譚家菜”，就和他有關系，有中國歷史上唯一由翰林創(chuàng)造的“菜”的說法，要是飲食文化中的菜系評選寬泛一點，不限于八大菜系的話，估計“譚家菜系”會有一席之地。相關的可以上網一搜，這里就不談了?？赡苷悄炒窝缦希型鶃戆偕珡V東的商人遇上和譚宗浚一桌，想到粵東會館碑文這事，于是請他所寫。

二說他早期是到過百色的，因為他在光緒二年時，出任四川學政，由廣東順水路繞道百色去四川赴任，他是廣東人，到百色時自然對粵東會館這樣的本籍會館有很多的親和感，有了親身體會，所以就寫出了這篇很有“親歷”感的《重修粵東會館碑記》，后來，光緒十四年（1888年），他從云南回廣東，經廣西隆安時，卒。

如碑記開篇：三江西去蓋羈人游眺之鄉(xiāng)六詔東來是大賈貿遷之地煙茅瘴箐久洗荒涼峒草瑤花近多農冶，這意境，可以說沒有到過百色，看過百色山水的人，是想象不出來的，特別是在古代的環(huán)境下。

《重修碑記》寫出來了，當然是要刻石的，可能譚榜眼寫的文是在非正式的場合寫下的，環(huán)境不同，字體不適合直接換成碑刻，于是，又有人找到另一位廣東人，梁耀樞。

梁耀樞，廣東順德縣人，這也是一位牛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狀元！清代廣東三位狀元中的最后一位。

他怎么會抄寫這篇《重修碑記》的用于會館刻碑呢，這個也沒法考證了，估計和譚宗浚有關。

兩人雖說年齡差十四歲，但縣籍同屬當時廣州府，科舉學習，考試過程必定是有過交集，交流的，兩人前后差一年中舉（梁1862年，譚1861年）；前后科進一甲前三，一個狀元 ，一個榜眼；同有過任翰林編修經歷，寫百色這碑文時，又正好都是同級的學政官，一個湖北提督學政（梁1875年），一個四川提督學政（1876年）......

總之，看兩人的人生經歷，無論是在學途在仕途，在家鄉(xiāng)在外地，兩人交集都很多，也很類似，熟悉之下，不說惺惺相惜那也是相互欣賞了。

那一個狀元幫一個榜眼抄個文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當然了，具體是怎么個事，現在說不清了，但簡單的一塊石碑上，出現“榜眼撰文，狀元書寫”，這也算是“百色粵東會館的石碑傳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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