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

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鄭 凡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入侵的不斷加深，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日漸高漲，形勢對國共兩黨合作的要求也更為緊迫。宋慶齡以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堅定的人民立場，率先打通國共兩黨的接觸與聯(lián)系，主張并著力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她高舉孫中山革命旗幟，為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釋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歷史作用。

一、打通國共高層接觸，推動兩黨再度聯(lián)合

九一八事變后，由于蔣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全部淪于日軍鐵蹄之下。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又制造了華北事變，亡國危機空前加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不斷深入，進一步變動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關系，使得原來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開始著重考慮如何聯(lián)合全部社會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zhàn)，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lián)軍，抗日救國。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而國民黨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和全國此起彼伏的抗日民主運動浪潮，內部也開始出現親日和反日的分歧。特別是華北事變后，國民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開始轉向強硬。蔣介石公開表示對日本不會無限度的妥協(xié)讓步，同時著手采用政治手段解決中共問題，他一方面調集大軍繼續(xù)“剿共”，一方面派出幾路人馬嘗試打通與共產黨的關系，這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渠道，就是通過宋子文請宋慶齡設法同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聯(lián)系。

1934年宋慶齡攝于上海。同年4月20日，宋慶齡、何香凝等聯(lián)名發(fā)表了《中華人民對日作戰(zhàn)基本綱領》。

宋慶齡作為孫中山革命理想與政策的繼承者與捍衛(wèi)者，一直奮斗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反抗國民黨獨裁統(tǒng)治的第一線。早在1934年，她就領銜公布了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即《中華人民對日作戰(zhàn)基本綱領》），并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得到十萬人的簽名支持，引發(fā)了國統(tǒng)區(qū)的群眾性運動。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后，以鮮明的立場和堅定的態(tài)度，主張停止內戰(zhàn)、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宋慶齡作為執(zhí)行委員，也為這一目標的實現而奔走呼號�！鞍艘恍浴卑l(fā)表后，宋慶齡聯(lián)絡何香凝、柳亞子等十多人率先簽名響應。她同樣大力贊同瓦窯堡會議決定，表示“我們唯一救亡圖存的要道，在全國立刻團結一致以全力抗敵”，積極推動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正確主張早日實現。

“八一宣言”

宋子文受蔣介石的指示找到宋慶齡，請她設法與中共取得聯(lián)系，將國民黨愿意同中共談判、重建國共合作關系的消息傳遞給中共中央。彼時宋慶齡雖早已宣布斷絕與國民黨中央的關系，但她認為蔣介石走出這一步是順應歷史需求的，與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的精神一致，如若功成，對國家和民族將極為有利。因此，她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并允諾全力以赴。通過商議，宋慶齡決定請當時在上海以牧師身份從事中共秘密工作、并和宋子文是大學校友的董健吾前往陜北。1936年1月，宋慶齡當面交給董健吾一封信件和一大包白藥，要他送到陜北瓦窯堡交給中共中央領導人。為了董健吾的旅途便利與安全，宋慶齡還給了他一張由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署的“西北經濟專員”委任狀，她反復叮囑董健吾要對密封的“要件”妥善保存，強調此行成功將“益國匪淺”。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董健吾與北方局的張子華一起奔赴陜北。因是受宋慶齡之托，他們在西安得到張學良的幫助，順利到達瓦窯堡。中共中央對宋慶齡送來的信息十分重視，經認真研究后，由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共同簽署了給國民黨的復信，表明中共“十分歡迎南京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lián)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針對國民黨提出的合作五項條件，明確提出了聯(lián)合抗日的五項具體條件。董健吾拿到復信后，即回到上海向宋慶齡復命，同時還轉上中共中央贈給她的三枚蘇區(qū)鑄造的刻有鐮刀和斧頭的銀幣和一套布幣。張學良其時恰也在上海尋找中共關系，宋慶齡認為在她處避難的共產黨員劉鼎是位非常合適的人選，即將他介紹給剛從瓦窯堡回來的董健吾，由董健吾從中牽線安排劉鼎去張學良處工作。劉鼎到西安后，與張學良交談廣泛，深受張學良的信任，促進了張學良“聯(lián)共抗日”思想的成熟與轉變。

董健吾

通過宋慶齡主持的董健吾陜北之行，不僅把國民黨愿意與中共談判的信息傳遞到瓦窯堡，同時也讓國民黨了解了中共明確的統(tǒng)戰(zhàn)態(tài)度，在國共兩黨的中樞之間搭起了一座橋，使中斷了近十年的兩黨關系重新接通。毛澤東在1936年9月親筆致信宋慶齡道：“1927年后，真能繼續(xù)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希望宋慶齡能以國民黨中委的資格作具體實際的活動，“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宋慶齡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與中共代表潘漢年多次研究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幫助潘漢年廣泛接觸國民黨各派代表人士，使其成為國共秘密接觸的重要牽線人。這大大地便利了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展開。雖然蔣介石此時的談判是以“收編”紅軍為目的，雙方無法取得共識與實質性進展，但國共高層進一步的廣泛接觸了解，為西安事變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作了開端醞釀與準備。

二、力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開啟國共合作大門

在國共問題停滯不前的時候，蔣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再赴西安，督促時任全國陸�？崭笨偹玖畹膹垖W良率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一道全力“剿共”，“畢其功于一役”。蔣介石厲色威脅已與紅軍達成停戰(zhàn)協(xié)議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如果反對其“剿共”命令就要嚴加處置。張學良在反復苦諫蔣介石停戰(zhàn)抗日甚至“哭諫”無果后，與楊虎城一起毅然發(fā)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及隨行大員十余名，宣布成立抗日聯(lián)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并通電全國，提出改組政府、停止內戰(zhàn)、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救國主張。西安事變的爆發(fā)一時震驚了海內外。

西安事變前夕，上海救國會因多次發(fā)表呼吁停止內戰(zhàn)、組成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而惹惱了日本方面與國民黨當局，國民政府逮捕了救國會的七位負責人（即張學良所言“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激起了全國人民和國內外人士的強烈抗議和譴責，許多報紙將這一案件稱為“愛國有罪”案。西安事變發(fā)生時，宋慶齡正忙于營救“七君子”，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后，她不禁為張、楊的愛國行動拍手稱快，與友人一起為“扣蔣”干杯，表示“不管下一步將會發(fā)生什么事情”。次日，時任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草擬了一份譴責張學良、楊虎城的聲明，請宋慶齡在聲明上簽名，宋慶齡斷然拒絕并明確表示：“張學良做得對，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的，只是會做得更甚于此！”宋慶齡密切注視著西安事變的進程，作為一個在政治風浪中歷經搏擊的政治家，她很快清醒地意識到，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救亡圖存是全民族的第一大事，此前她與蔣介石的紛爭雖然也是大是大非之爭，但大敵當前，應以民族大義為重，撇開個人和家族的恩怨，擱置政見和黨派的爭議。在一封未來得及公開發(fā)表的聲明中，宋慶齡表達了對西安事變的深思，她認為西安事變有將國家引入內戰(zhàn)的危險，從而給日本的入侵提供便利，處理不好將會導致更深重的民族災難。因此她強烈呼吁放棄個人不同政見，求同存異，組成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宋慶齡在政治上長期與人民和共產黨站在一起的堅定立場，使得她與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基本方針不謀而合。

1937年6月，為爭取釋放沈鈞儒等“七君子”及被捕的愛國者，宋慶齡等發(fā)起了“救國入獄運動”。上圖為被救出獄的“七君子”與救國會領導人馬相伯及杜重遠合影。右起：李公樸、王造時、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遠。

12月15日，宋慶齡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發(fā)表緊急宣言，呼吁全國各方勢力在抗敵救亡的大前提下，捐棄前嫌、和衷共濟，為全國抗戰(zhàn)而努力，為收復失地而奮斗。希望“政府當局能迅速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行抗日救亡的主張”，“采取真正抗日的步驟”，“停止一切現存的內戰(zhàn)，反對一切可能的新內戰(zhàn)”。“希望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一面恢復蔣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領東北和陜中健兒，馳赴綏遠，報助我晉綏將士，用事實來表示收復失地的主張”，并“和中央剴切磋商，實行抗日大計”。12月16日，宋慶齡與何香凝、馬相伯以全國各界救國會執(zhí)行委員的名義發(fā)表《為救國會七領導人被捕事件宣言》，抗議國民黨當局無理逮捕愛國領袖，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刻無條件恢復被捕七位先生的自由，釋放一切因愛國行動被捕的同胞”�！捌呔邮录笔俏靼彩伦儽l(fā)的一個動因，宋慶齡組織營救“七君子”，與張學良的愛國主張合拍且相互支持，共同推動著事變朝著良好的一面發(fā)展。

南京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在如何對待西安事變的問題上，分裂為“主戰(zhàn)”與“主和”兩派，“主戰(zhàn)派”主張武力討伐張、楊，并已派出飛機不斷轟炸西安周邊，內戰(zhàn)一觸即發(fā)。以宋美齡為代表的“主和”派力主通過政治手段解決西安事變，但由于不知道張、楊的態(tài)度，尤其不了解中共對此的立場而躊躇不前。宋美齡請宋子文去見宋慶齡，希望可以探聽中共方面的立場與動向，并請求宋慶齡出面斡旋。宋慶齡立即與駐上海的潘漢年聯(lián)系，將宋美齡的要求轉告他。潘漢年告知宋慶齡，中共中央和西安方面已決定歡迎南京派代表到西安面商解決。因宋慶齡的關系，潘漢年從上海到南京住進了宋子文公館，把收到的《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交給宋子文，請他向國民黨中央轉達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明確態(tài)度，并建議宋子文與端納一同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面談。就這樣，通過宋慶齡的從中斡旋，南京溝通了與西安方面的消息。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由顧問端納陪同飛往西安。張學良在見到宋子文時坦率地告訴他，只要蔣介石答應他與楊虎城通電中的八項主張，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將一致同意釋放蔣介石。周恩來也明確轉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參與此事，且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希望他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宋美齡在確定西安方面的和平信息后親赴西安談判，通過三方會談，蔣介石作出了撤兵、聯(lián)紅抗日、改組政府等承諾，而其中“分批釋放一切政治犯”一條特意指明要“與孫夫人商量辦法”，可見宋慶齡在保障民權、促成團結合作共同抗日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舉足輕重的地位。12月25日，蔣介石離陜返寧，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期間，宋慶齡雖然不在現場，但以她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發(fā)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精彩一筆。宋美齡在她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說：“當余心精神肉體憂勞交迫之時……孫夫人與其他戚友，掬誠慰藉，愛護之情，至足銘感�！薄耙虼�，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長與余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張討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文中對宋慶齡的深明大義和不計榮辱恩怨充滿感佩之情。而宋慶齡在西安事變中的主張和行動，不但促進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也加速了國共兩黨和談的進程。

三、高舉孫中山革命旗幟，敦促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為鞏固業(yè)已成就的和平局面，在“聯(lián)蔣抗日”方針的指導下，中共代表與國民黨展開談判，積極爭取國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中共中央通過廣播向全國發(fā)表《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主動對國民黨作出四項重大讓步，即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在特區(qū)政府區(qū)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共同綱領。同時提出國民黨方面保證在和平統(tǒng)一團結御辱方針下，停止一切內戰(zhàn)，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共同抗日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項要求�！拔屙椧蟆笔菍顸h抗日積極而合理的要求，“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作出的重大原則讓步，得到了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一致贊同，也推動了國民黨內部對親日派的斗爭。宋慶齡繼續(xù)為組織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而奔走，她在探視來滬養(yǎng)傷的蔣介石時，向其面交了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要求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請他斟酌考慮。1937年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商討對日政策以及對中共的方針，宋慶齡為配合中共積極的讓步政策，一改大革命失敗以來對國民黨中央的抵制態(tài)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員資格參會。會議開幕當天，她聯(lián)合何香凝等13人聯(lián)名向全會提出《恢復孫中山手訂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指出，“雖與本黨向處敵對地位之中國共產黨，亦愿停止危害本黨政權之企圖，擁護統(tǒng)一抗日，我黨更應乘此機會恢復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業(yè)�！绷Υ賴顸h改變立場，團結抗日。她在會上發(fā)表了題為《實行孫中山的遺囑》的演說，指出：“每一個中國愛國志士現在都慶幸政府在這些痛苦經驗之后已開始了解，救國必須停止內爭，而且必須運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wèi)中國國家的完整�！薄拔覉詻Q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實地尊奉孫中山遺囑，并采取有效的步驟來執(zhí)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國就能很快地從內部的騷亂與苦難中解脫出來，并且能獲得全世界極大的尊敬�！薄皟葢�(zhàn)必須不再發(fā)生，和平統(tǒng)一必須實現，我們必須趕快建立反抗外來侵略的中國國防�！彼c汪精衛(wèi)親日派反共叫囂作了堅決斗爭，“在今天居然還可以聽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調，這是多么荒謬！我們要先打斷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嗎？”由于會上國民黨親日派和頑固分子的阻撓，宋慶齡等人的提案未被通過。然而，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的歷史趨勢已經不可逆轉，汪精衛(wèi)提出的“剿共”方針遭到與會大多數人的反對。大會最終決定將“武裝剿共”改為“和平統(tǒng)一”方針，以四項“最低限度之辦法”回應了中共的“四項保證”，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會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葉劍英與國民黨蔣介石、顧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多次進行了關于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談判中，中國共產黨非常尊重宋慶齡，向她及時通報談判的情況和征詢她的意見。

1938年，宋慶齡和保衛(wèi)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部分成員合影。右起：廖承志、法朗斯、克拉克、宋慶齡、廖夢醒、鄧文釗、愛潑斯坦。

盧溝橋事變后，形勢對兩黨合作的要求更為迫切。周恩來7月去廬山與蔣介石談判前特地拜訪了宋慶齡，向她詳細介紹了有關當前時局及中共的政治主張、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治方針，同時還把此次向蔣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予宋慶齡，征求她的意見。宋慶齡看了非常高興，表示完全贊同和堅決支持中共中央的正確主張。她特地發(fā)表文章指出，“雖然內戰(zhàn)已經停止，但是關于與共產黨和解的事卻尚未得到任何官方消息”，批評國民黨對國共和解設置障礙，讓中國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宣傳和取消階級斗爭等是缺乏合作誠意的無理要求，表示“共產黨希望與政府合作抗日的誠意，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證明。他們曾盡一切努力來維持中央政府與東北軍之間的和平。釋放蔣介石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主張的。他們已盡了最大力量來保持中國的團結”，“他們所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攜手共赴國難”。宋慶齡高度贊揚中國共產黨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勇做抗日先鋒的態(tài)度，強調國共兩黨是否合作，關鍵在于國民黨方面，同時重申孫中山“共產主義是民主主義的好朋友”的思想，強烈呼吁國民黨“遵循孫中山聯(lián)合工農的政策，決不應拒絕共產黨在救國工作中所給予的幫助。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須團結在一起”。推動國民黨加快前進的步伐，大力促進國共再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抗戰(zhàn)時期，為了促進國共第二次合作，宋慶齡摒棄前嫌，回到姐妹們中間，站到了妹夫蔣介石的身旁。

在共產黨的積極努力和宋慶齡等愛國人士的共同支持下，9月22日，國民黨通訊社發(fā)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于次日發(fā)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宋慶齡歡欣鼓舞，無比激動，“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她連續(xù)寫出《國共統(tǒng)一運動感言》《兩個“十月”》等文章，表達自己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由衷的高興和愿望，“回想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兄弟黨，在最近十年以來，互相對立，互相殺戮……到最后，這兩個兄弟黨居然言歸于好，從新攜著手，為中國民族獨立解放而斗爭”。兩黨的聯(lián)手抗日，讓她對中國的未來滿懷勇氣，“充滿了希望的白晝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長黑夜……我們翹望自由，我們的心隨著鼓舞起來。今天在我們領土上的每個角落里我們聽到了炮火的怒吼，這是慶祝我們全國統(tǒng)一的禮炮”。她誠摯呼吁國共兩黨真誠坦白合作，吸取兩黨分裂的歷史教訓，繼承孫中山遺志，維護工農大眾利益，和人民打成一片，“本著‘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古訓，誠信地友愛地團結成一體”�！耙磺羞^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應該一筆勾銷，大家都一心一意，為爭取對日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而共同努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將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

第二次國共合作從發(fā)軔之始，到西安事變爆發(fā)出現歷史的轉折，直至廬山談話后真正實現，能夠成功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與宋慶齡卓然有效的工作是分不開的。鄧穎超曾在文章中對她深情寫道：“你比荷花更高潔，比青松更堅貞，周恩來同志曾稱你為‘國之瑰寶’，你是當之無愧的�！彼螒c齡以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與中國共產黨相互支持，密切協(xié)作，大力推動國民黨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zhàn)、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正確主張，竭力推動國共合作，團結救國，以包容的心態(tài)和大無畏的膽識為中國革命形勢的向前發(fā)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鄭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