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全是趙匡胤的功勞，他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而且趙匡胤的功績相對有限，不是說他功績小，而是相較于秦皇、漢武、唐太宗來說，趙匡胤的文治武功要遜色不少。

為什么說趙匡胤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因為在趙匡胤篡位之前，后周王朝在郭威和柴榮的治理下，國力大增，已經(jīng)具備了一統(tǒng)天下的實力，并且已經(jīng)展開了統(tǒng)一戰(zhàn)爭。

后周開國皇帝郭威篡位登基后，勵精圖治，尊崇儒家，以儒道治國。

郭威是一個心懷天下的人，他曾經(jīng)跟大臣說：“朕出身貧寒，嘗盡了人間各種艱難困苦，如今有幸成為皇帝，又怎么敢用百姓的錢供養(yǎng)自己過上奢華的生活，而讓天下百姓陷于困苦呢”

所以，郭威雖然做了皇帝，卻始終以身作則，奉行節(jié)儉的生活作風。

在治理國家方面，他廢除了唐末以來的各種苛捐雜稅，與民休息，大力發(fā)展農業(yè)，提高生產力，使得后周國力日益增強。

郭威在位期間，在輕徭薄賦這件事上，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廢除了營田務和牛租。

所謂的營田務，就是唐朝末期以后實施的一種組織農業(yè)生產的管理方式，具體就是由朝廷公開招募那些因戰(zhàn)亂、天災、土地兼并等各種原因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再將朝廷實控的土地租給這些流民耕種，并且給他們提供農具和種子，而管理這些土地和農民的機構叫做營田務。

營田務不屬于地方州縣，而是由朝廷中央的戶部直接管理，流民租了這些土地耕種后，就變成了營田戶。

這里面最關鍵的地方就在于，這些土地并不是農民私有的，他們是從朝廷租來的，因此每年需要向朝廷繳納高額田租。

農民相當于是在給朝廷打工，而且每年要交的田租是很高的，雖然朝廷會給他們免除地方徭役，但也限制了人身自由，不準他們擅自離開。

到了郭威所處的時代，已經(jīng)是五代十國后期，在那個亂世當中，苛捐雜稅很多，要交的田租也很高，再加上管理機構腐敗，這些農民負擔也越來越重。

農民也開始意識到，自己每年辛辛苦苦耕種，最后種出來的糧食，大頭都上交給了朝廷，自己能留下的，僅僅只是圖個溫飽而已。

對于農民來說，無論他們再怎么努力，最終的都只是滿足溫飽，不會有更好的結果，要是朝廷加征賦稅的時候，處境還會更加艱難。

所以，農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生產積極性越來越低。

郭威出身底層，深知其中的利弊，他做了皇帝后，直接廢除營田務這種機構。

最關鍵的是，那些農具、耕牛、種子、房屋，還有土地，原本是歸朝廷所有的，現(xiàn)在郭威下令全部無償分配給營田戶農民。

這些營田戶直接就變成了自耕農。

史載，這項政策實施的第一年，就有三萬多戶營田戶農民解放出來，因此人人歡欣鼓舞。

自此以后，農業(yè)生產力大幅提升，因為這些農民以前是給朝廷打工，一年到頭再怎么努力，也分不到多少糧食，現(xiàn)在土地、農具、房屋都成了他們私有的，也就是說，農民現(xiàn)在是為自己打工，往后種出來的糧食，都是他們自己的，不需要再向朝廷上交高額田租，因此生產積極性很高。

而另外一項牛租，指的是后梁太祖朱溫實施的一項收稅制度。

當年朱溫攻打淮南的時候，擄掠了上萬頭耕牛，后來他在自己的地盤上，把這些耕牛租給農民使用，然后收取牛租。

但是到了郭威時代，都已經(jīng)過去幾十年，當年的那些牛早就死了，可牛租卻每年都要收取，這就是苛捐雜稅之一。

郭威于是下令廢除，極大緩解了百姓的負擔。

這些都只是郭威治國政策的一部分，其他還有很多與民休息的政策，雖然郭威在位只有短短四年，但在他的這些政策下，后周百姓的生活有了改善，國力開始蒸蒸日上。

郭威死后，柴榮登基為帝，是為后周世宗。

在郭威的基礎上，柴榮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其文治武功更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首先是整頓吏治，柴榮采取強硬手段整治腐敗問題，使后周吏治煥然一新，接著重開科舉，選拔人才。

五代十國亂世，武人稱雄，加上亂世當中，兵連禍結，重武輕文成了當時的主流，柴榮深知打天下靠軍隊，可要治理好天下，需要的就是治國人才。

因此，柴榮除了重開科舉外，還隨時留意和提拔一些有能力的大臣，后周王朝因此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人才輔佐柴榮。

在經(jīng)濟和民生方面，雖然郭威廢除了營田務，但那只是一部分農民受益，由于常年戰(zhàn)亂，導致大量的農民逃亡或者被擄掠，這些農民逃亡或者被擄走后，留下大片田地無人耕種。

柴榮于是下詔，少地或者無地的農民，可以向朝廷申請，去開墾那些無主的田地。

此外，對于那些外出逃亡的農民，如果三年內返回的，可以拿回一半的土地，五年內回來的，可以拿回三分之一的土地，至于那些邊塞地區(qū)，被契丹人擄走的，如果十五年內回來的，也能拿回三分之。

這樣一來，少地和無地的農民有了土地可以耕種，那些外出逃難的農民也大規(guī)模返回，農業(yè)生產力開始大幅提升。

除此之外，柴榮還展開了一次滅佛行動。

為什么要滅佛呢？

因為五代十國常年戰(zhàn)亂，而寺廟卻是一塊比較安穩(wěn)的地方，無論是當時的軍閥還是落草的土匪，害怕遭報應，一般都不會對寺廟下手。

最關鍵的是，只要出家做了和尚或者尼姑，就可以不用繳納賦稅。

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苛捐雜稅壓得人喘不過氣的時代，大量的人為了躲避戰(zhàn)亂和逃避賦稅，選擇出家。

這樣一來，就會導致社會勞動力匱乏，朝廷賦稅收入減少。

為了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提升國力，柴榮展開了滅佛行動，經(jīng)過一番整頓后，后周三萬多座寺廟，最終只保留兩千余所，大量的僧人、尼姑還俗，轉為正常勞動人口。

大量的壯勞力回歸，既帶動了農業(yè)生產，又充實了兵源。

而賦稅方面，柴榮頒布《均田圖》，按照田畝數(shù)量征收田租，廢除正稅之外的一切苛捐雜稅，農民的生存空間大為改善，國家經(jīng)濟取得較大的提升。

與此同時，柴榮十分重視水利工程，他不僅多次親臨黃河沿岸視察，還調動大量民力修筑河堤，疏通中原地區(qū)的運河、漕運。

在軍事方面，柴榮以強中央，弱藩鎮(zhèn)為原則，展開了一場軍事變革。

當時后周的中央禁軍分為侍衛(wèi)司和殿前司兩支，侍衛(wèi)司是正規(guī)軍主力，殿前司是皇帝的警衛(wèi)部隊，規(guī)模較小。

這場改革，具體地說，就是裁撤禁軍中戰(zhàn)斗力較差的老弱，補充體格健壯的進去，同時擴編殿前司，使其兵力規(guī)模和侍衛(wèi)司基本持平。

接著對藩鎮(zhèn)開刀，首先是挑那些實力較弱的藩鎮(zhèn)，撤銷節(jié)度使，將轄區(qū)收歸朝廷直接管理，而對于其他暫時不能動的藩鎮(zhèn)，則進行削弱。

具體辦法就是，在整個后周控制區(qū)域招募壯士，充入禁軍，招募士兵也不是誰來都收的，而是要求各地藩鎮(zhèn)進行選拔，只有通過各種體能測試，合格的壯士才能加入禁軍。

各地藩鎮(zhèn)軍隊中的士兵，也要進行選拔，凡是精銳士卒，都要選出來送到京城，編入禁軍。

這樣一連串的改革之后，各地藩鎮(zhèn)的民間優(yōu)質兵源、軍隊中的精銳士卒，通通被編入禁軍，藩鎮(zhèn)招募不到優(yōu)質的兵員，現(xiàn)有軍隊中的精銳也被調入禁軍，由此導致藩鎮(zhèn)軍隊遭到削弱。

而中央禁軍則因此招募到大量優(yōu)質兵員，戰(zhàn)斗力與日俱增，和藩鎮(zhèn)軍隊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經(jīng)過全方位的改革后，后周國力大漲，可以說是國富兵強，一躍成為當時天下第一強大的割據(jù)王朝。

這些還都是文治方面的。

在武功方面，柴榮先是把周邊接壤的幾個割據(jù)政權打服，最后北伐契丹。

柴榮登基之初，北漢聯(lián)合契丹進犯后周，柴榮親率大軍征討，在高平之戰(zhàn)大敗北漢，回來后不久，他又揮師西進，攻打后蜀，成功攻占秦、鳳、成、階四州。

后來，柴榮又三次親征南唐。

南唐當時是南方割據(jù)王朝中實力最強的，經(jīng)過三次大戰(zhàn)，后周擊敗南唐，攻占南唐江北的淮南地區(qū)，迫使南唐皇帝李璟割地求和，歸附后周，并且主動去帝號，只稱“江南國主”。

經(jīng)過這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南唐被打得傷了元氣，無論是打后蜀還是打南唐，柴榮攻占的新地盤，都是戰(zhàn)略要地，秦、鳳、成、階四州是將來攻滅后蜀的橋頭堡，淮南地區(qū)是南唐的軍事、經(jīng)濟重鎮(zhèn)，沒了這塊地區(qū)，南唐從此一蹶不振。

此后，柴榮揮師北上，試圖收復燕云十六州，可惜，在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之時，柴榮突發(fā)疾病，不久便病死。

柴榮死后，7歲柴宗訓登基為帝，趙匡胤在不久之后發(fā)動陳橋兵變，篡奪了后周江山，建立宋朝。

從整個歷史的進程來看，趙匡胤之所以能很快終結五代十國亂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靠柴榮留下的雄厚家底完成的。

換句話說，趙匡胤接手江山時，郭威、柴榮已經(jīng)把統(tǒng)一天下前期最難的部分做完了。

在郭威、柴榮的勵精圖治下，后周國富兵強，而且柴榮已經(jīng)把北漢、南唐、后蜀都給打殘了，趙匡胤接手后，執(zhí)行的是最后一步操作。

面對那些不成氣候的割據(jù)政權，宋朝憑借后周時代積累起來的強大的兵鋒和國力，基本上就是摧枯拉朽，毫無懸念。

所以，趙匡胤能終結五代十國亂世，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了郭威和柴榮的肩膀上實現(xiàn)的。

而事實上，到趙匡胤死的那一刻，都尚未完成天下一統(tǒng)，他的文治和武功相較于秦皇、漢武、唐太宗來說，要遜色不少。

這種情況下，如果稱趙匡胤為千古一帝，其實是不恰當?shù)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