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甘肅定西、廣東汕尾等地相繼將器官捐獻納入“見義勇為”評定范圍，當專家們言之鑿鑿地宣稱這是“政策創(chuàng)新”“精神契合”，一場披著公益外衣的概念綁架正在上演。這些所謂的專家建議，看似旨在破解器官供需缺口的民生難題，實則是對見義勇為精神的粗暴曲解，對器官捐獻倫理的嚴重背離，更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政策短視——用稀釋道德榮譽的代價，換取表面的數字增長，最終只會讓兩份偉大的善舉雙雙變味。

一、概念偷換：見義勇為的“勇”與器官捐獻的“愛”豈能混為一談

見義勇為的核心要義，從來都離不開“突發(fā)、危急、涉險”三個關鍵詞。它是路人面對落水者時的縱身一躍，是店主遭遇歹徒時的挺身而出，是消防員沖入火海時的逆向而行——這種在即時危險中突破趨利避害本能的抉擇，才是“勇”的本質，也是其榮譽含金量的根據，公安部2017年的條例草案早已明確，見義勇為是“為保護他人人身財產安全，挺身而出同違法犯罪作斗爭或搶險救災救人”的行為，其核心是無義務前提下的風險擔當。

而器官捐獻，無論是逝世后的遺體器官捐獻，還是生前的造血干細胞捐獻，本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人道主義選擇。它需要捐獻者及家屬在理性權衡后作出決定，經過嚴格的醫(yī)學評估、倫理審核和法律程序，全程與“突發(fā)危險”無關，更不存在“挺身而出”的情境。福建江夏學院副教授黃凌云的提醒一針見血：兩者一個是“計劃性、程序化的公益奉獻”，一個是“緊急情境下的風險干預”，道德意涵與行為性質截然不同。專家們強行將二者捆綁，無異于把“雪中送炭”與“日常行善”混為一談，既模糊了見義勇為的核心邊界，也消解了器官捐獻的獨特崇高——當跳河救人的英雄與簽署捐獻協(xié)議的志愿者共享同一個稱號，這份榮譽的嚴肅性與識別度便在概念泛化中蕩然無存。

二、倫理失衡：用功利激勵污染自愿捐獻的純粹性

器官移植的倫理基石，是世界衛(wèi)生組織明確的“自愿、無償、知情同意”三原則。這份自愿，應當是不受外界壓力、不被功利誘惑的純粹選擇，是人類對生命敬畏的自發(fā)表達。而將器官捐獻納入見義勇為，本質是用榮譽背書、物質獎勵、權益優(yōu)待等外部激勵，扭曲了捐獻行為的內在動機。

各地政策早已暴露了這種功利性：東營直接給予5000元現(xiàn)金獎勵，漯河承諾職稱晉升優(yōu)先權，定西為捐獻者提供考核評優(yōu)傾斜。這些看似“暖心”的保障，實則是將崇高的人道主義行為異化為一種“有獎交換”。當捐獻器官能換來“見義勇為”的頭銜和實實在在的利益，原本純粹的愛心便摻雜了功利計算——有人可能為了職場便利而登記捐獻，有人可能在家屬壓力下為了“榮譽”而妥協(xié)，這種被激勵出來的“自愿”，早已背離了器官捐獻的倫理初心。更可怕的是潛在的道德綁架：當“不捐獻”被默認為“不夠高尚”，當家屬在悲痛中還要面對“為何不爭取見義勇為榮譽”的追問，器官捐獻便從“權利”異化為“義務”，這與“尊重捐贈者意愿”的倫理原則背道而馳。專家們標榜的“激勵效應”，不過是用功利主義污染人道主義的遮羞布，最終只會讓公眾對器官捐獻產生信任危機。

三、政策短視：用“創(chuàng)新”之名回避真正的民生痛點

多地政府將這一政策包裝為“響應國家條例的創(chuàng)新實踐”，但本質是回避問題的懶政思維。我國器官捐獻面臨的真正困境，從來不是缺乏榮譽激勵，而是社會偏見的根深蒂固、捐獻流程的信息壁壘、家屬權益的保障不足。不少家庭愿意捐獻卻怕被貼上“不吉利”的標簽，部分捐獻者家屬面臨后續(xù)生活困難卻求助無門，這些才是需要政策著力破解的痛點。

專家們不呼吁建立器官捐獻專屬的榮譽保障體系，不推動捐獻流程的透明化與人性化，反而選擇最省力的“捆綁式創(chuàng)新”，本質是用表面文章替代深層改革。更值得警惕的是政策的混亂性：南京曾明確駁回類似提議，認為捐獻屬于“志愿服務”不符合見義勇為認定條件，而汕尾、濱州等地卻爭相打造“地方樣本”；廣東省省級條例未將器官捐獻納入，地級市卻自行突破標準。這種“一地一策”的混亂局面，暴露了政策制定的隨意性，也讓公眾對“見義勇為”的認定標準產生困惑。當專家們沉迷于“政策創(chuàng)新”的噱頭，卻忽視了全國層面的法律統(tǒng)一與倫理共識，這種短視的政策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器官短缺問題，反而可能因為概念混亂、標準不一，引發(fā)新的社會矛盾。

結語：別讓“善舉”在功利捆綁中變味

見義勇為的榮譽，應當留給那些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器官捐獻的崇高，應當用專屬的尊重與保障來守護。專家們與其挖空心思搞概念捆綁，不如聚焦真正的民生需求：建立器官捐獻專屬的榮譽體系，讓捐獻者的善舉獲得精準認可；完善捐獻者家屬的人文關懷與生活保障，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加強科學普及打破社會偏見，讓器官捐獻成為一種理性自覺的社會風尚。

將器官捐獻納入見義勇為，不是對善舉的尊重，而是對兩份崇高的雙重傷害。當榮譽可以被隨意擴容，當愛心可以被功利量化，最終只會讓整個社會的道德評價體系失去分量。專家們該醒醒了：真正的公益進步，從來不是靠偷換概念的“創(chuàng)新”，而是靠對倫理的堅守、對民生的敬畏、對本質問題的直面——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