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但刑警此番前來并非單純是為了核實阿三頭是否去過她家這段事實的，而是為了調(diào)查潘春娟為何要對警方撒謊，而且還要買通蘇阿姨相幫欺騙刑警，這一節(jié)的背后是否隱藏著一個跟案情有關的內(nèi)容？于是，刑警就要求潘春娟對她之前的撒謊行為作出合理的解釋。

　　潘春娟卻不開口，只是低著頭嚶嚶哭泣。良久，潘春娟才抽抽搭搭地說，這是因為她生怕自己跟“阿三頭”未婚同居之事傳出去不好聽，才這樣說的。　這種說法顯然有些牽強，因為據(jù)刑警之前所知，眼前這個十九歲的姑娘在生活作風方面并不好，既然連黑道上都已經(jīng)替她起了“一枝花”的諢號，又稱其為“小阿飛”，那行為是如何放蕩就可以想見的了。而這樣一個主兒，對于真的是因未婚同居而介意自己的名聲的話，這顯然有些反常嗎？如此，刑警自然不肯輕易放過這個話題，要好好跟潘春娟討論一番了。

這時候，市局打電話找孫龍雷組長。經(jīng)轉(zhuǎn)達得知，說市局總機接到一個自稱“冷高峰”的男子的電話，向警方舉報一個情況：黃浦區(qū)無業(yè)社會青年朱福昌，最近充當幕后策劃者，指使幾名少年扒手專門在南京路上扒竊外賓錢包，舉報人稱，如果警方對此內(nèi)容感興趣，他愿在半小時后去市局專門向偵辦外賓失竊案的負責人當面提供詳細情況。接線員當時就答稱很感興趣，約對方前往市局見面。

　　孫龍雷一聽，自是大感興趣，當下就決定停止與潘春娟的談話，帶著老許、老王前往市局跟舉報人“冷高峰”見面。

　　但是，半小時后，“冷高峰”并沒有出現(xiàn)。孫龍雷三人又等了半小時，仍是沒有出現(xiàn)。顯然是有人忽悠警方或者是報假警，此時老許忽有所思：“我去打個電話�！�

　　這個電話是打往一小時前跟潘春娟談話的派出所的，讓他們馬上派人去潘春娟家查看潘春娟的情況。不一會兒，對方就傳來了消息：潘春娟離開派出所后，一回家就被一個高個頭的男青年接走了。

　　于是，刑警意識到，他們可能中了“調(diào)虎離山”的計謀。隨即驅(qū)車重返派出所，找了那個前去傳喚潘春娟和蘇阿姨的戶籍警，了解到他去潘家傳喚潘春娟時，那個高個子男青年已經(jīng)在哪里了，片警刑也沒有詢問對方是什么人、跟潘春娟是什么關系。

　　孫龍雷心里一動，隨即向戶籍警問了離潘春娟家最近的那個傳呼電話間的兩部電話機的號碼，然后打電話請市局方面立即向電話局查詢，得知其中一部電話機的號碼就是先前撥打市局總機的那個號碼。于是，猜疑就得到了證實：那個自稱“冷高峰”的舉報者，就是潘春娟被傳喚時待在她家的那個高個子男青年，他見潘春娟好久沒有回來，就打電話玩了個調(diào)虎離山計，使潘得以脫身。然后，兩人就雙雙離開了。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如此，基本上也可以證實孫龍雷在案情分析會上的那個觀點：潘春娟對于朱福昌證言問題上的故意隱瞞，其背后是隱藏著其他內(nèi)容的。

　　在案情分析會上，大家認為“冷高峰”對于朱福昌的舉報十有八九是子虛烏有，但一致認為所謂的“朱福昌指使他人作案”的可能應當予以排除，　在排除了“冷高峰”的舉報內(nèi)容后，專案人員開始討論如何查摸“冷高峰”其人的線索，認為還是當初查訪朱福昌的那一套辦法行之有效，就是從跟潘春娟熟悉的人那里了解“冷高峰”的情況。這個對象倒是現(xiàn)成的，就是阿三頭朱福昌。

　　朱福昌的扒竊嫌疑被排除后，當時就釋放回家，但此番派出所讓戶籍警去一叫，他就跟著來了。當警方讓他提供跟潘春娟關系密切的人，朱福昌先是一怔，繼而就說：“跟娟娟關系密切的人？有啊!除了我就是上官那小子了!”

　　朱福昌向刑警提供了以下情況，那個簡稱“上官”的男青年，名叫上官志成，住在八仙橋一帶，今年二十二歲，出生于馬來西亞，其祖父是華僑富商，去世時留下了偌大一份家產(chǎn)，三個兒子各分得一份。上官志成的父親上官嘉銘憑著這份遺產(chǎn)，在馬來西亞置了兩家工廠。1935年，上官志成出生于馬來西亞，次年，他隨同父親上官嘉銘來到上海。

　　上官嘉銘在上海開了一家棉紡廠和一家米行。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上官嘉銘為保住自己在上海的財產(chǎn)，參加了日本侵略者組織的偽政府，抗戰(zhàn)勝利后，上官嘉銘被國民黨“軍統(tǒng)”逮捕，以漢奸罪判了五年徒刑。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一批犯人，上官嘉銘也在其中，他一獲得自由就回到馬來西亞，連家眷也顧不上安排。這樣，上官志成以及其母親和兩個妹妹就只得留在上海，上官志成的母親是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當年她的丈夫決定投靠日偽充當漢奸時，她就堅決反對。反對不成，就向丈夫提出分割在滬財產(chǎn)，上官嘉銘對此沒有理由反對，只好點頭同意。于是，包括上官志成在內(nèi)的三兄妹就都有了一份不菲的財產(chǎn)和兩套洋房，由其母代為掌管，因此生活并沒有受到多大影響。

抗戰(zhàn)勝利后，由于上官志成之母的先見之明，和那份財產(chǎn)分割文件，保全了用三兄妹分得的財產(chǎn)以及一家毛紡廠的30%股份。解放國家實行公私合營政策，毛紡廠的那30%股份按規(guī)定獲得一定比例的定息。上官一家四口靠著兩套洋房的租金和優(yōu)厚的定息，過著優(yōu)裕的生活。上官嘉銘在海外已經(jīng)另外打造了一份產(chǎn)業(yè)，還不時寄來外匯和大陸上的短缺物品。

　　但是，上官嘉銘的妻子在分割財產(chǎn)方面有先見之明，但缺乏對子女的教育，因此上官志成自小看似斯文，卻是一個頑劣小兒，上官志成在讀書方面的智商很是有限，初中讀了兩年還沒有通過初一的考試，干脆輟學了。這時已經(jīng)是一個十八歲的小伙子了，因為家里有錢，就結交了上海灘上一些少爺，時不時出沒于舞廳、劇場、溜冰場、飯館，揮金如土，把父輩辛辛苦苦奮斗而得的錢鈔大把大把地揮霍，毫不心痛，還有著一種顯擺的快感。

　　上官志成長相斯文，揮金如土，很容易獲得一些經(jīng)濟條件平常但卻追求享樂的年輕姑娘的青睞。他也正是開始渴望接觸異性的年齡段，于是男來女往的游戲玩得很是熱鬧。

　　春節(jié)前，當時潘春娟已經(jīng)和朱福昌敲定為“朋友”了，她和鄰家的一位小姐妹一起去工人文化宮跳舞，正好遇到了也在那里跳舞的上官志成。潘春娟的長相，其實并不出眾，但她自有一種天生的媚態(tài)，一旦有意發(fā)揮起來，對于上官志成那樣的紈绔公子哥兒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潘春娟顯然也被上官志成的有錢人的身份所吸引，于是兩人就由結識開始來往了。漸漸的，關系好得就似戀人一般了。

　　朱福昌當時對此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上個月20日才偶然發(fā)現(xiàn)娟娟原來在腳踩兩只船，這當然是不允許的。這樣，他面臨著兩個選擇，一是主動退出，從此不再跟潘春娟來往；二是讓上官志成退出。朱福昌反復考慮后，決定實施第二個選擇。

　　像朱福昌這樣的主兒，做這種事情從來不拖泥帶水的，他一旦決定就馬上實施了。那天，打聽到潘春娟的父母都在上中班，他就去了潘家。進得門去，二話不說，先把門關上。娟娟還以為他要做那事，臉上露出一層媚笑，可眼前倏地一亮，一把磨得鋒利無比的匕首已經(jīng)架到了她的脖頸上，讓潘春娟去打電話把上官約來。

　　上官志成接到潘春娟的電話，好不高興，馬上來到潘宅。哪知迎接他的卻是朱福昌，當時上官志成差不多要比朱福昌高大半個頭，而且還學過西洋拳擊。所以真要是打起來，朱福昌還真不是上官志成的對手，但朱福昌實戰(zhàn)經(jīng)驗豐富，還有一股著上官志成所沒有的那股亡命之徒精神，只見 ，朱福昌把雪亮的匕首對準自己的腹部，說道：“上官你小子說一聲，退還是不退？不退，我就在自己肚皮上扎一刀，是死是活不要你負責”。

　　上官志成盡管是出了名的頑劣，但這種玩命的混混行為，他可是從來不曾見過，忙說不敢，因為他知道對方這一刀無論扎，公安局都會找他的。于是，上官志成選擇了妥協(xié)。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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