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沈鴻英出生在廣西雒容縣一個半農(nóng)半商的窮苦家庭。

爹走得早，娘只能走村串寨賣雜貨糊口，哥則挑著貨擔(dān)沿柳江討生活。

那年代寒門子弟想靠本分翻身太難了，但沈鴻英這小子，讀書只念了兩年，算盤打得溜，心思卻沒放正路上，總想著“算人”比“算賬”來錢更快。

后來他跟著哥學(xué)挑貨擔(dān)，走街串巷賣些針頭線腦，可沒干多久就嫌這活又累又不賺錢。

一天，他在柳州的賭館里認識了個被官府通緝的“游勇”頭目，那人看他長得人高馬大，下手也狠，就拉他入伙。

本來沈鴻英還在猶豫要不要丟了貨擔(dān)，一聽能拿槍吃“快錢”，當(dāng)場就把挑貨的扁擔(dān)扔了，跟著人家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當(dāng)。

現(xiàn)在回頭看，這一步他算是徹底拐進了歪路，可在當(dāng)時的廣西，山區(qū)多、官軍管不過來，匪幫一抓一大把，他能混進去，也算踩中了當(dāng)時的“亂局紅利”，只不過這紅利是用別人的安危換的。

沈鴻英當(dāng)土匪是真有一手，不僅敢搶富商，連官銀都敢動。

此前他帶人在姑婆山劫了平樂縣要送到桂林的十萬兩餉銀，這事兒把廣西巡撫氣炸了，懸賞五千兩要抓他。

官軍抓不到他，就把他哥沈鴻輝抓了下獄，最后還活活打死了。

這狠勁兒別說當(dāng)時了，放到現(xiàn)在聽著都讓人后背發(fā)涼，“沈跛子”（他腳有點跛）的兇名能讓廣西的小孩不敢哭，不是沒道理的。

落草十年，他攢下了三樣?xùn)|西：一支肯替他賣命的悍匪隊伍、能買通官府的金銀、還有對“時勢”特別靈敏的嗅覺。

這三樣?xùn)|西，后來成了他從黑轉(zhuǎn)白的資本。

1911年武昌起義后，沈鴻英立馬嗅到了改朝換代的味兒。

他主動找同盟會廣西支部，說要“率眾歸附革命”。

當(dāng)時革命黨人正缺能打仗的人手，就給了他個“義勇軍第三大隊長”的官，他這才算脫下匪袍換上了軍服。

可誰能想到，沒兩年“二次革命”爆發(fā)，孫中山派人來廣西策動討袁，沈鴻英一看袁世凱勢力更大，直接設(shè)宴把來人劉古香抓了，還押到桂林給斃了。

劉古香臨死前說“今日你賣我，明日必賣陸榮廷”，這話后來還真應(yīng)驗了。

殺了劉古香，沈鴻英就拿著這份“投名狀”投靠了廣西督軍陸榮廷，還被升了桂軍幫統(tǒng)。

更狠的是，后來陸榮廷讓他“剿匪”，他回了老家，把投降的200多個土匪請去吃慶功宴，酒過三巡就叫人把這些人全砍了，還把人家的婦孺賣到梧州、廣州的娼寮和礦場，賺的錢全揣自己兜里了。

如此看來，他這“剿匪功勞”，全是踩著別人的尸骨上來的，一點情面都不講。

靠著這份“功勞”，他一路往上爬，后來擁兵兩萬成了桂軍第三路司令。

可陸榮廷在第一次粵桂戰(zhàn)爭中敗了，沈鴻英一看老東家不行了，立馬又倒戈擁護孫中山。

沒幾年，他就當(dāng)上了桂軍總司令，手里有五萬兵，管著廣西一半的地盤。

搞不清的是，他就沒覺得反復(fù)倒戈丟人嗎？不過在當(dāng)時的軍閥堆里，這好像還成了“聰明”的表現(xiàn)誰勢力大就跟誰，能保住自己的權(quán)和錢就行。

只不過這種聰明，說到底就是沒底線，今天能賣別人，明天別人也能賣他。

當(dāng)上桂軍總司令后，沈鴻英就想當(dāng)“廣西王”了。

他暗中跟北洋吳佩孚聯(lián)系，打算南北夾擊拿下整個廣西。

可沒想到密電被李濟深、白崇禧截住了，這倆人聯(lián)合黃紹竑，打著“平叛”的名義把桂林圍了。

他的部隊雖然能打，可架不住對方人多還懂新戰(zhàn)術(shù)，后來桂林、柳州都丟了，他只能倉皇跑路，經(jīng)龍州去了越南，再轉(zhuǎn)去香港。

至此，他經(jīng)營二十年的軍隊全沒了，劉古香當(dāng)年的話算是說中了，他終究被更年輕、更狠的人趕下了臺。

不過沈鴻英逃去香港也不是兩手空空，早前在廣西當(dāng)大官的時候，他就把不少金銀、煙土、田契通過匯豐銀行轉(zhuǎn)到香港了。

到了香港，他一口氣買了中環(huán)威靈頓街、九龍加連威老道的整排騎樓洋房，還在新界粉嶺弄了千畝農(nóng)場，妥妥成了“港埠新貴”。

但沒了兵權(quán)的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花天酒地”上。

每天下午四點，他準(zhǔn)去皇后大道的“裕泰”賭檔，百家桌上一擲萬金，輸紅了眼就拔槍威脅荷官，最后還得巡捕房來調(diào)停；石塘咀的“詠樂”“賽花”兩家妓寨，他常年包著頭牌，后來還花三千港幣把花魁“阿綺”贖出來當(dāng)?shù)诹恳烫?/p>

吃飯就去香港大酒店、半島餐廳，一頓飯花幾百大洋，茅臺、白蘭地跟漱口水似的隨便喝；還在半山羅便臣道的豪宅里設(shè)“煙局”，請潮汕師傅熬制“陳膏”（鴉片），一天不抽就又哭又罵，跟廢人似的。

這樣荒唐的日子過了十三年，1938年日軍轟炸香港啟德機場，香港上空全是硝煙，他卻因為中風(fēng)加肺癆躺在瑪麗醫(yī)院的特等病房里。

臨死前，他還跟陪床的姨太說“把我柳州那箱金條藏好，別讓日本人搶了”。

當(dāng)年深秋，他就在維多利亞港的汽笛聲中死了，享年68歲。

可他死后也沒安生，五房姨太、七個兒子為了遺產(chǎn)鬧上法庭，匯豐銀行里的金條、地契、股票全被分了個干凈。

曾經(jīng)的桂軍總司令，最后只給香港小報留了個八卦頭條“前廣西王沈鴻英遺產(chǎn)案開庭，六姨太攜幼子哭哭啼啼爭產(chǎn)”，成了別人茶余飯后的笑談。

沈鴻英這一輩子，活成了民國軍閥投機者的縮影。

他身上有土匪的血腥，殺人越貨、視信義如廢紙；也有軍閥的精明，靠著“投誠—背叛—再投誠”的循環(huán)往上爬。

在他眼里，革命理想是貼在槍桿子上的標(biāo)語，主義是待價而沽的籌碼，底線永遠能為下一筆交易讓步。

可最后呢？權(quán)力沒保住，錢也沒留住，連死后都落了個笑話。

如此看來，不管在哪個時代，沒底線的投機終究是走不長遠的，就算一時風(fēng)光，最后也難逃翻車的命運。

而真正該記住的，是怎么不讓“沈鴻英們”的生存土壤再出現(xiàn)讓權(quán)力受制度約束，讓暴力不能當(dāng)晉身之階，這樣才不會再有這樣荒唐又可悲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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