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六十三歲的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女探險家伊莎貝拉·伯德，拖著那條不太靈便的病腿，第一次踏上了朝鮮的土地。

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老太太什么大風大浪沒見過？

可當她在漢陽（現(xiàn)在的首爾）街頭溜達了一圈后，整個人都裂開了。

她那雙看遍世界的眼睛，死死盯著街邊那些正在搗衣的婦女——她們穿著一種極短的上衣，短到胳膊一抬，整個胸部就大喇喇地露在外面，而本人卻神色坦然，完全沒有要遮擋的意思。

緊接著，她又去了日本。

在北海道和本州的鄉(xiāng)下，她更是被眼前的一幕震得七葷八素：在那熱氣騰騰的澡堂子里，男男女女赤條條地擠在一個池子里泡著，互相搓背聊天，仿佛性別這東西壓根不存在。

那一刻，西方人腦子里關于東方“含蓄、內斂”的濾鏡，碎得連渣都不剩。

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尚未開化的蠻荒陋習，甚至帶著有色眼鏡去獵奇。

其實吧，這兩件事背后，藏著東亞這兩個鄰居被地理環(huán)境和殘酷歷史扭曲的生存邏輯。

咱們先說韓國。

現(xiàn)在一提到韓國，大家腦子里蹦出來的畫面，往往是舞臺上穿著清涼、勁歌熱舞的女團。

不少人覺得這是為了迎合歐美審美，或者是資本為了博眼球搞出來的“軟色情”。

但如果把時間軸拉長，你會發(fā)現(xiàn)“露”這件事，在朝鮮半島那是有著極其辛酸且硬核的歷史根源。

在李氏朝鮮后期，街頭隨處可見這種穿著特制短上衣（叫“則構里”）的女性。

那衣服下擺短到只能勉強遮住腋下，胸部完全處于“真空”狀態(tài)。

這在當時的儒家禮教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但在底層百姓的邏輯里，這不僅不丟人，反而是值得掛在胸前的“勛章”。

為什么？

這事兒特別現(xiàn)實。

因為只有生了兒子的婦女，才有資格這么穿。

在那個重男輕女到了變態(tài)程度的時代，女性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了極致。

乳房在那個語境下，壓根就不是什么性特征，而是“傳宗接代”功能的防偽認證，是哺乳期的“工具展示”。

一個女人，只要敢這么穿上街，就等于向全社會高調廣播：“老娘生了兒子，完成了為夫家延續(xù)香火的最高KPI?！?/p>

就這一露，她在婆家的腰桿子就能挺直幾分，走路都能帶風。

這種習俗一直持續(xù)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并朝鮮后，殖民者覺得這畫面太“有傷風化”，丟了東亞人的臉，才讓警察拿著棍棒強行給禁了。

可是，歷史這東西，總是換個馬甲就卷土重來。

百年后的今天，韓國女團在舞臺上的“露”，雖然不再是為了炫耀生了幾個兒子，但本質上依然是一種被逼到墻角的生存手段。

現(xiàn)在的韓國社會，財閥壟斷了幾乎所有的上升通道，階級固化得像花崗巖一樣，普通人想跨越階層比登天還難。

在競爭慘烈到令人窒息的娛樂圈，當才華和努力不足以突圍時，身體就成了最后的武器。

從百年前為了生存“露乳”，到今天為了出道“露腿”，背后的邏輯從未變過：在一個高壓且等級森嚴的社會里，女性的身體往往最先淪為被消費的資源。

再轉頭看看日本。

日本這地方，整個就坐在環(huán)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上，地底下全是巖漿，稍微動一動就是地震海嘯。

但也正因為這“地獄模式”的地理構造，給了他們全世界最豐富的溫泉資源。

古代哪有什么熱水器啊，在這個物資極度匱乏、冬天冷得要命的島國，鉆進大自然的免費熱水里泡一泡，是古人治病、取暖、清潔的唯一方式。

既然是求生和生活必需，那就沒那么多講究了。

哪有那么多柴火給你燒兩鍋水？

哪有那么多空間給你分男湯女湯？

在江戶時代的“錢湯”（公共澡堂）里，甚至出現(xiàn)了一種極度反差的現(xiàn)象：平日里等級森嚴，武士見到平民都要擺架子，但衣服一脫，跳進池子里，大家赤誠相見，反倒實現(xiàn)了一種詭異的“眾生平等”。

這種在熱氣騰騰中的短暫釋放，被日本人視為“極樂”。

他們覺得，我在澡堂里看到異性裸體，那是為了洗澡，跟色情沒半毛錢關系。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會有“爸爸浴”這種奇葩習俗。

在日本父親的視角里，女兒給自己搓背、一起泡澡，不是男女之防的崩塌，而是“親情交流”和“盡孝”。

他們剔除了儒家核心的“仁”，卻無限放大了“忠”和扭曲的“禮”。

在他們的認知里，只要是為了家庭和睦（小集體的忠），父女共浴這種在旁人看來亂倫的事，反倒成了一種無需避諱的“天倫之樂”。

當然，為了省一缸洗澡水這種務實的原因，也是精打細算的日本家庭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這不就是古代版的共享經濟嗎？

只不過共享的是隱私。

無論是韓國還是日本，這種對身體界限的模糊，最終都導向了一個龐大的灰色產業(yè)。

二零零二年世界杯期間，有數(shù)據(jù)顯示，韓國的性交易金額一度超過了餐飲旅游業(yè)；而日本的風俗業(yè)在二零零零年前后就貢獻了數(shù)百億美元的產值。

這不僅僅是“開放”兩個字能解釋的。

二戰(zhàn)后，美軍的進駐給日韓兩國帶來了西方的性解放思潮，但這只是催化劑。

根本原因在與，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長期生活在極度壓抑的環(huán)境中——韓國是財閥只手遮天、容貌焦慮嚴重，所有人都在內卷的漩渦里掙扎；日本是職場等級森嚴、加上島國特有的末世危機感。

當精神壓力大到無法排解時，性產業(yè)和對身體的消費，就成了全社會宣泄壓力的出口。

這就像是一個高壓鍋，如果不留個出氣孔，早晚得炸。

所以，當我們今天獵奇地看待日本的“爸爸浴”或韓國的女團舞時，看到的不僅是風俗，更是歷史的傷疤。

一九零四年，伊莎貝拉·伯德去世。

她寫下的那些見聞，如今成了泛黃的紙張，但那片土地上的故事，依然在換著方式上演。

參考資料：

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韓國史》，探求堂，2000年。